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整体系统，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是它的细化。我们应当完整理解，用科学的系统思想丰富、充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敢于矫正一些不符合时宜的旧观念，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理论上的新飞跃。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从毛泽东发表这一谈话到现在，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观察问题和认识问题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而应当比前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研究更多的问题，获得更多的认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可能越来越接近于科学真理。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21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国家经济的集合体，资本主义剥削也不再为现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左翼学者所能理解。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剥削呢?本文主张将分析视角从国家实体转变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商品链，并为此构建了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劳动价值商品链分析方法。借此方法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通过全球商品链，利用南北方国家间巨大的单位劳动成本差异榨取外围地区的超额利润，并将其间所产生的附加值归功于中心国家自身的经济活动。因此，单位劳动成本是解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剥削之谜的关键，而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所揭示的极高剥削率则反映了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

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关系是指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执政者基于责任制原则，为包括自身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所规定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关系的总和。在经济行为主体多重责任关系中，体现社会主义总体要求的经济责任关系包括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和调控责任、企业对劳动者的公平分配责任以及公有企业对私人企业的支持和引领责任。完善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关系，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增强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是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体制改革、自主开放和法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关系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其初衷是要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成为社会的主人，过上有尊严的富足的生活，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初衷和根本目的的唯一途径。实行公有制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公有制、按劳分配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都是围绕“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主线运行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关注。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表现。在对外开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更需要国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统筹国内国际力量，共同应对巨大挑战。因此，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中国对外开放不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研究如何在面临外部压力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对外开放，通过国家引领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道路，争取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之一。

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概念来理解中国现实、要求现实，这有一定道理，不仅是犹如普世价值观念那样能用来指示方向，而且概念本身就有分析意义。正如上述，从共和国的立国原则看，要理解和要求现实，必须聚焦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问题。然而这个道理还是远远不够。社会主义追求犹如现代化目标是理想，但这种理想是科学不是空想，因此，总结经验就不能也不应该纯粹以价值或理想原则来观照现实、要求现实，而必须考察现实是否、以及如何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向理想推进。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行共同富裕;价值法则是伟大的学校等。在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探索和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探索的成果难免有其历史局限，其中的教训也需要反思和汲取。

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实现了长期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国家富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这些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应当重视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经济奇迹和发展成就背后有独特的制度优越性支撑，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与自身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社会主义市场与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内在计划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世界经济、我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动力、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与人力资源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因素和独特优势所在。

“价值”在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有着不同的概念界定、意义指向和功能定位，造成了人们理解上的障碍和误读。以学科知识体系不同来解答马克思两种价值之“异”并不科学，也没有真正解决人们心中的疑问。“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两种“价值”的“异”“同”作进一步的辩识，可以发现马克思两种“价值”的内涵虽然明显不同，实质却并无差异，思维逻辑一致，由此可以体悟到马克思提出政治经济学价值范畴的良苦用心与科学性所在。

所有制不可能是“中性”的，“所有制中性论”否定所有制的内涵和特征、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所有制中性论”的依据和目的是不正确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不是企业所有制的划分和区别对待;平等竞争是必要的，但是从“竞争中性原则”得不出“所有制中性论”，两者都不是市场经济规律。“所有制中立”同样是不准确科学的模糊概念。

逻辑起点范畴研究至关重要：一门科学是根据逻辑起点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建立起来的严密逻辑体系。《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物”商品论需要深化，“人”商品论理应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恰当确定逻辑起点范畴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虽然已近乎学界共识性历史使命，但逻辑起点范畴研究却成“前沿尖端难题”而莫衷一是。本文主要价值在于，深化《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研究提出“人”商品论，尤其对逻辑起点范畴的“两能”标准和人力产权范畴胜任妥帖的探究，似有“前沿尖端难题”破解特征。

扬弃的劳动二重性是人的发展的二重性态，即人在合类性的自然工艺学上的发展，以及相应在合乎人的本性要求的人类工艺学上的发展，从而在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消除经济的必然性)基础上的社会工艺学的重建，亦即产生社会自由结合的劳动工艺学的实践态。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回顾《资本论》创作史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获得“学科基础”的规定来自“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孵化。该种进程启发了研究上的“一般思维学（基础）”与“特殊思维学（工作类型）”的统一，从中可以认定中华经典《道德经》具有相当意义的学科建设内涵。然则，新时代的思维学研究应当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通过“经典对话”，提升理论思维科学的民族涵容性，并以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及其学科体系建设。启示我们：单纯的思维模式比较和思维方法应用研究已经不合时代之需，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上加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性质的探讨，适时进行广泛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跨领域研究，实现经济学文化自信意义和导向的“本土寻根”、“综合创新”以及“古为今用”。

本文认为，研究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视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尤其是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写作原则的意见。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层次和组织层次，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经济关系。这一理论体系，既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问题，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最后，对这一体系的建立可以从所有制的讨论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