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
朱富强:计量重构历史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人类历史的事件是整体性的。历史的整体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基于某种想象,但这种想象必须是自相统贯的,能够将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相应地,它要求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但是,计量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却试图以各个分立的数据为基础,或者热衷于细枝末节的考据,这种局限于微观实证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
-
朱富强:市场收入体现“劳动”所得的荒谬
尽管我们往往把劳动视为决定其收入乃至财产合法性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但劳动与其所得之间本身就存在一个卡夫丁大峡谷。按照洛克等人的看法,自然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而所谓自然权利是指在任何民事制度或政治制度建立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个体所拥有的权利,进而,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体拥有自由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但问题恰恰在于,在现实社会中,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已经为某些个人或全体所独占,而他们仅仅为此付出极少的成本。正因如此,从根本上说,任何人的消费和劳动行为都不是纯私人的,而是涉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问题;即使具有极端私有性的劳动权而言,它也涉及资源分配的公共问题。
-
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两大范式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利益取向存在根本性不同,这也可以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中得到经典的体现:劳动价值理论把社会利益看成是冲突的,并把价值的创造归功于工人的劳动投入;而效用价值理论把社会利益看成是和谐的,并依据供求来为现实的利益分配辩护。
-
新自由主义如何踢掉梯子:美国学派的回顾和启示
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不仅体现在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而且还体现在它长期致力于对经济霸权的维持和巩固上。正是通过对美国政府经济功能的深刻剖析,英国经济学教授马祖卡托在《企业家型国家》一书中就强调,美国政府并非只是一个有限政府,而是在生产和创新中发挥出了积极的企业家作用。
-
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
2011年11月哈佛学生罢课事件具有深刻的学术和现实根源:它是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反思运动的延续,也是经济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促发的结果。从学科特征上说,经济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应该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是方法导向的,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因此,随着“黑板经济学”弊端的日益暴露,西方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就开始反思并寻求改变,从而经常爆发出类似的事件。但是,在作为现实问题更为凸显的当前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社会如火如荼的经济学反思浪潮,大多数经济学人却无动于衷。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学人深受功利主义和崇洋主义学风的双重束缚,而这种学风又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系列学术制度的支持和激励。
-
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如此迷恋市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构建了逻辑化的市场来为市场出清辩护,奥地利学派则将自由市场与企业家才能发挥结合在一起,而这成为当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奥地利学派的分析逻辑却存在严重局限:(1)在市场主体的“异质”内涵的设定上,仅仅关注自然性差异,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差异;(2)在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的理解上,将自然性差异嵌入在理性分析框架中,从而忽视了社会性差异带来的权力因素对理性的侵蚀;(3)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认知上,主要从警觉性而非创造性来定义企业家精神,进而就理想化了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和企业家的逐利行为;(4)在社会大众的能力认知上,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而忽视了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往往会被错误的信息以及强烈的诱惑所误导;(5)在分析思维和范式上,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根基于科学主义认知观的科学不思,却又陷入了根植于神秘主义认知观的科学不思。
-
朱富强:扞卫和尊重何种企业家
逐利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采取不同行为方式,有的促进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有的则破坏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相应地,基于不同维度就可以将企业家区分为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或者创新型企业家和破坏型企业家,或者工程师型企业家和商人型企业家,等等。同时,生产性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不仅是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而且也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传播,因为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为了防止技术创新和传播之间潜含的搭便车问题,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以促成各类生产性企业家之间的分工合作。
-
国企的改革导向:管理民主化和薪酬公平化
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欧美企业的模式,而是要利用特有优势创造出新型的劳动关系,这表现为构建民主化的管理体系和公正的收入分配机制。其原因在于,(1)基于契约主义观点,企业本身就属于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所有成员是平等的成员关系而非雇用关系,从而应该基于契约规则实行共同管理;(2)国有企业并不是一个完全由企业内部人治理的民主组织,而是必须接受企业外部的社会规制和监督,尤其需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
-
朱富强:以资源稀缺性作为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误导
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转化还是人造资源的生成都与人类的技术水平有关,因而艾尔斯说,现有的“稀缺”观念必须彻底修正,现在的稀缺必然是由技术而非“自然”决定。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决定而且决定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后者又有赖于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只有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人类社会才可以采取迂回度不断延长的生产方式,才可以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才有知识生产和知识使用之间的分工,从而又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新技术和新发明。
-
朱富强:劳动是人类第一需要还是负效用
从本质上说,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本体,也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它塑造了人之所为人的类本质,并在劳动过程中结合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劳动却大大异化了,成为限制个体自由的枷锁,从而也就成为人们希望摆脱的一种“负效用”。
-
科斯中性定理为何错误(之二):交易意愿性问题
大量的社会现象都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愿意为他们并不拥有的某个物品支付的货币数量和他们已经拥有某个物品而愿意交易它的货币数量之间存在一个差额。当然,对这个差额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说明:(1)对不同人来说,这个差额的大小往往存在显着差异,穷人的损失厌恶效应往往更明显;(2)这个差额既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关键在于不同的心理作用。不管如何,这些心理效应都会影响人们的交易意愿,从而也就会对科斯中性提出挑战。
-
历史虚无主义的分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复杂的人类历史,从而就夸大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严重忽视了对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挖掘。由此也就可以认识到,被广大经济学人誉为“上乘佳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嵌入了深深的非历史取向,它无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没有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政策和制度的时空环境,更抹杀西方社会走向包容性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应地,它的分析和论断往往就停留在信念、口号乃至泛政治的层次上,而无法真正为当前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建议。
-
重返重商主义的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显然类似于17世纪的重商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迅速崛起都需要依赖海外市场,需要从海外获得资本积累;其他国家的崛起将会导致本国的衰退,因为国家利益之间是对立的。基于这种思维,全球范围内将会掀起一场各自关注本国短期利益的贸易战,乃至重商主义必然重新回潮。
-
新自由主义核心政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效果如何
发达国家不仅孕育和促生了新(古典)自由主义,而且向全球推行集中体现为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但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的实践效果远不能说是成功。同时,发达国家在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而采用相机抉择的策略,乃至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由此,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基本论断:在维护社会个体的独立、基本权利的保障、对适宜生活的追求以及社会的宽容和谐的层面上,自由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项普世价值;但就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它已经被赋予了特定内涵而蜕化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工具,乃至嵌入了深深的政治性动机和口号式宣扬。
-
新自由主义的十大考辨:自由主义的演化及现状
基于起源学和思想史的梳理同样可以发现,号称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的简单化返祖。事实上,自由演化过程呈现出这样三大特征:(1)它具有社会的而非生物的特性,自由演进体现出一个人为选择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而不能被视为不断进步的自发过程;(2)它呈现出复杂化而非简单化的趋势,自由的内涵在演化中不断丰富和多元,从而不能被简单化为普遍而单一的标准;(3)它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中孕育出两类新自由主义,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new liberalism具有更丰富内涵,而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neo-liberalism则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相应地,新(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的流行,主要是得到拥有庞大金钱势力的工商阶层及其政府的支持和推行。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认识,体现了对自由的一元单维认识,进而也就会蜕化为原教旨的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