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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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如何曲解韦伯的“价值中立”
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主张经验科学可以脱离价值判断,而是为了阐明在社会科学中无法通过实然获得应然,从而设立了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清楚表明研究目的和立场。然而,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刻意回避价值判断问题,但实际上却以单一的原子主义意识形态为其理论基石。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刻意地运用数学模型将自己打造成一门客观而“价值中立”的经验科学,另一方面又试图基于伦理自然主义而为现实提供辩护;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一种以客观和中立为借口抵制批判的“数学骗术”,最终将使经济学科退化为一门“伪道德中立”的“伪科学”。正是由于,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了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从而就呈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而无法为真正的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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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在现代经济中起何作用?
基于工作本能和虚荣本能,凡勃伦区分了两类社会制度:(1)动态的社会技术制度,它塑造了由工程师、科学家等组成的生产者阶级;(2)特定产权的礼仪制度,它塑造了由董事、经理等组成的企业家阶级。同时,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企业形态和企业家行为:(1)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出现了无主所有制;(2)生产与金融相分离,产生了商业和工业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就出现了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现代企业经营主要通过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获取优厚利润。很大程度上,正是企业家阶级的逐利行为造成了银行信用的收缩,最终引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由此,就需要重新界定企业家的内涵和作用:由虚荣本能驱动的企业家往往不是生产者而是投机者,不是技术革新者而是利润攫取者,其逐利行为往往对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而非创造性作用。进而,基于美国制度学派的二分法思维,我们就可全面地审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和企业家才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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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后:资本强权暴力选择的结果
只要一提起自由或自由主义,人们即刻就会想到多元化的价值存在,如宽容、自律、权利以及平等等,新自由主义将自己打扮成多元价值的维护者,因为它所推崇的市场鼓励了个人的自我选择。但究其实质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恰恰是不宽容的,因为它将市场经济的效率作为唯一或根本的评判标准,极力排斥了社会公益、社会团结、社会情感以及社会正义等主张和追求。强权者往往会以自由主义为名实行极权和奴役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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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也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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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十大考辨(上):自由的本质内涵和特性
为了促进新自由主义的扩散和传播,英美等国政府还致力于这样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利用庞大的经济实力加强对学校、媒体、出版社和法院的影响。相应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逐渐渗透到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进而扩散到媒体舆论中,从而就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了民众的观念、偏好和意志;于是,大多数民众就诚心诚意地支持这种以他们的名义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从而就会出现一种“被制造的同意”。另一方面,利用庞大的国际机构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和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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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效率原则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后果
尽管社会总效率这一概念衡量得是社会财富最大化,但它并没有剖析成本-收益的具体分担,没有考察收益的分配比例。相应地,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它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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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率”为名的社会沦丧:重审市场逻辑
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成本-效益的效率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往往只是考虑了当事者的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损失以及可能带来的后续效应。譬如,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基于理性分析为止辩护,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马尔萨斯“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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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歧视何以如此广泛
经济学的科学性毕竟体现在致用性上,需要能够准确地刻画或预测人类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社会现象,并且能够将人类社会改造成人类所理想的状态。既然如此,阿马蒂亚.森就问道:政治经济学是否要为了自己的所谓的需要而对但丁的名言进行诠释,“对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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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权可以交易,儿童应该合法买卖?
人类社会的各种权利的不同属性,其中与身心相关的个体权利往往是不可交易和转让的,否则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外部性,也会严重损害个人的长期利益。但是,像波斯纳之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在使用效率原则进行分析时却根本看不到这种边界,甚至也不在乎这种边界,乃至就像那些口吃者在读banana不知在何处停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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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念和持枪权利
显然,仅仅从通过允许人民持枪以作为更换政府的手段而言,美国人民持枪的理由不再充分了。同时,如果人民持枪仅仅是为了防止相互之间的侵犯和掠夺,那么,这不要回到原先的自然状态吗?显然,仅仅从通过允许人民持枪以维护自身自由和安全的手段而言,美国人民持枪的理由也是很不充分的。很大程度上,美国人民之所以热衷于持有枪械来自卫,正反映出国家公权力的缺位,人民还没有真正从自然状态步入有机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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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如何制约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贡献
当前经济学队伍中存在两大明显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和地域结构失衡。其中,性别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女性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或取得的学术地位与其人数和投入远不相称,地域结构失衡则主要体现为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出现在欧美地区,几乎所有的国际奖项都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人所占有。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欧美人士,而华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似乎都不“入流”,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和引用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而且中国经济学者只要有可能也更倾向于引用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思维。也即,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员构成,不仅体呈现出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调,而且也呈现出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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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呼唤有为政府:共享单车案例
共享经济降低了物品的闲置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物品的功效,不仅可以增进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且也有利于打造新型的低碳环保的经济形态。但同时,共享经济的无序发展也带来了两大严重问题:(1)准公共品性质滋生出大量的搭便车行为,进而使得运营商受损;(2)准公共品性质还滋生出强烈的负外部性,进而使得运营商获利。进而,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有效的治理机制,其中最佳机制是“强互惠”机制,而这依赖于社会网络的建设和文化伦理的培育;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明确的责任界定,其中可行的措施是设立“维安基金”,而这有赖于新的制度安排和立法思考。一般地,只有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才能全面衡量新兴共享经济的真实经济价值,进而才能更好地引导共享经济的有序发展。很大程度上,共享泡沫的产生和破灭都体现出市场创新的盲目性,从而就需要有为政府的积极规划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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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中国式“合作论文”
如果对当前存在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结构和形态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种学术合作的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中国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统计或实验数据,西方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根据主流的写作范式作些计量分析;因此,尽管中国一些经济学人似乎也凭此在英文刊物甚至所谓顶尖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却始终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所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有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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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帕累托效率中的意识形态
既然帕累托效率本身是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相适应的,帕累托改进也是有关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判断标准,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又试图把它宣传成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纯技术性概念,这不是很矛盾的吗?显然,这反映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言”与“行”之间的不一致性:它将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视为惟一合理的价值信念,按照这种理念构建的社会秩序可以为人类带来最佳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格雷批判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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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有效能否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以帕累托效率原则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评估和设计,但实际上,将帕累托优化作为制度改革的原则会遇到严重的问题。(1)它的条件太强了而存在实践的可行性问题,因为不同帕累托改进取向及其带来的路径依赖等都会造成个体间的冲突,从而导致制度改革的滞后和停断。(2)它的条件太弱了而存在实践的保守性问题,因为帕累托改进只要求没有任何人遭受损失而没有考察收益的分配比例状况,从而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往往成为替既得利益者辩护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