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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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如果马克思错了(之一:稀缺)
稀缺,就是稀有、稀少、短缺、匮乏、不足的意思。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稀缺”,它可是西方经济学的祖传宝贝。没有“稀缺”,西方经济学及其价值理论就会稀里哗啦、嘁哩喀喳,土崩瓦解。这么说吧,西方经济学入门的第一课,就是“稀缺先生”闪亮登场。那么,“越不稀缺”的东西,真的“就越便宜”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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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如果马克思错了(引言)
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很遗憾,很多同学,包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同学,甚至包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授,其实并不相信劳动价值论。换言之,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嘴上讲着马克思,心中想念别的思(比如科思、诺斯、凯恩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嘴上也不敢(不屑)讲马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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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如此狭隘,还剩几多“科学”?
历史唯心主义正是拿叙述方法的这一特点来证明,观念或理论可以脱离实践( 实证) 而凭空产生。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些“材料”是不折不扣的经验存在,而并不是什么“先验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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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模型”,马克思就不“科学”啦?
破除经济学对数学模型的迷信,回归马克思主义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本质要求,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此,这里着重讨论普遍存在于经济学界的有关实证的两个误区,正是这些误区把科学实证异化成为狭隘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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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特朗普为何怕中国国企?
如果中国的国企“很糟糕”,那么特朗普还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崛起吗?如果中国的国企“没效率”,那么特朗普还害怕什么呢?如果中国的国企“很差劲”,就是狗屎一堆,那么美国高兴还来不及呢,干嘛非要跟中国的“崛起”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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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不只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
有位老师,她家祖上就是刘文彩的佃户(租种刘氏的土地,并向刘氏交纳沉重的地租)。我说:“你祖上深受刘大善人剥削压迫’。她却说:‘刘文彩是一个进步的大好人”。我问“怎么讲?”她说:“刘在安仁镇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修了一条马路”。我无语。这条马路,其实就是连接刘氏庄园与安仁镇的一条土路,以便于刘文彩的轿子通行。这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欺压了,反而更依赖于欺压者,甚至可能爱上欺压者,舆论导向到底要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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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不能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
我们之所以必须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解放思想,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论坛所批判的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很多并不是私有化和市场化不彻底,而恰恰是放任彻底私有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内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何种判断,不仅取决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取决于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仅是减税简政以提升资本的利润率,更理应发展公益教育、公共医疗,并提升社保水平,而不是发誓要将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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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质疑“告别无产”
从发展趋势来看,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有产者”和“无产者”,必然引申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既然“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在于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那么,只要在相对水平上提高“无产者”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无产者”就可以成为“有产者”。如此一来,改变“无产者”的“无产”地位就与所有制无关,一切逐渐消除私有制、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的努力(那怕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便成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多此一举。“告别无产”也就意味着我们“告别了革命”。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逐渐消除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又怎能从此告别了“所有制的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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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已然这样,做愚公还是做智叟?
身处“经济基础已然这样”的社会存在,与那些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甚至冷嘲热讽的智叟不同,年近90岁的陈先达老师尽力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做且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愚公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点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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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死了?
“现在各种满天飞的哲学”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这个问题与“哲学是否死了”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对“哲学”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以“对哲学有不同理解”为论据,进而得出“哲学死了”的结论,显然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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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做买卖”咋就做出了战争?
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政策;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主要实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自由贸易政策成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兴起,并成为各国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过去的以及今天的贸易战告诉我们,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贸易平衡”就是一个童话故事。所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辖区里“做买卖”,随时得有“准备打仗”的心理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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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何处去?天命管人命
自从中央提出“住房不炒”的原则以来,“遏制房价上涨”就成了宏观调控追求的目标之一,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然而,在人类尚不能用计划经济来自觉调控经济运行的社会,政策意愿与经济趋势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方差”。尤其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中,不仅由于政策属于“事后反应”而使其效果与现实之间常常错位,即使是政策的“事前作为”,往往也会因为市场的自发作用而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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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口口声声“讲法治”,但不能不讲逻辑吧?
马克思说:“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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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哪里,如何理解实践的本质?原本并无太大分歧。换言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如何用“唯物”这个范畴,来把握实践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这原本不是问题。然而近年来,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强调从“主观性”、“目的性”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强调从“能动性”来理解实践的本质,从而把“唯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基于”客观规律并“受制”于客观规律的实践,解读成“唯意志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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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质疑共产主义的三个理论困惑
2018 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 周年。重温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深刻论述, 不仅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纪念, 也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习近平有关“不能空谈”与“不能讳言”以及“不能丢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论述。对此, 笔者着重分析了当下有关共产主义的三个理论困惑, 基本结论是: (1) 私有制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共产党人有充分的理论自信把“消灭私有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2) 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分工”的思想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断并非空想, 而是有着坚实客观依据的科学结论。(3) 在未来社会, 直接计量劳动不仅成为可能, 而且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这时, 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不再被产品价值的表象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