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天然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且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因此，我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作用存在本质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确保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辩明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是非问题。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用前者否定后者；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相对立；不能虚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否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和挑战，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新的飞跃。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战略意义。

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又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持和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渐被边缘化，是与这一时代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纠正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视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性倾向，在此基础上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点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创新，首先应强调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厘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当前，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正是所有制结构变化，特别是资本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对此，应做到效率和公平相统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推动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技术创新酝酿期、经济关系调整阵痛期和市场争夺白热化时期，我国能否率先杀出“三重门”，化解产能过剩，扭转全球经济增长颓势，短期看关系到四年后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期看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长期看则关系到我们能否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更好的中国方案。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应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到各个方面，切实做到稳定大局、不断进取，从而踏出和踏好“中国节奏”。我们要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与“进”双重困境予以突围，处理好利益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新的阶段、新的层次上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系统推进。

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这些内容有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体系，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把控的时代。经济增长疲乏、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负利率的无奈、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危机和气候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 “新常态”，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困惑是：一旦人类步入 “非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 “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

目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从供给学派出发和从凯恩斯主义出发的两种思路。应超越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给关系的本质、决定因素以及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为理论基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对产业结构即社会生产分工比例进行调整;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宏观调控政策要对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我们必须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当下正在进行的实践和理论，也包括对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还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教训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是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类似的意义上面临其理论来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国外称之为异端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注重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作出了重要贡献，呈现出多样化格局。然而，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各有长处与短处，需要在科学评析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开拓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重要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合理发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功能，进而引导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是理论工作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客观上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立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