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 生产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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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人类史前时期发展逻辑总括·市民暨资本批判”。同样往深处看，此即人类经济形态史之总括也。）

楔子

（一）

生产方式是光秃秃的骨架，需要马克思的历史分析过程赋予其血肉，这一过程的基础就是“理解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及其相互作用，理解这些社会的历史动力。”（T.C.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二）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孟子·梁惠王》）

（三）

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四）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五）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方式在农业中保持得很久的，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稳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六）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论语·季氏》）

（七）

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致奥·伯尼克》）

（八）

当然，作为个人劳动的目的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必然要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和痛苦。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群众，后者是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的工业进步，使劳动者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逐步代替了他们由于相互竞争而造成的孤立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现存的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产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自身的生存……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

（九）

“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里，先偷偷塞进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做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十）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梏……（恩格斯：《反杜林论》）

（十一）

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潘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做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里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蔡廷黻：《中国近代史》)

（十二）

大国须有理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谓中国经济学：盖言中国历史，盖言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贡献和养成性；盖言中国思维，盖言中国思维对经济学内涵和工作体系的原创性；盖言中国语言，盖言中国语言对人文精神的历史创造性的开发和运用；盖言中国实践，盖言中国实践对经济形态的型塑与开垦，对世界经济的支撑与培植。所谓中国经济学，一言以蔽之，即基于中国历史的经济学。在当下，具有时代性工作内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则要面向实际、面向未来和同时面向社会主义运动，打造并不断推出具有民族工作底蕴和涵养的“历史-思维-语言”体系，以回应丰富的、多彩的经济实践。（本书作者）

（十三）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商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

人类历史发展的跨越之路远自商品社会形成始。这是一个促使产品不断社会化的物质性的实践力量。由此可以说，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是相生相克的；在发展上如此，在规定性上亦是如此。经济形态更换是表层运动现象，里层内容是产品规定与商品规定的彼此交融和渗透。【注：马克思从来坚持这样的工作声明：“我们从流通出发，是为了达到资本主义生产。这也是历史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商业在另外的、过去的生产基础上的发展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要详加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155页）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要说：“中央计划经济和‘不发达’经济是经济世界的永久性特征。”（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7页）可见对单纯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线路把握，也应始终清醒地坚持这个研究前提：“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72-273页）】这绝不是市民社会的单一逻辑。所谓市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认识看法，只是对于人类史的一个“唯心的”表达。从中暴露出大资产者的粗俗的认识性质，试图从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角度把劳动者归为高贵阶层组成社会的“杂费”，通过弹唱阶级谐和曲，显露虚伪的辩护嘴脸。同时也充分展示出小资产者的软弱性：其作为“社会主义者”，只是希望“少交杂费”。因此，要么不明白，要么主观上不大愿意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其阶级局限性可想而知，必然坐实理论上的虚幻性。关于这些，我们的耙梳在于洞明其理论意图的实质性，指出它的思想酵素源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斯密教条，市民社会认识论者总看“立”的一面，从不管“破”的一面，看重认识关系，否认生长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破”入手，而能找到其内的本质规定，又在于重视生长关系，遂破除了认识论预设。《资本论》的逻辑则一再指出：在史前发展时期，人类历史是以“恶”的形式和道路向前进的，孤立的、独立的生产和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最终要被扬弃，社会大生产将作为阶级关系存续的最后场所。这种互系的工作逻辑凸显整体的批判规定，凸显客体批判启动的主体批判。但在这里，归根结底是市民的历史批判：扬弃了的孤立的个人是历史的发展，扬弃了的个人是社会形成，是历史的总体发展。

（一）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对此类拓荒性质的工作，其起步的研究在结果上往往是如此，但愿哪怕只是在这有所交代的地方，亦决不能蛇尾收笔，应尽可能做到娓娓道来。【注：狭义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整体构建似乎截至此章始有所交代，而且实质上，工作刚刚开始。前面的部分似乎均是说明马克思“如何批判”的。至于建设也大多侧重在方法论上，内容方面的建设则大都语焉不详。这是研究对象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生产方式，它现在还处在改进和发展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不像资本主义跟着盲目的市场力量成长起来那样‘自动地’成长起来，它必得在一种适当的技术基础上，由人类集体的、自觉而有目的活动产生出来。这种活动不仅要克服前一种生产方式的习惯条件，而且还要克服存在过各种阶级社会的几千年中的那些习惯条件；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衰微，我们结束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形式，而且也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根据这种观点来考虑，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只靠以苏联为例这一简单办法就可以取消其资本主义性质的想法，乃是最坏的一种伪科学。”因此，“如果生产方式不会由于社会形式的变化而立即自动地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苏联看到混合的结构就不足为奇了。”（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5-26页）】为了彻底谈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从人类文明规划说起。【注：马克思强调：“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我们多次提到这一句话，从不同角度进行把握，并没有试图给它予以认识上的定局。马克思在发展的总体意义上灵活运用这个规定。所谓生产一般（生产的条件和形式），针对了运动一般，也针对实体的构造，尤为强调了运动一般对构造形式的发展关系。依本书的主题，可做出结论说：马克思是从生产一般导出以后诸种概念的，如劳动一般、资本一般，而又从合乎主观逻辑批判的需要出发制订了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认识范畴）。它们的源头归集在生产一般。这些是金石之言。回溯历史的工作困难确实巨大，毕竟，谁能一下子说清楚和听明白生产力、生产关系呢？对于生产一般的把握只能徐图进取，不可急迫。重要的是，在思维中将之首先确定下来。但不是为了构建什么确定性的知识。与知识论一味注重“证明”不同，辩证法关注“批判”。生产一般与一门统一的科学相适合，只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一切生产阶段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的东西所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直接用它们不可能了解任何一种历史生产，不可能理解任一现实历史的生产阶段。不管学科分工如何专门化、如何多样化，对象从来是统一的。】

人类工艺学是关于劳动过程发展和运动构造的关系图像。这样一个事实在道理上再明白不过：人类生产源于劳动过程，最初是纯粹自然的规定，尔后有了文明规划；人类生产的文明——其后来的不断发展，即在于对劳动过程进行不同的规划。且看马克思关于这些规划的说法：“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者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中，马克思重点取出劳动资料进行分析。“劳动资料是人置于自己和他的劳动对象之间作为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67-168页】这种处置充分揭明政治经济学该如何研究生产力在生产关系运动中说明生产力的性质——运动性质，从生产关系角度把握生产力的物质存在方式和发展形式。

依据人类文明工作勘探，从中区划出同时可用以比较的这么三种劳动资料发展类型：劳动资料I、劳动资料II和劳动资料III。经济关系首先体现在具体产品的形成关系中。劳动资料I是物质过程中介，即“传导者”(劳动器官)在物本身和人本身两个运动方向上的同时归集。这是主体依赖关系主导阶段所具有的特征，劳动者身份和劳动条件合而为一。劳动资料II是传导者主要地向“物”进行归集。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下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资本在其真正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体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27页】劳动资料III刻画传导者(社会人的生产器官)重新向人自身进行归集的物质发展过程。【注：全面物化的控制中心（自然的人化）具有社会的性质。一旦社会自身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物化的控制中心就会转到人的自然化的发展方向。这是真正意义的人化的劳动过程的发展起步。】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大量涌现后所真正启动的历史发展特征。【注：在工艺学上，简单来说，第一类型对应了经验科学，第二类型对应了理性科学，第三类型对应了以灵性生活为基础的理性-经验科学。这是科学的自然史上的发展事件。仅仅从这里即可窥视出李约瑟命题的工作价值与不足性：他事实上地对经验科学和理性科学的不同规定性予以了厘清，尽管他本人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关联二者的联系，从而揭示出一个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积淀的大国体系为什么没有从前者进一步提升为后者，相反为后来居上的欧洲领了先？中国既是早熟了的经验科学的国度，有十分发达的经验科学的应用体系，同时也形成了十分严格的具有历史传承性质的工匠生产制度，这些因素使得手工劳动技艺一直独领风骚。这是对于纯然的理性科学发展的重大束缚。总之，尽管“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等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03页）】

划分类型的依据是劳动迂回中心这个历史工艺学概念。这是从劳动自身规定中取出的物量基础关系规定。劳动(时间)总是从劳动物理场(劳动过程本身)取出的物质规定，并且首先只是工艺学的概念。劳动物量成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社会概念，才上升为劳动社会场或社会过程的规定。劳动迂回中心提供劳动过程的物量形成基础。图19-1提示了工艺学的人类过程演化路径：基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I)→基于劳动者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II)→基于劳动资料(机器)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III)→基于人自身(社会智能劳动)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IV)。类型的依次转换对应于历史自然过程，从中勾勒劳动生产力的基本历史类型；它们在发展空间上必然是并存的，不过，后来的类型是显得更加地明亮罢了，整体映照了其余类型。这种历史发展自身带有的劳动演化语言——详见绘制于图19-1中的表达，充分说明生产力亦是抽象和具体之统一。换言之，自然工艺学的语言也高度体现出历史对于自身而言所具有的自我认识生产的活动特点。

图19-1 自然史和工艺学域内的劳动发生学

简单地说，劳动资料I描述的是劳动迂回中心I→劳动迂回中心II历史过程。劳动资料I在发生起点规定上涉及C1B1区间，对应人类简单智力因素生成的发展阶段，是猿经由劳动变为人(劳动者，简单意义的初级智能者)的伟大长征；继之的文明规划或发展区间(或节点)落在B1A1范围内，表征常规智力特征的劳动过程的发展历程。其中，A1是完全智能意义的劳动者——体力、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图中显示的平滑发展曲线是C1经由节点B1(人类开始利用现成的工具)至A1，以至C2B2发展区间。A1可以视为生产技能不断扩展基础上的能力总和意义的学习型劳动力，《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阐明的鲁滨逊劳动、徭役劳动、农奴劳动、家庭劳动等等劳动形式在这里都可寻到工艺学根据，并且是它们必然的发展起点。相应，劳动资料II描述劳动迂回中心II→劳动迂回中心III历史过程。劳动资料II严格意义的起点规定是A1，之后，它涉及发展节点B2、A2、C3、B3。图中显示的平滑发展曲线是C2至A2(途经了节点B2，即人类开始主动制造工具，可以视为机器产生)，以至C3B3发展区间(节点B3，则可视为机器体系的诞生过程)；劳动对象空前扩大，人类生产文明规划进入飞跃发展期。劳动资料III将描述劳动迂回中心III→劳动迂回中心IV历史过程。跨越性的文明起点规定是A2(智能型劳动者，亦可看作能够看管、操作、维护和运用机器这种特殊劳动资料的人类劳动力)，仍然落在由劳动资料II发展所规定和展示的平滑曲线区间内，并且先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生；开放性的结束点将会是由真正意义的社会智能型劳动者(预期中的A3)主导社会生产的时代，其发展过程经历全部的经济形态时空。目前，这一发展规划正在开辟中，是人类进入崭新的劳动文明和生产文明的历史发展时期。整个过程彼此重叠而接续发展，绘制出人类开放的发展蓝图。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111页】

对商品生产劳动而言，即无论处在物理场域内的劳动分工，还是社会场域内的实体劳动关系，均发展成为一定合类性的秩序关系。至于资本(主义)依赖的生产基础，则萌芽于A1，真正的发展规定始于A2。犹如马克思所言：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所以《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生产方式规定是人类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C3之后的产物。这一发展阶段的基本劳动特征是社会化。因为向节点B3的发展，又意味着是向着新型生产方式过渡。犹如马克思所言：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2页】】

（二）

在马克思的框架中，劳动资料的演化作为一种对于生产和权力予以整体架构的历史动态分析。凭借于此：马克思发挥抽象天才的分析能力，从这个运动中概括出很简单的术语，把它分成很分明的时期。即是说，为使之和社会发展形态予以契合，必须对劳动过程的这一核心部件进行科学的刻画工作。【注：尽管如此，如上所论，马克思绝没有抽象谈论生产和权力，没有使其机械对应。相反，比照着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据此认为，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所代表的发展类型均是巨型的权力结构，各自是基本的权力范畴。它们相互激荡、互为推演的规定，因而皆取自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或毋宁说，内在于劳动过程的整体发展。】马克思说明：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绝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使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中，在他们的生产的生活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指责说，因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是极端荒谬”：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是人间制度的事情。”】

（可实际上）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才能作为与活劳动相异己的财产和与它敌对的力量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44-246页】

毫无疑问，在劳动资料历史类型中，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劳动资料I和劳动资料II相互间的历史转化关系；核心内容是机器的生成过程。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7页】

马克思认为，从总体上看：在由劳动资料I占据主导作用的生产类型中，劳动者将智力存贮在他自己躯体内；在由劳动资料II占据主导作用的生产类型中，工人则将自己的社会智力存贮在客体——机器体系中，他们使自身变成赤贫或潜在的赤贫。相应地，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条件就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私人生产者同时是劳动者；劳动和劳动条件是同一的规定。主体和客体条件是劳动过程的共同财产，它们并不相互分离。“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并且，“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71页】在第二种情况下，“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在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198-205页】于是，劳动产品同劳动本身分离、劳动客观条件同劳动主观能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和实际起点。

可见，从手工业生产乃至工场手工业的工具转向机器经历极其漫长的历史年代。资本家没有发明机器，却是社会机器体系的发明者。“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准确地说，资本家的功劳在于对机器的社会功能加以独特发现。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即在于，使机器劳动成为广泛的社会性能动活动，而彻底克服手工劳动的局部活动范围束缚，更换了社会系统中劳动类型的主导角色，并以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方式推进机器体系的创造和广阔社会应用。从而可以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92页】拉佐尼克争辩说，马克思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大工业时期，但历史的研究并不支持马克思的所说：“把大量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即‘工场手工业’，是18世纪最后几十年工厂制度出现之前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工作组织形式。”然而在工厂制度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不是手工工场，而是外包制基础上的家庭工业组织；英国工厂资本家在工业革命中事实上普遍采用了内部承包制。因此，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工厂制度确实作为工业革命的制度特征而出现了，然而英国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被集中到资本家工厂受雇佣的，这一点马克思没有给出多少明确的历史分析。一句话，“是马克思把‘工场时代’抬高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注：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5-36.】其实，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结论，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划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即“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这是生产关系的生长运动，因而不能从技术、权威、合约的任何单个方面来说明，甚至不能机械地结合它们，而只有作为一个分析整体。拉佐尼克考证出来并确证的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导致英国工厂出现的那些实质性因素——机械技术的开始产生和普及(技术)、家庭直接监督和对工人纪律实行强制的社会环境条件(权威)、法律制度和市场分包系统(合约)等等，它们在集合意义上难道不刚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manufacture”(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概念吗?马克思考察这一过程的整体，指出历史不能靠捏造公式来创造。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比如，“机器绝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绝不是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种手工操作这一点产生的。”【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53页】另外，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的转换过程看，机器无疑又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是从节省生产费用的活动中产生的。机器产生的历史路径：一种是从最古老的工具中产生出带有动力特征的机器体(如纺纱机和织布机)，并且，这实质上是历史上的工业革命的最初起源；另一种是利用机器来制造机器，从而突显了机器本身的生产重要性。对资本家来说，真正有意义是后一过程，这对应了分工协作体系的逐步完备，在此基础上，工厂制度得以历史形成和发展起来，爆发出机器应用的雨后春笋般的社会过程。【注：暴露这个事实：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机器与机器的社会应用二者截然不同。资本家对于机器功能的独特发现、社会再造和广阔推进，大大改变了人类技术演化的自然化进程，进一步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定植入这个体系，形成与资本权威相适合的“社会技术”，从而也就将一定技术和分工的结合的特定体式植入它的劳动方式和生产体系中，生成人类生产文明的特殊类型。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行动迈出的每一步，既是社会发展一小步，又是文明历史一大步。马克思从劳动工具转化为机器中得出总的结论；既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发生学过程。归根结底，不能把由机器劳动产生的工厂制看作一种纯粹技术意义的组织形式，把机器劳动对于手工劳动的替代看作只是为了满足技术上的需要，或者将之简单看成为资本家进行社会选择——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权衡利用手工技术，或者利用机器技术——的结果，相反地，应当将之看作同等复杂程度的技术和社会(变迁)过程，是技术与社会内在叠合和相互推动的整体发生进程。

可见，马克思的发生史考察无意于对技术或社会过程的各自作用进行事无巨细的工作评估，或进行细枝末节式的逻辑推敲，尔后以此为基础，把它们结合形成认识；同样，也决不会纠缠或陷入类似于鸡和蛋谁先谁后的“技术和制度(权威)孰先孰后”(或谁起决定作用)的语义诡辩。在发生史上，纯粹就起源来谈论这些问题是空洞和毫无作用的。马克思说明历史发展的依据，是把它看作一生成运动整体。马克思恰当地将构成这个整体的过程和结构认作是资本生成的一个客观正在史：既是前提形成的过程，同时又是结果生成的过程，它们互相推进、过程并存。

第一，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但）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是“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而且还有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即分工导致了这些简单工具的创造。

第二，（可是）就像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中一样，在英国的力学家中，可以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或者说，两者只有简单机器与复杂机器之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总之，是异己的（不是作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自然力。

关于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的发展的内容或者说历史的规定，马克思集中谈出了以上的两点结论性内容。然而这里：

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力总量就贬值了。【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51-52、197页】

（三）

马克思阐明机器乃至资本主义工场的产生在工作思路上可总括为：劳动资料I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资料II的发展→资本主义协作的发展。核心内容是劳动资料I对于劳动资料II的工作转换，以及伴随这个发展过程的相应的简单协作体系变成资本主义协作体系，后者其实就是资本协作领导下的简单劳动协作体系。我们在图17-1中展示了技术和分工的协同演进与劳动协作水平不断提升的历史关系。

首先必须再次重申：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不是等阶次的工作规定，人们不应当对它们进行任意混同。前者关乎一般商品生产条件，后者关乎其特殊的社会条件，是把社会生产条件同时作为对社会(生成)而言的财产关系看待；或者，抽象劳动说的是一般规定的社会劳动形成问题，从而不是什么经济范畴，相反，简单劳动说的是特定商品经济关系条件下的劳动发展类型的生成关系，针对生产关系构造的成型而言，实质性规定的指向是特殊经济范畴关系。可见，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不应视为同一的经济规定，简单劳动是抽象劳动的特殊形态；一个是价值范畴的前向规定，一者是价值范畴的后向规定。因此厘清二者，委实意义重大。马克思对此的说明是：“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不知道的情况下由社会确定的，因而在它们看来，似乎这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可见，我们在价值分析中应当把各种劳动力当作简单劳动力。”【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3，第21页】

由于这个工作转换，这样能够明白商品生产形态中的社会分配关系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生产要素作为生产条件乃是社会财产关系，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的规定。资产阶级对待此种历史发展真实的办法是，硬把生产要素说成一般生产条件，通过物象化手法否认生产的历史特殊性，“他们的论证是通过宣称资本与生产设备具有同一性”，“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一般生产同义的企图。”于是在这种或那种云山雾罩的模型技术的推动下，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问题引向对资本本身起源的讨论”，通过探讨物象资本关系的起源，将真正的问题回避掉。其极力地在全球推广一个语义学的物象公式：物质要素=社会要素。这样，生产要素就被宣布为生产物质财富的要素，物质要素的发展关系也主要局限在这个层面进行理解；同时，表面上又能归结出生产社会财富形式(价值)的要素，如此一来，物质要素和社会要素被说成是同一个经济要素规定。形式上的语义对接，掩盖事实的真相，通过和稀泥及瞒天过海的办法，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拥有了自己的足可以凭此获十万次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西方生产要素理论。

可是，真实的生产要素——经济学(而不是工艺学)所唯一承认的经济规定，只能是与物质要素依存和对立的社会要素，但绝不是物质要素本身。这种要素规定旨在摹写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殊历史内涵，即达成“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按《资本论》给自身所限定的理论任务看，生产要素的实质性规定指向“劳动”与“资本”的运动连结，即是说，就实质性内涵而言，不过就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起连结作用的中介性规定。即是实践性中介，也是认识性中介；彻底否决“劳动是生产要素”“资本是生产要素”荒谬之说。实践路线是：劳动——生产要素——资本，前者是生产因，中者是分配因，后者是生产因、分配因之工作汇总。这样就得到了内容饱满和整体工作含义的资本批判。

其次须得说清楚究竟什么是模型分析技术。模型本身是一种综合——认识综合。“数学，或者说模型，不能反映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所有内涵；模型必然只是理论的特定构图，并且人们也不会短视地相信不可以存在其他构图，然而，这不能成为不去尝试数学以理解理论的理由；同样的理论但不同的彼此冲突的建模过程，恰恰是将之聚焦于理论灰暗地带的过程。”【注：John Roemer, 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数学=模型技术，这肯定是从纯粹综合的角度说的，没有分析半个原子，毕竟，思想是不可能被“数学化”的。并且，马克思也不会愚蠢到认为经济思想以及制度演化、动态变化等规定都可用数学工作予以代替。所以，他只是把具有发生学逻辑形式的历史方法当作研究方法实体，用简练的语言工具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

资产阶级工作者使物质要素和社会要素混同的技术图像是物象社会要素，即用数学理论形式阐述自己说明“起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虚假之处，我们在前面提到，甚至连米塞斯也晓得：“摒弃数学方法不仅是由于它无效。它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方法，从错误的假定开始，导致错误的结论。”米塞斯的解决办法是坚持将模型归结为逻辑。“作为一种先验的范畴，行动的原则等同于因果性原则。它存在于超越无意识反应的任何行动的全部知识之中。”通过把新古典主义运动的数学模型提升为先验逻辑，米塞斯有力地向历史学派乃至马克思主义发起理论进攻：“他们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从一开始起他们就运用了在科学上不会有结果的方法：他们不是从个人及其行动开始，而是从企图评价总体开始。他们想要发现的不是人类行动中存在的规则性，而是人类从起源到一切事情结束的整个进步过程。”【注：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2-13页】

可是，真正的逻辑模型是什么呢?其只能是在工作逻辑形式上可被理解，即关于结构和数理的实现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是这两方面的工作表现的统一。在这一具体的工作含义上，逻辑和模型结合乃是方法上的实在。一言以蔽之，科学方法的认识形式取得逻辑模型这一工作载体，不过在于图解历史，求得对历史关系和阶级内容最为准确、最为贴切和最为合适的工作反映。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模型方法应包括以下系统：逻辑模型、数学模型及它们契合的实践化的计量工作模型。【注：这里有必要提及“马克思的会计”，说明它的性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会计学进行了尝试性建构，——这些实际上是后来的现代会计学及宏观经济学的工作起步和思想源泉。但必须予以明确的是，马克思的工作是在例解的范围内进行的，一些数字程式的说明并无意于改动所欲阐释的逻辑对象。马克思表达了对计量工作的重视，认为那对处理曲线波动大有好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389-390页）此外，他强调：“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编制统计表和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367页）】批判程序是倒过来的，从最后一个工作环节开始，即社会调查背景的数据采集，数量关系处理、分析，直至形成了有关对象发展的有效性提问；或可以明确地说，计量仅仅在于提出问题，完成对历史分析的导引工作，本身并不能代替历史分析。说到底，社会科学的计量工作在目的性上只能够是这一点：“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4页】

逻辑模型和计量模型从两头分别制止住了数学在综合工作命题上的先天性缺陷。关于后者，我们应当记住数学家的这一名言：上帝告诉我们数学是不容矛盾的，魔鬼告诉我们这种不矛盾性是不能证明的。数学是悖论的工作组成和二律背反的系统。由于数学仅适用于纯逻辑推理和知识综合，作为分析方法实体的构成原本是工作虚假。之所以如此，奥地利学派很是知晓这个道理，于是一味坚持逻辑命题，拒绝数学命题。单纯的综合体系永远躲不过、绕不开这一追问：“纯粹理性的真正课题就包含在这一问题中：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7页】结局也从来只存乎这样的表述：“几乎所有的主观知识(世界2的知识)都依赖于世界3，就是说(至少实际上)依赖于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注：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79页】

关于资产阶级世界认识领域内的这个矛盾【注：在科学思想史中，资产阶级实施了反革命：历史学的哥白尼革命逆转为数学的哥白尼革命。历史科学路向逆转为自然科学路向，其谋求的是自然学科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即是数学主义的规划。于是，这一思想路线使“历史学→经济学”逆转为“数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全面降格为数学之分支，成为自然学科之特殊门类。】，马克思说明它在客观世界中是具有实在的根据的，即：“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24-125页】

彻底克服这种认识障碍——冲破资产阶级科学限界的牢笼，决定现在需要发动一场反逆转意义的革命，进行反面塑形：从历史实践过程中重新将计量工作引申出来，在逻辑模型和计量模型的双向夹击下破除数学模型的自然迷雾形式，最终使物象认识迷雾得以解除。这是全新批判实践。既然如此，那么其不应当被当作知性科学来看待，模型工作亦不应当被当作“纯粹知识”来予以谋划和组织生产。启示我们：今日中国正处在革命洪流中，所谓科学，尚是“年轻的”；所谓革命，不过是重建统一历史学科的研究新路向。从而，真正的中国科学路向乃是具有中国实践意涵的学科重构行动，即是语言和思维工作体式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这意味着，在深入中华历史中从事批判工作和进一步发掘世界历史的未来。其击碎的是资产阶级理论的粉饰性：拒绝研究资本的矛盾结构，将有序装饰成永恒理性的存在，将无序伪装成理性本身的丧失。根本目的即在于彻底宣布资产阶级理论之死。驱使我们必须在开放性的研究路向中认真领略其下属的工作批判的实质涵义：

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终结这一切的并不是革命，而是资本本身。正是资本通过生产方式废除了社会确定性。正是它用价值的结构形式代替了商品形式。而且也是它在控制着系统目前的全部策略……这种历史和社会的突变清楚地显现在各个层面上。仿真时代就是这样通过以前矛盾的或辩证对立的词项的可互换性而全面开始了。到处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出现的仿象：时尚中的美与丑的互换、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互换、一切传媒信息中真与假的互换、物体层面上有用与无用的互换、一切意指层面上自然与文化的互换……理论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纹心结构”的方式退向一种无法找到的现实……处在这种境遇中：处在不可判定性中，处在像浮动货币一样的浮动理论的时代……所有的理论都在浮动，它们的意义仅在于相互示意。要求它们建立与某种“现实”的一致性，这是徒劳的。系统为理论劳动力免除了任何参照担保，这就像为另一种劳动力所做的一样。同样也不再有理论的使用价值了，理论生产之镜也破裂了……理论不可判定性本身是一种符号效果……浮动仅仅意味着从此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按照浮动汇率相互交换，但它们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资，除非是在自己的文字之镜中投资……因为，两个世纪以来（至少是从马克思以来），历史确定性正是围绕着经济形成的，所以应该首先从这里开始理解代码的泛滥。【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6-8页】

（四）

从分析逻辑看，劳动资料I对应于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劳动资料II对应于两种社会要素模型；以后接续分析的劳动资料III则对应于三种社会要素模型。这是科学的逻辑诊断，因为，既然社会生产条件是历史累积发生的，那么存有这种工作次序是必然的。所谓“一种社会要素”，指的是生产因与分配因同一的规定，生产同时也是分配，“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商品生产的初级发展形式可刻画为：

W = W（P ( L )）

式中，P代表要素的社会条件——以一定技术构成为基础的所有制条件，L是抽象劳动。由于劳动资料在规定上既向物对象、对向人自身归集，劳动过程始终表现为人和自然的统一，P(L)代表了劳动者自己的劳动过程的实现。按照生产决定交换的价值规律，生产与分配从形式上似乎直接实现了对接：

W（L）= W（P）；Vt T = Vq Q，或者Vt t = Vq，即Vq  =  Vt / f

Vt表示单位劳动时间价值量，Vq表示单位商品价值量，前者是“平均的劳动”，后者是“平均的分配”。在这种生产情势下，T就是社会生产条件的量的指标，Q相应是社会必需的商品量。方便起见，我们把生产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力（f）看成是互为倒数的一对指标。

整个模型的工作顺序(复合函数的逻辑形式)乃是表现出生产因和分配因的历史统一性。按劳动进行价值生产，同样，也按劳动(条件)进行价值分配。不过，这个按“劳”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概念意义的“基于劳动的所有”，仿佛说的是这一自然信条：“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拥有唯一的所有权。”“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基于劳动的所有权恰恰仅仅是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规律，在前资本(主义)主体或共同体那里，正好相反，是不基于劳动的所有，是基于所有的劳动。”因此，针对“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即基于劳动的所有，“并不是‘马克思不变的世界史认识’，恰恰是市民社会的特殊规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形式和意识形态。”鉴于身份-财产对活劳动的“关系管辖”，上一模型形式应从分配结构完全决于生产结构方面，而在认识上定位为：

W = W（L）→ W = W（P）

——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说，按个体商品生产原则——劳动(过程)财产关系组织社会生产和进行社会分配的这种工作(按基于所有的劳动的社会投入，按基于所有的劳动实施社会产品分配)，无论如何和新古典的平面物质运动结构的生产函数构造完全地不相同。我们已经对此反复进行了工作批判，此处不再赘述。概言之，“如果经济现象的‘领域’不再具有无限平面的同质性，那么它的对象理所当然不再在所有场合是同质的，因而不再能够以同一尺度进行比较和计量。但是，计量、数学及其特有的模型应用的可能性并没有因此而被排除出经济领域。这种可能性现在注定要取决于可计量的对象的领域和界限的概念规定，也要取决于其他数学手段(例如经济计量学或其他公式)可以应用的领域和界限。数学公式只能从属于概念公式而存在。因此，政治经济学同经验主义乃至形式主义的分界线也就是(理论)对象概念和‘具体’对象以及把握具体对象所用的数学公式的分界线。”【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82-183页】

——并且在这里，W就自身意义而言，没有作任何的社会分解工作，P代表的是主体财产与客体财产的统一性，即劳动者实际在掌控自己的劳动过程。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工作接口也就在社会生产条件本身：它向前走，即得到价值财产，完结社会抽象统治——没有皇帝的皇帝统治；它在原处停留，则会成为行政的强制，整个社会的统治乃是在抽象之外，由对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制关系进行。

但在两种社会要素模型下，执行的只是货币财产基础上的社会抽象统治，即要素的社会条件P必然发展成为社会要素条件C，——这里运用大写字母C称谓，是说明这种要素条件代表着社会生产的所有权，按社会发展本性必然分解为c + v。由此在发达商品生产情势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变为“资本家的劳动过程”，模型形式应改写为：

W = W（C ( L )）

在Vt相对不变情况下，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W分解为c + v + m，L定格为社会简单劳动（标准化的重复劳动）。这就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不断历史生成，奠立经济形态社会的完全显像形态。从而，模型工作形式认识定位为：

W（L）= W（C ( L )）= c + v + m

也就是说，“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绝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45页】

因此，如果将分配因素社会独立出来（实质的投入仍然是社会劳动，分配则由资本这一特殊社会生产条件所统领），起内在制约作用的是以下转换性理解公式：

W（C (L)）= W（X, Y）= W0  +  Xx  Yy

式中，X为独立性的主体要素类型（劳动的客观条件全部从活劳动体内游离出来），Y为独立性的客体要素类型（客体作为唯一的知识存贮器），x、y为其对应的社会分配率。

如果确立隐含工作条件W0 = c（假定不变资本当年全部损耗，并仅实现保存或所谓的“转移”自己的价值这一经济功能），可推出x、y分别取v/(v+m)、m/(v+m)社会值。从而，可得到如下商品社会价值构成公式：

W = c + x（v + m）+ y（v + m）

这说明：“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1-122页】对于资本家统治下的联合，“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至于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这一点在考察法律关系时表现为处于这种关系之外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457页】相反，我们只能够说契约无论如何仅仅是实体关系的外在表现，“契约规模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水平一同扩大。”【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80页】归根结底，社会分配率的存在证实了没有皇帝的社会抽象统治权的客观实在性。但是，马克思同时又说：

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7-590页】

（五）

在本节结束的地方，我们不得不为之恰当地寻求一个总的题记，这就是马克思在其简短的序言中讲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客观指示了“资本主义”的合乎历史发展本性的生命行程。

【注：人们乐意杜撰神话，抱怨马克思生前在其主要作品中并未正式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始作俑者是布罗代尔），因此，德文kapitalist proudktion就不能像英文那样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译作“资本家生产方式”。德文资本主义名词是Kapitalismus。理由基本上是，在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还未出现，何从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呢？这种说法不了解，资本家在合类性上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学术含义，既然马克思不是研究各个资本家的发生史，而是刻画全体资本家集团的发生发展运动过程，在和生产方式连用的“资本家”，就是指“资本主义”；在这些工作场合，资本家=资本主义。所以，无论资本家生产方式也好，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好，实质指的都是资本家这个阶级的工作全体。马克思用这个词准确地指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于语言方面的演变，如果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导致资本主义一词引起公众睹目，以致起了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那么恰好是《资本论》生产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就实质内容而言，把kapitalist proudktion重新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是一种还原历史工作本质的一种做法。可见，所谓的翻译马克思作品“在翻译时应以德语为准”（所谓“将Bürger和Bourgeoisie这两类术语一词一译分别译为市民与资产阶级，并以此来确定法文和英文中的bourgeoisie是市民还是资产阶级”）的说法，以此办法推论出独立存有“古典市民-中产阶级”，在结论上既突然，也是徒然的。这显然是一种字典工作主义，全然不识语言变迁规律。马克思运用和驾驭语言艺术性的内涵，其实就在于越出“一词一译”或“一词一义”的形式束缚。类似的例子是恩格斯在1891年，对重新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写于1849年）的术语处理，“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2页）】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在一般意义上，可以同样将其看作彼此相继的不同模式的交叉和叠合，甚至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迂回的发展路径或形式。如资本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世界范围的传播、扩散，时而危机、时而重新崛起，并引发种类繁多的名词现象，诸如新福特主义、高级福特主义、晚期福特主义以及美国福特主义、国际福特主义，甚至包括后福特主义等等，各种变异的形式反复出现；其发展与危机的反反复复的历史较量，还会如期而至。调节水派曾经努力辨别了福特主义和福特主义之后的主义，认为必须从四个层次的分析进行，即劳动过程、积累制度、调节模式和社会化方式。但这是建立在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熊彼特主义“后福利国家”等概念的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做出的解释，带有意识形态的自我辩解。

【注：福特制一边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持续地发展，一边不断积累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发展与矛盾的交织使福特制一度辉煌，又一度备受批评，这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分歧集中于凯恩斯主义和后来的新公司主义、新国家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这些内容合称为“新福特主义”）之间的反复争论以及理论合流。意识形态是抹不去的。但实际的斗争以资本的统一利益为最高政治准则。这是资本社会治理的规则和规律。20世纪，福特制可以说取得了完胜。尽管有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结构调整毕竟取得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使之成为对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工作引导的新意识形态。各种类型的福特主义获得长足发展。这里完全能够做出预测，21世纪的很多时候，人类仍将沐浴在福特主义中。此外，后福特制生产也许并不能真正形成对于福特制本身的反抗，后福特生产方式远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流治理方式，也就不会上升为“后福特主义”，而倒过来，反可加强和巩固福特主义的生产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后福特制是后福特主义导向的，不如直接说成福特主义的。其形成的是对机器大工业的组织社会学类型的一种现代反思，并且很明显，这种反思是从日本丰田公司开始的，即可以追溯到精益生产体制和治理模式。】

这说明资本主义在发展上恰恰就需要充足的时间结构和一种必要的空间组织结构作为支持。也就是说，在通向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同时理解为生产方式、治理机制以及财产形式的相互衔接的运动，理解为抽象性层次的研究和具体性层次的研究的结合。【注：按照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观点，《资本论》建立的资本主义对象是二重结构：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的阐述，——这是一个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的“并不存在的具体目标”，又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有时代重要性的结构性特征的阐述，——这是对马克思来说的“实际上现存的具体目标”。因此总体看，资本主义发展既是“一个抽象类型”，又是“一个具体类型”。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演化特性与治理特性的工作发掘，仍旧由《资本论》确立的工厂制范畴所奠基。】

全面推进这一理解张力，目的就是把马克思作品中的“结论”和“科学分析”统一起来，能够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梳理为工厂制、泰勒制、福特制乃至后福特制【注：如上分析，后福特体制乃是福特体制的一个发展上的变种和进一步扩展、转化形态。这种体制既对应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条件和控制形态，又意味着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策略在时空范围内的简单再结合（通过强有力的公司政策和灵活的管理策略），并互为来源。所以，“‘灵活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作为其特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91页）】的整体发展逻辑，在机械技术向信息技术的时代转换的工作条件下，更为透彻地把握这一运动链条，从而了解知识经济的实质含义，引导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发展和多样性的问题上更加具有客观性的态度。

历经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劫大难，历史并示宣告资本主义行程行将结束。资本主义20世纪的跌宕起伏为其进入社会主义铺设了各种形式的“入口”，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预测到的股份制、合作工厂和信用经济等，公有制生产目前已经在全球生根发芽，正茁壮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体系中普遍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萌芽因素。但工厂制的使命似乎并未结束，仍旧在不断寻求和创造全球化的市场，为资本的最后发展寻找出路。

【注：不实现自己，就不能有效毁灭自己，这一发展行程最终要在过程中等待自己的全部价值实现后毁灭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说，它的生命力仍相当强盛。危机后的时代，一旦资本恢复自由流动，其在国内的盈利能力受挫时，即会在国外的某个地方相应得到补充。因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并不可以从简单公式的字面上被读出来。另外，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也造成了对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社会调节，使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制约的周期性短时化和多重路径化。由于劳动和资本的社会斗争的结果是直接造成实体资本短缺（由于利润率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覆灭，工人失去就不仅仅是锁链，还有他们的社会福利。必须承认，这些因素诱发了劳资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使工厂制能够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形态——各种组织社会学的治理类型。但即使在这些场合（包括国家垄断），“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这些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以至于我们要说：“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3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被曲折地引领进入人类的21世纪的发展。无论如何，这个发展即使在一开始——它的头十年，就已经显示了乱象。以后的发展在频繁而紊乱的周期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进行不断地突破，因此，既是一个具有更为远大发展前景的过程，又是更加有不确定性和始终充满激烈对抗性的动荡时代。

话题显得有些冗长，我们不得不援引一段话来急遽地结束这里的讨论：

也许是，但也许不是。马克思不会从这些外部因素中寻找资本主义的局限。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的、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局限。但是，只有那些在日常实践中创造了资本主义机制的人们才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局限，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克服这种局限。【注：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9页】

产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

社会主义运动其实从产品社会对商品社会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批判形成，从而获得扬弃自身意义的发展开始。盖缘起于分配关系的重新塑造。尔后在科学批判上，进一步提出历史实践工作要求。它直接显露商品社会的全部工作性质，显露了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相互关系的全部秘密。一方面，商品社会起来“历史反对”它的产品社会，这是对旧有的共同体生产规定的一个修订；另一方面，产品社会由于努力直面这个欲全面替换自己的物象社会体系，也同样修正自身发展规定。从形式上看，前者构成商品社会之于产品社会的替换性发展过程，后者则构成相反力量方向的扬弃过程。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并且深化了劳动过程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规定，使之作为实践化的历史发展关系。于是，一方面是劳动过程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财产关系的发展，它们在商品和产品两个向度上予以展开，生出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动荡不安的发展“躁动”关系。

【注：一方面，“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其次，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提出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285页）“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结果是，“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客观过程本身的发展，“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4-105页）】

（一）

整体看，简单劳动表征着资本主义劳动二重性的“历史发生学”。商品生产越是按自己的本性发展，商品生产就越是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简单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注：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是内外相互规定的、具有相生相克的强化发展路径的一对工作规定；这就提供了对经济形态的实体-形式-生活的整体描绘。它们将自身规定性写在特定生产方式中，而锚定存在批判，揭露出商品生产历史的、本质化的运动轨迹。反面的生动的例子则表现出对该种发展逻辑的毫无所知，马克思嘲笑瓦格纳这位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28页）】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6个月就可以学会。【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87-488页】

这是对简单劳动的陈述。它的实现形态是在完成的商品——工厂的产品的生产中，在这里，工人自身的劳动财产实际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成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有人反对马克思的这种客观描述，试图用“简单劳动力假设”予以搪塞。有人低估，视为体力劳动范畴，而没有看到简单劳动力的成就之处。试想，有哪一种生产方式能如此地使劳动技能极其容易地得到普及?就这种生产倾向于使大多数人乃至较低技能的劳动成为雇佣对象和转化为平均标准这一点来说，它极大提升了社会技能水平，因而倾向不断抬高整个劳动体的发展标准。可见，就历史发现“简单劳动方式”并提供出它的巨大发展基础而言，资本始终是人类文明规划上最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生产体式。这个规定性必然能够使其跻身最为伟大人类生产方式行列。而在资本家看来，历史发展起来的技能活动，特别是由商品生产体系利用已有社会的直接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特殊技艺的那些职业活动，——这不过是人类复杂劳动本身，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均是能提供“贡赋(生产租)”的特殊主体活动。

【注：这里尤其值得提及中国的“官奴”——历代相承袭的工匠制度下的劳动形态。“老早以前，中国竹官厅就将从事这各种物品之手工业，称之为‘百工’……因其技能类为一时之选，其报酬大体较为优渥。但他们显然不是创造交换价值而是专门创制使用价值的，‘御用’的。他们也许当得起‘贵族劳动者’的称谓，但其数量是有限的。”（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81-282页）】

人类成百万年的发展仿佛为这种生产方式早已备好了丰富的材料——取之不竭的地矿资源、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早就准备好的技术工艺史和社会工艺史，仿佛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它们的天然的主人——资本家的实际任务只是按着他所从事的历史工作本性的要求来行事罢了，——去轻轻地打开它。它尤其是巨大的人力富矿。这种发展导致：“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马克思声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8页】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30-231页】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

不过，应注意马克思区分和运用不同劳动规定的方式和不同的含义。例如，他提到：“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20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所以劳动就构成工人的资本……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1页】此外还谈到，“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是全无差别的；这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4页】资本家通过对蕴藏在劳动力体内的使用价值的利用，从生理耗费方面把工人同等地宣布为“社会工人”。因此，又有哪一种劳动像简单劳动这样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劳动。随着资本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这种劳动力能迅速跟进，相应地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那种一律使简单劳动范畴和劳动的非技能性、操作的不熟练等等工艺学概念等同【注：这样即把商品生产劳动者和工人搞成“脑残”了，将他们说成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简单”，简单和复杂在职能上严重对立起来。】，以及和“生理学本身”挂上了钩的认识【注：仅仅用动物学语言描述工人的劳动能力耗费，仿佛智力就不是生理消费活动，并非人的脑、神经等等的耗费。】，因而没有看到，它是商品生产自身文明规划中的产物。另外，也不能认为简单劳动就是“雇佣劳动”。

【注：不可否认，商品生产利用了生理学真理，“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上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但是，单纯的生理耗费作为社会耗费的标准来看待，单就这一点，即说明了商品生产的特殊性。同时，这些正是体现此种生产方式具有历史进步性之处。所以不能说，抽象劳动归结于生理活动，就立即体现出自然主义的观点，好像一提“生理耗费”就立马联想到人们自己的自然而然的消费肌体的活动，好像与社会毫无关联。这十足是动物王国里的幼稚想法。我们前面已经详述，这里无须赘言。补充一点：生理耗费说=人类耗费说，进而提升为各种形式的社会耗费说，必然要超出动物学、生物学教科书的认识水准。毕竟，从人对自己劳动的消费到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消费，这是社会客观发展上的真实。后者实指资本主义简单劳动：对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的特别地社会运用。在规定上，指的是这种发展状况：“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8、487页）】

作为一种文明规划，简单劳动(规定)蕴藏在商品生产劳动的发展公式中；它将劳动的类规定性尽皆展示出来，将人类发展的共同性显露出来，要作为一种强制，要求社会每一个成员尽可能地去遵守。由此，围绕着它的发展而展开激烈争夺，那些失败者将难逃沦为“简单劳动者”命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过程的历史趋势特点出发，在商品生产发展史实中提取了这个规定，指示着以后的发生进程——特殊的一种文明规划：“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马克思交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9页】

说到底，生产一般的第一个工作规定只能是生产方式本身。这个最初的历史规定形式不过指示着人类生产的发生。从对全史的考察要求出发，马克思重点研究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确定的工作前提是：“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他还着重关注简单劳动力的发展：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从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尽管如此，马克思不会傻到不顾其他劳动形式的地步。鲁滨逊的劳动、徭役劳动、农奴劳动、家庭劳动等等这些形式在马克思的阐述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和简单劳动进行发展着；甚至，马克思重点关注的自由联合体的劳动形式也不能说和这个规定完全无关，后面我们即要提到，这个形式是通过联合生产的扬弃路径达到的。历史上各种劳动形式的并存提供了简单劳动力发育的充分基础。劳动者把他们自己的客观条件看成是自己的财产，是最初的简单劳动的发展。所以，商品生产(方式)的第一个历史规定必然是劳动，是劳动本身的发展。“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大多数工场手工业的工人相比，这样一个印度织工从事的是极复杂的劳动。”【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7、366、395页】

（二）

商品生产必须使它们涵括的劳动尽可能地等同【注：这个意义更多地是在技术涵义上理解，即标准化和重复进行。】，以完成抽象统一。这是以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根本分野之处。最初的商品生产在发展上，就是努力地从使用价值目的转向价值目的。而为了拥有彻底独立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必须使自身从对流通的依附关系中脱离开来，确立生产标准。因此，价值规律中具有两个显着规定性：(1)只承认一般劳动；(2)必须以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从而一定生产规模的社会产品的存在为条件。简单劳动的发展实际就是造成该种工作的量的标准。它同时是社会标准。【注：这个标准是后来的一切商品生产规律通过对抗产品生产规律取得发展的条件。】从而可以说，商品生产的最初发展一方面依存于产品社会的生产，依赖于固有的人类生产形式，另一方面极大地发展着这些标准，使之成为历史发展基准。商品生产从最初的生产母体(共同体)中孕育出来，与产品生产对抗，与之相生相克，本身是巨大的革命。这种发生学整体标识了经济形态社会的诞生。简单劳动对原有劳动形式体系具有瓦解的作用，据此将它们建立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可以认定：商品生产劳动范畴的整体工作形态即是“简单劳动(形式)”。实体内容是简单劳动的财产关系，实体形式是简单劳动所依存的，以之为实现自身的发展条件的各种历史劳动形式。

在初级形态中，实体规定正在形成中，实体形式直接是商品社会所依存对象——产品社会的各种劳动形式。“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扞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只是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页】直接的简单劳动(形式)和价值(形式)的最初发展规定整体对接，或者可以说，其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历史产生和发展过程。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劳动分化——简单劳动的真正意义的形成史，乃是产生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中。从各种围绕食殖的活动中，提炼出生产劳动的概念，又从各种历史劳动形式中总结出商品生产劳动的实体规定。这些也可以说成是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将分工首先看作自然规律的逐渐形成，尔后，从中引出劳动能力和交换的发展，把分工和交换的矛盾互动一般地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个直接的外在表现。所以在引出价值和商品社会的地方，马克思立即做出这样的说明：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6页】

以资本主义发展上特有的“分工形式→内部分工→以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协作”的发生史的过程为例，马克思说明：(1)“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2)“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而导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非熟练工人的人数仍然极其有限。”(4)总的来说，“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8-425页】

在发达或高级的形态中，实体规定已经形成，实体形式已成为内部工作形式，是所有的能换算或简化为简单平均劳动的社会劳动形式。前者体现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中，后者体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中。后者尤指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特殊劳动形式，即执行协同活动的各种简单性劳动和复杂性劳动。

实现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只有同名称的量之间才有平均量。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些个人偏离或者数学上人们所说的误差，只要把大量的工人放在一起计算就会互相抵消，归于消失……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物品所花费的时间显着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因而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着地偏离平均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就会低于正常价格出售，或者根本卖不出去。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是知道如何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的。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虽然，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消，但是就小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价值生产的规律只有对集体地使用许多工人，从而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资本家来说，才会得到充分的实现。【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23-325页】

这种母子工作关系足以保证了：“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另外，“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这种“简化”(社会的量的工作)所含的工作规定即是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经济事实，即等于说，将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或劳动形式归结为简单平均劳动从而简单劳动本身，乃是整体对应了剩余价值(形式)发生史的全过程。产生出如下发展特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最后，马克思总体谈道：“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30-231、417、676页】

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劳动力，乃是资本家的社会可变财产，可以说不是劳动自己的，而是资本的历史财产关系。劳动成为设定资本的劳动，即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劳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从而，马克思也就要强调：“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5-456页】

（三）

劳动体（body of labor），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一个词，表明人直接自身的生产活动，开显人本身的经济属性。

例如，“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场，这种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劳动体，而总机构由这些基本的生产有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01-402页】

{英文版中，这段话是：The isolated group of laborers to whom any particular detail function is assigned, is made up of homogeneous elements, and i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total mechanism. In many manufactures, however, the group itself is an organized body of labor, the total mechanism being a repetition or multiplication of these elementary organisms.｝

再例如，“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88页】｛英文版中，这句话是：The technical subordination of the workman to the uniform mot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labor, and the peculiar composition of the body of workpeople, consisting as it does of individuals of both sexes and of all ages, give rise to a barrack discipline.｝

这是一个摹写劳动过程内的协作活动的工作术语。【注：不知为什么，它很快消失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中，或者至少说，没有得到继续地广泛使用。原因并非难以查找。人们更多局限了个体间的那种狭隘意义的合作，以为是细小的涵义，没有把目光投注于人类过程；而如果不和劳动过程在内在进程方面的历史发展特性的考察进行持久地联系，也就不可能运用好这个用语。甚至从相反方向进行理解，例如把它说成纯粹的劳动小组、协作团体概念，即仅仅是工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会说：This division of labor is purely technical.为了避免这种种的误会，马克思同时用了多个词来对这个术语进行对释，包括：“协同劳动”（work in co-operation）、“协力”（concours de forces）、集体劳动者（collective laborer）、“总体工人”（collective workpeople），以及“总机构的各个肢体”（parts of a mechanism）、“结合劳动力”（combined labor-power）等等。这些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常常被有意地忽略掉。】

劳动体的本义就是结合劳动。又分两种：由协同而合作的结合劳动和仅仅协同而并不合作的结合劳动。协同是工艺学上的事实，这是劳动协作的物质前提。许多人在同一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目的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形式就叫作劳动协作。劳动物理场域内的这个特点是不可规避的。

协同劳动的规定发生于合作或非合作的协作活动场域，即劳动社会场内。《资本论》描述的协作是劳动非合作类型，所谓“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不是同单个劳动交换，而单个劳动却只是同资本交换，资本引起的是一切人和一切人的竞争；这种非合作基础上的劳动博弈目的即在于设置劳动的同质性加总。相对既定的社会博弈主体(资本)而言，外生性规则总是具有先在性。以资本主义企业形成为例，马克思干脆说，“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7、723-724页】

这是两种社会要素模型的因由。总体工人本身仅仅是由许多局部工人以机械的方式结合成的劳动总体，“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即社会生产根本是为了巩固这一点：在内部分工和内部交换体系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8页】关于它的历史成长根据，马克思交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25-827页】马克思生前以异常坚定的口吻说：“在分析资本主义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根据，也不包括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马克思进一步论证说，“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379页】

“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而从另一面看，资本主义劳动并不合作，“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仅如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成为专长。”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可见，由资本并入的劳动小组本身是不合作的。“工场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04-406页】

此外，简单交换者也并不进行直接的劳动合作。所以，历史已有的劳动合作现象只存于商品社会背后的生产过程，即古老而处于漫长演化进程中的产品社会的狭小角落里。因为在哪些场合，并不曾有对工人劳动过程的私人领域的专制。超经济强制对人身进行极端性统治，但没有创造出兵营式的劳动和生产纪律。由此可以产生三种社会要素模型的某种萌芽。这或多或少要求违背资产阶级的那个强有力的信条：“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人民出版社，1972，第115页】

（四）

资本媒介只会使劳动协作达成非合作的锁定状态，资本完全夺取了工人的脑力劳动成果。可见，劳动体的合作目标只能于产品社会中寻求，在直接社会劳动即直接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工作接合中寻求。关于生产基础的重建，布络维谈到，从布雷弗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

我推出以下几点：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再统一，这种统一在集体层面是存在于必然王国中，在个体层面则是存在于自由王国中；物质必需品的生产应该由工厂委员会来组织，这个委员会则是通过一个民主的计划机制来协调的，从而可以在必然王国之上创造出类似于工匠的自我实现的基础。从这些线索中，我推测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政治，即集体协商的共产主义。【注：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90页】

资本积累的矛盾运动一方面造成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以一定数量复杂劳动力的存在和增长为运行条件。尽管作为社会劳动，它们直接或间接简化为简单劳动，所以仅作为一项特殊的资本职能上的个别劳动，不具有宏观存在上的意义，并且不是一个系统变量，但不可否认，它们在微观生产场域，具有毫无争议的实存性。

资本主义内涵的复杂劳动广义上存有两种类型：复杂劳动I(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和复杂劳动II(劳动非标准化程度和综合技能素养程度)。复杂劳动I仅存在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领域内，是个别资本家运用的变量：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家作为指挥和监督劳动发挥效能的程度。“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然后，“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因为，“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所以，“他要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一点，“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的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产品中。”【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28-229页】因此，熟练工人的劳动复杂性提高的性质并不在于工人是否注意对自己的劳动进行“投资”，而完全决定于资本家对劳动力购买的“十分注意”以及对他的消费的“十分注意”。就这一点而言，复杂劳动I仍旧是普通意义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简单性劳动”工作类型的一种)，其实就是简化含义对象上的意义。它是个别形态的生产劳动概念，是各种比例中倾向于向上游发展的那些“比例”，从而广泛应用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领域。【注：适用的劳动类型包括直接生产劳动、直接交换劳动和一般性研发劳动、技术劳动以及从事日常协调职能的组织管理劳动。】

由于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劳动力和努力扩充资本生产流通的特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领域产生出实现分配权的劳动的新类型。复杂劳动II类型对于单个的资本家而言，是直接的生产租和经济租，同时也是满足尽可能地夺取生产领域内的劳动自治权，相应深层次地再生出“资本自治权”之需要。资本战胜其他类型的生产资料私有者依靠的物质条件是机器，这迫使了产业资本家以及一切的职能资本家还必须进一步依靠对机器的体系善加运用的人。通过和借助他们，资本家切实做到了这一点。

【注：产业资本家普遍具有一种经营知识：“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同样，“不言而喻，小产业家在这种斗争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决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2页）亦有一种信条：“机器体系是生产资料的最适合的形式”，并且，“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来发展时所达到的数量和效能（强度），一般说来，表明资本作为资本，作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的发展程度和资本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程度……这绝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说到底，“机器体系所以发生这种作用，只是由于它变成固定资本，而机器体系所以变成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工人是以雇佣工人的身份，而且总的说来，从事活动的个人只是以工人的身份同它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93-98页）】

为此，为了更牢固地建立资本自治的王国，也为了逐渐在社会竞争中站稳脚跟，个别的资本家必须学会更为有效地利用历史上的私有制的统治经验，运用自己独特的劳动合约，对劳动过程实行特别的治理。【注：因而也可以说，这种企业劳动完全是劳动合约（技术-权威-契约形式）的一个特定产物，是资本发挥生产整合功能的“固定人力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劳动的历史显像发生在简单劳动发展域中，这里的社会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直观的感性存在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简单劳动取得现实存在关系和工艺学真实性的规定。简单劳动规定使劳动协作发展成为社会的非合作关系，抽象劳动体通过非合作的协同类型达成，工人成为局部工人、社会专业工人，终生从事少数的几项专门性操作。这是严格分工下的有序协作——所谓的蚂蚁王国。由于操作工艺、科学研究的不同以及本身对监督、协调、指挥的不同隶属，客观上存在着劳动发展的各个等级，这些等级形成各种简单性劳动和复杂性劳动；其依据重复性→非重复性以及标准化→非标准化成长路径，各种定位自己的劳动的社会角色，执行不同的生产协作职能。但是他们并不真正协作，就是说，协作者并没有就劳动素质发展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互换他们的经验、才智以及非凡的个性创造能力，以进行有质量的创造；协作在资本统一的生产意志面前，仅表现为数量指标(对更高劳动生产率的追求)上的单一的类型，以方便资本家对于分工协作自然力的利用。

无论简化意义的直接复杂劳动，还是治理向度上发生的社会复杂劳动，均不可避免地以巩固简单平均劳动为宗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不发展的，也就不能真正推动劳动朝着本身不断复杂化——越来越具有非重复性和非标准化的劳动表现、个性化的劳动特征以及更具个性创造力——的历史方向演进；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劳动仍旧不过是个别存在方面的生产规定，并不具有对存在者进行考量方面的实在意义。从而，他们没有整体表现为社会的宏观的量。他们帮助个别资本家夺取了超额剩余，甚至为全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做了铺垫，但是，所创造的个别价值合并在商品社会总价值中，合并在平均量中，他们仅为此获得分配上的荣誉。归根结底，这是个别资本家社会逐利的一个特别方式。

【注：复杂劳动者只是为他们所服务的资本家相对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但对社会而言，是一个生产的零和博弈。社会价值并不会增加什么，也不会将自身的规定从某个方面归于这些个别的社会创造者。因此，希望藉此成为某种中产阶级，实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这种劳动按照本性越来越提升了“世界充满了伟大的、美妙的、有益的服务”那种幻想，据此，更加凸显简单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并在片面性路径上极大化了劳动为资本服务的有效性功能。所以，也必将带来严重的资本主义劳动问题：在已有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巨大差别性之外，劳动之间的差别性也逐渐地拉大了，甚至于产生鸿沟效应。】

关于劳动培养途径上的资本逐利行为，马克思谈道：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9页】

这种途径也确实具有存在上的幻觉性。毕竟在历史上，资本家是从个人创业开始的，即从履行资本的生产职能开始的，从而一方面作为“生产者”，一方面作为“劳动者”，他由此获得“企业家”历史荣誉。

【注：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我们能读到以下的马克思关于圣西门劳动学说的评论：“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论上维护并鼓励在英国建立现代信用制度的着作的实际内容，那么，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着作中的词句，那么，这些着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像重农学派所说的耕作者[cultivateur]不是指真正种地的农民，而是指大租地农场主一样，圣西门所说——他的学生也往往这样说——的劳动者[travailleur]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着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着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或者说，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在他的后继者的着作中……产业资本家也仍然是真正的劳动者。如果我们批判地读读他们的着作，我们就不会因为他们的信用幻想和银行幻想的实现无非是前圣西门主义者埃米尔·贝列拉所创设的动产信用公司而感到吃惊，这种形式也只有在法国这样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还没有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国家，才会流行起来。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这里，劳动者是指产业资本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83-685页）】

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郑重声明：

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118页】

因此，“资本家作为的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复杂性劳动成为资本巩固统治地直接手段是由这种生产特性和权威特性决定的。在形式上，它似乎使生产和分配具有彼此之间的谐和性，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95-997页】这不是内容的前进，而是标准的“从内容到形式”，这里没有扬弃行动，复杂劳动直接表现简单劳动的社会再生关系。【注：市民社会发展导致无论这个社会本身，还是在这个社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均不可能保持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并存的谐和生产局面，而不致出现劳动简单化的社会趋势。鉴于此，能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尽管保持有一定数量的复杂劳动力队伍，但和庞大的劳动失业大军相比，这毕竟是有限度的，且具有特别经济用途，甚至和简单劳动队伍相比，这也是纯粹经济形式的规定，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灵活性调整所需。可见，这种复杂劳动尤其复杂劳动II不是任意的，它不是自生的，完全由简单劳动的发展决定。】

（五）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观点：“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8-119页】共同体如何重建呢?让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开始。

生产始终是总对象。物质生产的运动和社会生产的运动，由存在者方面来看待时，就被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的构造是从劳动过程方面来谈论的；劳动过程总是具有“构造”，就这一点而言，构造的本身是适合一切时代的不变的规定，另外，构造的内容和形式是随时代发展——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规定。因此，我们已经开始的探讨——劳动过程文明规划。

【注：现在国内大谈“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着名专家学者运用的词汇量来看，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企业创新、品牌创新、金融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自主创新、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发展、创新投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经济、创新行为、创新主体，甚至举出了创新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创新系统等等，是标识“创新”的一些关键用语，尽管庞杂重复，反复咏唱，但实际上讲的都是一个问题和对象：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提升利润空间。令人遗憾，这是整体离开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谈论，在所谓“创新要素”聚集与汇流的口号中唯经济和唯科技，实际上不是什么提升劳动过程能力——劳动主体创造力的问题，而在于为更高、更好地进行空间谋利以及利益分享提供智力与智慧支持，是在物质支持之外增添的无形的软实力，所谓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这在产业经济技术（使用价值和工艺学）领域具有一定道理和工作效果。但是这种指向“创新”的生产要素规划，如果离开劳动过程本体，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东西，相反，引导人们将视线更多地盯住所谓“微笑曲线”的前端或高地。劳动过程规划和资本资源配置之间的联系被视为“非存在”，而熊彼特和波特的理论被广为吹捧，以所谓创新为抓手，实施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这难道不是资本配置资源的理论的代名词吗？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财富（发展）理论吗？这种理论只知道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的趋势性预言，推论出科学新发现越来越成为创新的源泉，甚至还推断出创新“是指新发明第一次引入到商业中去的全过程”，但要是提到对于创新的制度内涵的分析就不甚了了，这自然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本意。因此如果要说一国经济乃至整体的世界经济是通过单一维度的创新来支撑或予以构筑的话，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创新=全体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而这又不过是制约了创新本身，使一种创新和另一种创新冲突、矛盾，直至产生“非创新”和“不创新”行动。这个竞争经济学的工作用语实在是挑明这样一个事实：企业家要求主导或配置资源，通过将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囊括进来的办法“消灭”资本家，从而，实施途径也只有一个：人人成为实业家。那样的话，最后连劳动者赖以谋生的“创业行动”照例要被说成是创新的一项常规性内容操练了。创新一般似乎就是“自主”创新，全民创新吗？帕累托最优？自由主义？抑或虚假化自由人联合体的乌托邦主义？！】

实际上是从物质运动(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的变化)方面谈论劳动过程构造(劳动物量关系的取出所经历的工艺路线)的变迁运动，为全面揭明“社会劳动过程构造”(劳动的社会量的取出所经历的生产运动或经济运动)的相应变迁运动做铺垫。从商品批判到资本批判，劳动资料类型彻底进行了历史更新：劳动资料II对劳动资料I实现了历史类型上的工作更换；以固定资本形成标志性内容，——从性质上看，“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11页】从而归根结底，“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就是说，“只要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而又由于“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各种劳动在自己体系内的协同和合作就是难以消除的发展规定，并且，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发展问题。资本通过建立社会外部的协同机制解决了劳动联合的组织形式问题，但无法解决内部过程的合作问题，避免不了一切人和一切人战争的劳动协同困境。其实，资本并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另一角度看，资本回避问题的目的正在于利用这个问题，因为，“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却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劳动资料使工人独立——使他变成所有者。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劳动合作显示了劳动非合作的起源规定，反过来，劳动的非合作也同等程度地展示出劳动的合作要求。【注：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如此谈论机器体系的社会生产效能及其性质：“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93-97页）】

在机器体系消除其特有的社会劳动统治功能【注：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机器知识同人本身能力的外在的结合，同时也是特定的社会形式。】之前，个人的劳动仍然必须采用特殊个体的结合形态，不过是走在通往社会联合的历史存在者规定的路途中了。“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然而，“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9-120页】共同体生成的意图同时是促成劳动合作社会条件的形成，所谓的产生“企业质性规模”，就是在发展上促成基于社会所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真正意涵的面向存在者规定的活动复杂化的工作形态，是立足在简单劳动扬弃运动历史根基之上的劳动自主技能的历史生长活动。从而，它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劳动的“简单性”。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0-91页】

消灭劳动的途径必不可少地是通过劳动，消灭旧有活动的性质是通过从旧有的活动酝酿新的活动，酿出活动的崭新的革命性质。既然全部的商品生产的秘史在于写出一部劳动简单化的发展趋势，从中得以窥见它的发展全貎，那么，“铁的逻辑”就是从击破简单劳动的发展规定开始。“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凡有限之物不仅受外面的限制，而且又为它自己的本性所扬弃，由于自身的活动而自己过渡到自己的反面……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76-177页】这是工作内容的逐渐克服，从而扬弃运动不是单纯形式的，而要重建复杂劳动及其基础上的劳动合作。这确立以下说法的真实性：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99页】

合作工厂是劳动者自己，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劳动合作运动，以抵制劳动非合作行为。与此同时，“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着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

（六）

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亦可见，“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例如，把劳动和资本作为永恒的生产要素，不过是把实在的生产力发展规定从历史是排除出去了，从而，对简单劳动这一永恒要素的渴求成了资本主义这一整个时代的幻想。“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同样如此，资产阶级“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2-94页】

在这之外的要素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工作者会不加思索地说，在资本和劳动(人力)之外不过是资本的其他物质要素，技术、知识、管理、组织，甚至连人的智力因素也要作为与之并列的物质要素，即商品新增价值中除开不变资本价值，均是由据说反映了动态技术水准的“其他要素”创造的。人的体力要素创造了v，人的智力要素湮没在各种社会物中，成为对经济学家说来是“实在的”物质要素，它们共同创造了m。物的演化序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具象，越来越与时俱进和贴近生活现象，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劳动非合作问题。而且现在，人的智力方面的发展因素被说成是“人力资本”，这样，单一的资本控制权的问题似乎被解决了。然而解决的方式是令人吃惊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存、并驾齐驱，并且它们均是社会要素，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和经济合约。而这似乎又能够解释现阶段的中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结构：资本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要素的所有权一样，在收入分配份额的领取中不取决于任何“社会强权”，而取决于其作为“社会要素”在合同集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本方面的分配结构被强释为“按要素分配”，收入分配的原则是要素报酬，依据是它们各自在竞争过程中的均等化行为，即所配给的要素“能力”大小。因此资本作用强——这意味着占有要素的能力强，其分配能力则强，反之，知识要素和企业家——这意味着“其他物质要素”——作用强，其分配力则强，分配亦向之倾斜。由于资本的占有对象是全体要素，所以资本被其他要素所役使取得的知识或企业收入的情况，就不能一概认定为剥削收入。这其实就是国内流行的“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两种学说的无原则地谐和，是从全体要素的观点把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结果呢，人们普遍跟着这种能够无限变形和伸缩的全要素学说掉入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挖好的知识陷阱。

【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没有科学性的东西一向拥有显赫的学术地位。毕竟，意识形态科学也是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只要该形态所服务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这种阶级科学就是“科学”，——并从来只会声称自己是科学。不科学的东西实际上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越在临近死亡的时期，相反地，越要全面地以科学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弄明白这一点，也就对它如此“深入人心”保持充分的戒备了。这是西方生产要素理论在当下潮流中，得以酣畅淋漓表演而且必须进行全球知识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实体关系呢？乃是这个理论所极力掩盖的事实。因而，他们不会谈论各种要素与劳动类型之间的关系，不会区分各种要素的不同，厘清它们各自的社会性质，仅在于把对要素经济性质的空泛而谈视为真理，力图使之等同化，好像目的都是为了利润。】

劳动关系、资本关系一概被设定为要素关系，这样就掩盖了简单劳动问题，通过掩盖扼杀问题的破局。合作工厂也就不会和工厂本身，乃至和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组织类型有什么本质性区分，至多是要素配给方式和类型不同；更不要谈社会主义工厂了，它们只代表完全不同的“效率”。按照效率标准，“劳动雇佣资本”则是必然向“资本雇佣劳动”进行漂移，而不是相反。所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要“被转轨”，由国有制、合作制转向雇佣制。这就将社会主义工厂和资本主义工厂在发展性质上完全弄混了；而离开了所有制关系看待经济发展，也就根本背离开对劳动的发展关系的弘扬，重新使合作型的劳动协作关系折回非合作型的劳动协作关系。可见，在困顿、失败面前如果不是思索如何更好获得向前走的行动步伐，而相反地，一味采取大撤退、全面投降路线，毕竟是有违历史前进的辩证法的。

对一般人的理解而言，社会主义工厂仅体现国家占有制这一经济事实。但对本书的分析而言，这种事实同时是对这一种发展道路的内在性的证明。这种道路源自工厂制的自我否定的发展本身，是内源性力量上的“挣脱要求”。从而意味着，它是对于资本主义工厂业已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的根本性跨越。它的最终目标是击破“工厂围墙”。而为了击破工厂制度樊篱，就要最终扬弃资本雇佣劳动这种生产制度。其担负着拆除束缚社会主义劳动素质发展之“资本围墙”伟大历史任务。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发展着的过程，循序渐进中充满着对曲折道路的不尽探索。

【注：犹如马克思满怀豪情地予以指出的：“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例如，农业将不过成为一种物质变换的科学的应用，这种物质变换能加以最有利的调节以造福于整个社会体。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94-101页）】

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已有的方式看待劳动体的发展规定，寻求着物役使人的生产世界的实践解决。实践寻求的道路必不可少地要和一种新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历史相遇。图19-1从工艺社会的自我规划角度阐明了劳动过程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形成史，所孕育的诸种劳动类型的生生不息运动由三种社会要素模型的相生相克的发展关系所代表。因此很明显，劳动资料III的发育成长就写定于劳动资料乃至劳动过程的整体发展。发展关键节点B1、B2、B3是对整个发展规划的勾勒。例如，劳动资料I可看成是B1B2这一发展段落，继之的劳动资料II则可看成是B2B3的发展阶段。从而，如果说劳动资料I是从工具制造这一人类伟大发明激发出来的历史性力量，那么，继之的劳动资料II则可看成是从机器制造这一继之的人类历史发明所进一步激发出来的伟大性力量。这些力量以相互激荡的方式发展，孕育出劳动资料III生成性规定。后者的启动点仍可视作是B3点。但其文明规划委实以B2B3段落的发展为直接根据，而又以全部已有的发展规划的历史存在性为据，——是全部力量的历史发展意义的汇集，因此，整体规定的启动点落于B1B3的发展行程中。

（七）

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运动，都可归入历史的范畴或规定，都是历史。让我们重新阐述劳动过程规划。一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以下类型社会生产构造的历史发生与成长：A(Pm)→A~ + Pm~。简明起见，直接采用生产权力这一发展概念【注：其作为物质生产的历史发展规定，体现基本物质运动关系。】，记以符号“~”，以上标形式附着在相应的实体要素头上；由于这一工作转换，带有上述标记的字母，已不再单纯是劳动过程简单要素的身份，而同时表示社会要素条件，或者是与劳动迂回中心对应的社会主导生产形式。显然在这里，A~ + Pm~潜在的表达含义是劳动过程本身生产权力。之所以必须要把生产权力符号(权威因子)分别注到劳动者和他的客观条件的头上，乃是考虑到，这种劳动过程不过是从孤立地点上进行生长的个别人的过程，就发展上的狭隘性而言，其不能够作为社会劳动过程看待。权威因子是分立存在着的。这些个人的劳动：合作，却并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协同，只产生浅层含义的生产社会。并且，说劳动者和客观劳动条件即主体和客体，同时都拥有生产权力，这不过是在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这已经出现了统一。

出发点是纯粹的自然规定性：A(Pm)，这是伴随人本身的概念生成的劳动过程生成规定。表明劳动过程是属人的发展的过程，此乃文明规划所特有的工作含义。在这个最初的发展阶段，人拥有他的劳动过程同人属于某个自然共同体是一样的含义：人把他的劳动条件当成天然的财产形式，而他的财产形式也把人本身当作自己的天然的主人，他们彼此之间相依为命，共同谋划着他们的共同的自然。而人能够独立地制造工具，标志着一个潜在的社会自然人的独立存在性，到此，人有了发展上的分化。进一步，随着人们制造和运用工具的能力的不同，——这又不过表现出个人的生产能力在类存在规定中的差异性，劳动于是开始出现分化的趋势，出现了各自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劳动类型。因此，说劳动资料I以B1为严格意义的发展起点，毋宁说，这是A~条件的开始历史生成；这种起点本身以Pm条件的开始历史生成为前提，从而，这仿佛是一种天然的双权力的历史结构。这种双权力结构本身就说明了历史发展的“悖论性”。例如可以把“A + Pm~”结构形式说成奴隶制生产，而把与之相对的“A~ + Pm”结构形式说成农奴制生产。然而，人们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农奴制生产方式的历史效率(生产力吗?)就是要远高于由奴隶制生产所对应的那种方式。机械地套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注：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效率、生产规模水平其实对应高于封建农奴或农民生产体制下的个体私有生产。理由是奴隶制生产的协作具有规模效应。这没有从A + Pm整体结构上运用生产力概念。奴隶制集约生产资料，生产协作效应高于个体单干生产的那种，却不具有严格意义的社会再生产能力；尤其奴隶劳动力的再生水准极其低下，决定它的大规模生产及效率是不可持续的。相反，农奴或农民的劳动是积累技艺的劳动，也是和生产资料逐渐地直接结合的历史劳动，从而间接推动了生产资料发展，形成严格意义的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可见，以上两种生产方式从外部劳动协作的角度各自片面发展了工艺学意义的生产资料集约发展和劳动力集约发展，但没有超出实行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的生产目的，在这些地方，超经济强制在规定上从来是实质相同的。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公田”“私田”共同存续的发展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前者显然可以组织奴隶生产。无论前者或后者皆可以施行佃农的生产方式，后者也还可以是个体单干的自耕农生产。重要的是，这些历史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有机组织的形态予以结合，它们共同构成资本的前史。】

在生产塑形上，两种社会要素模型采用的历史成长体式是：A~ + Pm~ → Pm~ (A)。物的生产资料合并一切物的要素，由于主体同时要被作为物的要素，也就被并入进来。这种技术和权威的特殊结合体式正是一种特别的合约规定，它将外部实施的契约形式的规定囊括进来，而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1-422页】

简单劳动的资本主义发生史是解读雇佣劳动经济形式的一把钥匙。在历史上，它是经由劳动分化运动达到的。既然如此，马克思有充足理由把工场手工业视为促成社会分工一般的经济规定的标志，又把“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确立为资本主义简单劳动范畴开始历史成型的内在根据。这种历史抽象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已经足够从认识上，从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角度，从而也就从资产阶级的意识中批判地将工厂制度生产了出来，据此抵挡住人们的俗见中的指责。c和v与其说是对立的两种社会要素，毋宁说是同一要素结构生产关系的不同方面：(1)它们是历时性共生发展关系——反映历史实体关系的生长方式；作为历史的元素的发生，它们各自独立形成，在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人类自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予以保证和实现。这就是不变财产和可变财产在性质上对立的根源。所谓历时：浪费个人的历史发展在先，而货币贮藏者对于财产的节约行动在后。(2)它们也是共时(或者说同时)性的共生发展关系——反映财产关系本身的空间构型的方式；作为历史现象系统从而存在方式和存在形式的发生，它们既在一个整体结构中形成，且形成行动本身也必然形成整体的规定。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将不变财产的极大地节约和对可变财产的极大地浪费这两种经济行为高度一体的，因为，节约的性质也是劳动的社会性质，而对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浪费也就是节约行动本身。所谓共时：对不变财产的节约性使用是空间之母的规定，而对可变财产的浪费性使用则是空间之子的规定，前者之于后者产生了特有的母子依存工作关系。“罗西说得完全正确，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但是他却忘记了，资本同样也不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绝对形式，这两种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因而是共存亡的；因此，罗西谈到没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家，是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5页】

这是一个纯粹经济因素(抽象)迅速成长的过程。历史发展进程表现为主体生产权力的逐步丧失的过程。在这一体系中，社会经济形式发展路径只是表现为W(C)→c(v)，即W(货币化的商品)和C生成的双向互动，以及c和v生长活动的双向互动。表明，两种社会要素其实是劳动过程被整体并入一种统一性的特殊社会要素的运作之中。这种特殊社会要素在结构上的实存规定即资本(C=c+v)。可见，马克思关于W=c+v+m认识概貎其实不会是纯粹综合命题，不在于对c、v、m元素进行简单综合，而是对资本的发展历史进行内在性分析。资本将劳动并入体内是有历史发展条件的，条件就是劳动主体的社会权威因子的丧失。其实，生产权力不可能丧失掉，乃是内隐于机器体系之中。带有权力结构的劳动资料即机器体系，奠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之最终获得Pm~ (A)的结构形式。劳动过程的零散的、彼此孤立的协同被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所协整，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形式上异常强大的王国。资本(俱乐部组织)是这个王国的临时最高统治者。这个过程从流通过程进发，逐渐形成以资本为领导中心和社会协调基础的生产社会。在这里，商品流通与剩余价值生产并存，商品生产版本则升级为资本主义生产。

内蕴剩余价值实体的商品生产关系，最终历史羽化为W=W(v(L))。外表运动形态是W=(1+p')C，实质关系是W=(1+c'+m')v。生产各自进行，分配由资本社会统制，这就是极富个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生产生态和分配生态在主体上脱节，它们的结合关系便要取决于c+v+m总结构，限制于社会有效需求(即v)的状况。于是，“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207-208页】

（八）

劳动过程构造的历史巨变促成社会要素的巨变。关于从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向两种社会要素模型的历史进军究竟具有怎样的发展意义，马克思的第一个文件(工作草稿) 如此诘问：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人们对《资本论》的结构，或者说理论部分作为“逻辑”的工作性质，普遍存有认识误解。误解从“历史的=历时的”这一武断的理解公式开始。这样就可能认为：第一卷是历时的，而二三卷是共时的，或者把二者说成“纵向”与“横向”的结构耦合关系。还有一种相反的误解：从第一卷到第三卷都是历时的发展结构关系，即一至三卷中皆可找到“历史发展的”线索：第一卷反映了较早时期的资本主义，第二卷次之，第三卷再往后，且这个“历时”是一贯到底的统一的一条发展线索，马克思如此安排写作是为了优先地从逻辑上把握结构。所谓《资本论》完成逻辑结构的构型同时，也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意味着从第一到第三卷走的是渐次发展的历时的“逻辑上升”道路!由于没有把握好时空统一关系，人们对结构的误读程度确实很深，更有科学抽象法从中推波助澜，以至于这种逻辑统率主义并不晓得结构是什么。人们不理解资本的第一个讲述为什么是流通，既然是实体——形式——生活的生长结构，那为什么不直接从对实体关系发展描述开始呢。【注：“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按照《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先论述‘资本的总公式’和‘总公式的矛盾’，然后才提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有必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与教学中不讲‘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不但不会削弱剩余价值理论，反而有利于消除疑点，更简明地阐述和把握剩余价值理论。”（卫兴华：《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

《货币转化为资本》独立成篇富有深意。人们不能简单运用“历时阐述”这个脚手架，或者相反地运用“共时阐述”的语义辩证法，去断章取义地对待时空统一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逻辑”谋划的是时空统一结构。这种统一性也不能从经济史或思想史的某个单独方面进行把握，只能由历史生长的特性即资本规定在发展方式方面的特性角度予以把握。

【注：从货币出发，折射出资本与单纯商品生产之截然不同的实体类型。基础仍然是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其可以视为“历史的元素发生学”，确立了劳动过程的各个生理构造的成熟形态，从而为经济形态社会作为“独立意义的社会”来发挥作用奠立了坚实基础；另外，劳动过程的已有发展使劳动过程内的每一元素都有彼此进行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和内在要求，这就为一个共时社会准备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资本社会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特定发展形态：它从历时和共时——也可说成时间规划和空间规划——的两方面完成了对劳动过程的同时性的文明规划，即交融了“共时”和“历时”。这样，劳动过程作为统一元素间的协同的缓慢发生进程就可能在一瞬间被打断，突然进到一种各方面因素齐头并进的快速发展时代；沉寂一下子被打破，爆发力的社会整体推进替换了局部的精心研磨和慢条斯理的细碎行动。劳动过程从社会外部力量上的强制逐步进到建立对自身进行强制的内部发展过程。劳动过程的各种元素从此之后不再彼此孤立，它们必须在相互联系着的过程进行劳作，又迫使自己按照统一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社会意义上的协同。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与其说时间架构(历时运动)和空间架构(共时运动)为内部过程的发展第一次较为完备地预备了条件，不如说这就是资本历史产生的过程。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资本为劳动过程诸要素的发展带来了共时发展的局面。不过，这是资本这一外部条件强加到它们头上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率先对此予以表述，预示了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被另一种更为特殊的统一发展的生产要素结构所更换。在这里，资本本身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就是“唯一的一种”社会要素，它在特殊含义上完成魔力般的模型构造，不惜为此给自身准备掘墓人。这种唯一的特殊社会要素的内在特性是发展上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它以超级的经济的一元强力神奇般统治着经济元素的二元结构，使这种构造作为自身发展的规定，仿佛是生产要素结构上的不可或缺的必备成分。资本家的历史代言人于是念起祈祷的语言：但愿啊，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竟要完全忘记前面的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如果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可以比作“海上生明明”(历时)，那么两种社会要素模型对应可比作“天涯共此时”(共时)。可见，理解是贯通历史的行动。理解绝不是为了空谈口号，继续去用理论杜撰行动公式。同时，它也服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贯通性这个工作总要求。这样，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必然是包含在两种社会要素模型中的一个实在工作规定，它不可能被遗忘掉，事实上也从来不可能真的这么去做。资本作为统一的社会存在不过是对生产要素结构的社会工作提升，从而赋以特殊的社会统治的规定性。规定的赋给纯粹以经济的名义完成，而造成一种假象：资本也是物，也是一种社会的物质要素即社会要素，从而也仅仅是和劳动相并列或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平面结构神话其实为了全面复活三位一体公式，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理论家还要进一步地为它们进行各自美容，以模型修剪术不断装饰，让人对武装起来的“它们”从认识上加以害怕，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服从。这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数学的、现象术的闹剧的反复上演。

【注：要之，重读语境中的行动不是字面上的寻章摘句，搞语义谐和，仿佛那就是个自由陈述的菜园；亦不是被动地作为“宾词”来阅读的文献学的解读行为，仿佛忘了真实世界并不在历史发展真实之列。澄明之境的阅读终归是行动性认识的阅读，是敞开历史胸怀的阅读；而澄明之路的理解，则在于澄明境内的阅读已能够接纳工作批判规定，并产生催人奋进的理解效应。总之，这是澄明境内的理解，是理论前进中的呐喊，从而能够通达历史，产生真正的理解规定性：作为有价值的读，作为存史之读，作为教育之读，以及作为使自身溶入生长之境的阅读，而不仅仅作为资治之读。这样，重读行动获得了行动性议程，它在坚持回归历史的实践线路中重新理解了历史的发展，也就产生出对更大范围的“辩证讲述”的认识渴求。】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叙述如何恰当地符合历史与实践的两方面要求，在答复恩格斯就为《双周评论》杂志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书评所需的写作方法一事进行的工作询问时，马克思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开头不必详细论述货币理论，而只要指出这个问题是按新式阐述的，就够了。”

而恩格斯的文章主题就是有关于“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论述内容的介绍的。就这一主题，恩格斯事实上认为，在叙述上：“尽管货币问题对于英国来说是重要的和有意思的，我还是认为这次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地位是合适的，否则，仅仅为了使英国人弄明白单纯的货币本身是什么，我就得撇开主题而去做一大篇解释，何况英国人只习惯于把货币跟信用货币等等老搅在一起。”针对斗争的实际需要，恩格斯认为，货币和资本生成的历史描述解决了当时欧洲的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因此，“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的一章，就叙述和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我高兴的是，经济学家先生们在碰到上述两处时将陷入窘境。诚然，价值形式的阐述揭示了全部资产阶级的垃圾本身，但革命的结论还表现得不很明显，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避开这些抽象的东西而用空话敷衍过去。可是在这里不行，这里谈得十分清楚，我看不出他们能对此说些什么。”【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17、252-253页】

《货币转化为资本》独立成篇，文字简约，这在《资本论》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从中彰显出马克思对资本发展特性的分析的高度概括性和浓缩历史材料的非凡能力。【注：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为此确实需要了解更多一些的历史知识。包括：（1）货币实体一般是理解价值实体一般的一把钥匙，相应，价值实体一般是理解抽象实体一般的一把钥匙；（2）所谓货币实体一般，就是货币既作为流通实体元素，也作为生产实体元素，从而反映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分配关系。】

从一种社会要素模型与两种社会要素模型的比较来看，后者的特点是形式重建，正是由于社会发展形式的创造性的历史重建行动，导致实体发展关系相应做出激烈的改观。尽管内容和形式是协整的，但是相较而言，社会形式重建毕竟成为“第一个历史行动”，而且意义更加重大，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力也更为深远和巨大。它从形式方面统一了社会生产要素，赋以统一的货币资本形态，又从这个形态出发，从历史上的资本的第一个购买行动出发，这样就能全面揭开内部过程在发展上的全部奥秘。从而，这不过是真实的内部过程的发展史，是资本的特殊的发生史。它从历史过程中孕育而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代中整体酝酿着，但最终的喷薄而出乃是依靠了货币化为资本的神奇性力量。这在历史上要归功于商人阶级的伟大发展性，因为是这个发展阶层或者说历史特定的阶级，将一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一般的市民社会，最终引导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航向上来。

（九）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艺术巨着。我们也可以做出论断，《资本论》是“无历史学之历史学”，成就“史家之绝唱”；亦是“无逻辑学之逻辑学”，成就“无韵之离骚”。依此工作完结一部理论鸿篇巨制。这并不是说，《资本论》叙述时历史不在场，同时逻辑也不在场，恰恰相反，辩证讲述要求二者的“双重在场”。言其“无历史学”，是尽可能避免历史编纂学的直接在场，言其“无逻辑学”，是抛弃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工作玄虚，坚持辩证法是从脚立起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时刻提醒自己：既避免陷入史家工作的历史材料的喋喋不休，又防止脱离材料的逻辑学家的自圆其说。

《资本论》是以上方面完成了对于要素模型的历史更换工作的阐述，将资本模型视作对个人所有的劳动模型所发动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整体运动由社会形式变迁所引致。社会生产条件集中为统一形式(在一种社会要素模型中，以大写字母P予以代表【注：此乃简单劳动（形式）的发展初步，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实体的历史成型；社会要素结构P表现为劳动者自己的“社会货币”，它本能地要求我们的生产同样应该是反映我们本质的一面宝镜。】)，即生产要素结构自此有了实在的社会统一含义。正是基于这个发展基础，W=W(L)逐步向W=W(Ls)工作模式进军，抽象劳动定格于一种特殊发展形态，即社会简单劳动Ls之上；借助流水线的人机关系，最终，L与Ls实现了历史发展关系的等同。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据此，它完成了社会劳动工作的第一步：劳动概念化，并越来越和劳动实际的内容与执行相分离。第二步行动是生产要素结构P彻底转向C。【注：历史上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通过货币，并借助和生产力量的结合使自身羽化成生产资本形式，将社会要素P转为C。这样，使劳动者的自我预付行为变成资本家的社会预付行动。】C(L)并不是什么特殊规定，而是替换P(L)的劳动过程形式，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劳动过程只是他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之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6-217页）】W=W（C ( L )）模型在此场合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两种社会要素模型工作体式下，资本家并不需要劳动者之间进行真正的协同(Vt是固定的)，而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分工协作提供的自然力就可以了，并且，这已经足够让这个生产方式维持高速发展态势。【注：由外包合约推动的分工协作（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及代工生产等等）：以柔性化的机器体系（一种有机生长态的空间分布）把越来越多的边缘工人和技能工人组合进来，把它们的协同劳动组合进来，也不能直接说成是资本控制劳动的结构化的“社会力”，如上指出，它实际上首先是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协同的“自然力”；准确地说，这是简单劳动的有效实现的自然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种人自身的特殊的自然力，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育、发展备好了空间条件。】说明在三种社会要素模型工作体式下，光靠形式改进已经一定不可能奏效。因为采用的历史成长体式是：Pm~ (A)→A~ (Pm~)，它需要完成对资本主义体式的历史否定，同时要完成向劳动过程规划起点的复归意义的否定工作。从而，这是任务艰巨的彻底意义的否定性发展过程。相应就要求有完整工作含义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与之对应，以实现主客体双权力结构的历史复出，真正兑现Pm~对于A~本身的工作内化，促成开放式的人类发展文明结晶：A~ (Pm)。毕竟，Pm~褪去自己的生产权力，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历史脱皮”过程，它要求主体能力的极大地发展，并最终实现“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与资本主义过程之于初级商品生产的工作替换截然不同，社会主义过程之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工作替换性，以实体领域为革命行动的工作突破口，并实际地发生于工厂领域。这种社会结构转换不是以生产要素的一种工作符号去替换另一种符号，好像简单运用黑板擦技术就算完事。这里显然不能够同样如此。实体变革是扎实稳健的一项历史革新行动，所更换者不过是“简单劳动(形式)”这一规定。由此，它引出简单性劳动和复杂性劳动的社会协同实践，产生的新的生产规定不过就是“复杂劳动(形式)”。生产规定对生产规定，这是实体批判道路；目标是简单劳动实行最终扬弃，实现向人类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并重的劳动(形式)过渡。在后者那里，“消灭劳动”的行动口号体现为对实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合乎人的个性发展要求的实践模式和形态的探求，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工艺学。劳动形式规定朝着为人的全面发展所要求的那种社会工艺学类型的方向发展。这样，经济学的抽象财产规定和平面运动结构被真正地工作克服了。在发展的层面上，应该辩证地聆听波普尔为我们带来的“忠告”(撇开它的显而易见的对于“政治”的误解不管）：

马克思主义并不只要求成为一门科学。它远不止是做出一种历史的预言。马克思主义要求成为实际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它批判现存的社会，并断言，它能够指引通往更美好的世界的道路。然而，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例如，我们就不能随意通过法律变革改变经济的现实。政治只不过能够“缩短和减少产前的阵痛”。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贫乏的政治纲领，它的贫乏在于，它把政治权力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归因于第三等级的结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力量在于机器的进化；其次具有重要性的是经济的阶级关系的体系；最不重要的影响是政治的影响。【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余波》，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01页】

波普尔明显地从权力的独断的意义上把实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分开了，并脱离了生产权力场域的讨论。既然这样，社会主义者需要充分汲取这一教训。就是说，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即使在它的扬弃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分配和实行“劳动货币”总是不切合实际的平庸的空想，因为它排除实体规定的整体发展。工作仍要从形式还原开始。社会主义者既然需要利用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就同时需要货币的经济运动形式。于是对它的关系的扬弃，也需要从实体方面入手，从对资本运作和实体——形式生产的社会约束入手，对资本逐步地予以限制，直至实现最终的克服行动。不可否认，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货币和财产权形式。但将只会限于经济运动形式层面，即在这一规定层面，逐渐完成货币对效用关系向劳动对效用关系的转移，将货币的工作中介职能逐步移交给劳动形式本身。不可否认，这是一次次的实践跨越过程，伸向前方的路会很遥远。总的来看，这毕竟是崭新的生产运动，因而恰恰是商品生产自我消灭运动的发展伊始。

通过实体革命的先行和全局性的带动作用，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项“未来的运动”，不是什么玄想和乌托邦，而取决于现实的行动举措。马克思说了，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的相继更迭，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形成上不是相互截然分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乃是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始终都是在与之工作接续的前一个形式即其母体的发展范围内创造出来的。股份制财产形式组织、合作工厂、集体经济和公有制生产，这些都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合作劳动的诞生地和大力发展的场所，从而代表了社会所有制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形式。说明公有制总是从既有的母体组织——无论产品社会的，抑或商品社会的——孕育出来的具有扬弃意义的新的发展规定。公有制将会有多种社会实现形式。真正的未来(规定)是永恒开放的发展。具有自由人联合生产的特征工作形态的A~ (Pm)将人类文明规划牢牢建构在她的内部过程域，从劳动的自我消灭的历史行程中发掘源源不断的工艺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生长力量。这种合类性循序的工作寻求不是把人类文化诞生史上的始源结构——A(Pm)——远远抛在身后，而恰恰是从那里重新开始；这样意味着，人类从自己的始源中重新发掘出来的共同体就是全面解放自身的实践行动，而且因为它处在不断生成的运动中，所以就无愧于共产主义这个称号。这一探索性行动也即1844年手稿说明了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十）

我们把社会主义运动领域中存在的劳动合作称为“超越资本的生产政治”。从而，具有工作突破性质的实体发展关系被描述为进行真正意义的社会协同的劳动协作——社会劳动(形式)，它带来了真正具有实践形态的价值概念——企业价值(形式)。直接社会劳动被确定为直接生产域内的企业劳动协作，即带有合作意蕴的不同生产性劳动类型之间的协同。这意味着Vt并非固定的。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形式被这样摹写：

W = W（LS, LC）

式中，Ls代表各种简单性生产劳动类型，Lc代表各种复杂性生产劳动类型。W代表与资本商品生产工作对照的企业价值。同样如此，作为复杂性和简单性生产劳动协同结果的“企业劳动”(总体劳动者的劳动)就不能仅仅是个别存在意义上的社会劳动，而同时是从存在者类型上进行考察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它们在这里是实体；我们把简单劳动统一为非个性化的社会劳动，把复杂劳动统一为个性化的社会劳动——非标准化、非重复性自主劳动。由此达成“2+6”模式：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两类基本存在方式，它们的组织化的互激行动生出劳动的六种具体存放状态——直接操作劳动、交易劳动、研发劳动、技术作业劳动、特殊社会职能劳动、企业家意义的创意或创新劳动。【注：为了和资本主义简单劳动对照，方便起见，我们对复杂劳动仍旧以字母LC予以代表。但和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结构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复杂劳动只有在社会锁定的劳动形式（LC）中才能够被谈到，即作为“简单（平均）劳动”的特别发展方式和特别的实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价值和商品价值具有相同的价值构成内容，或者毋宁说，资本主义企业价值不过是商品价值的各种个别表现形式。二者的统一构造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经济基础。在具有社会主义实践蕴涵的生产体系中，企业价值是和社会产品价值构造对应的，或者毋宁说，这里，企业价值构成是从工作规定上和产品价值构成合而为一了。一方面，它们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微观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产品的制造单位，是设立社会劳动关系、塑造新型生产政治的实践场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产品从价值形态上看，不过就是企业价值的合成形态，企业价值获得了社会产品价值的直接工作形态。这些规定既包含对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工作映照性，同时又含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内容。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产品价值或企业价值从形式上区分为这么几项构成：(1)社会预付的不变(价值)财产部分，以字母符号Wc表示；(2)社会矛盾的可变(价值)财产部分，以字母符号Wv表示；(3)社会预付财产的增殖部分，相应，也以字母符号Wm表示。而采用以下的统一表达体式：

W = WC + WV + WM

式中，每一字母符号的下标，我们之所以采用大写的商品价值构成字母来说明，实际是标注它们的这一经济含义：企业为完成社会总产品目标而在自己的价值构造中专门设定的对应的价值锚定物。企业价值本身表达了对于社会产品的价值工作的内在指向性。

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整体共存的状况下，社会主义生产仍然脱离不开“价值财产”。按照公有制生产的发展本性和进一步所要达成的社会工作指向，该生产投入实际上只能说是“社会财产”(国家的或集体的公有财产)。至于产出，则可以同样用社会财产的不变价值、可变价值以及必然具有的“增殖部分”来予以对应，所产生的革命性的实践内容是：没有更多地拘泥于对财产进行形式描述，相反，对财产关系本身的实在内容投入更多的关注。但毕竟是总体遵从价值财产用语的一种表达。这种将价值直接视为财产关系的用语可视作是对物象态的经济范畴从实体发生层面的工作抵制，而直截了当地突显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关系，使主体对于他们共同面对的客体行使社会占有权并保持了时刻在场的工作关系。这既是“人人所有”，也是“社会所有”。这种分析效果是在牢记两种社会要素模型向三种要素模型的历史进军的逻辑含义条件下得到的，由此，我们可能进入对主体占有财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正面分析。设立的用于基本理解的模型工作形式是：

W（H (LS, LC)）= W（X, Y, Z）= W0  +  Xx  Yy  Zz

实质性的工作转换结构是：C(Ls)→H(Ls,Lc)，或者说，C(X,Y)→H(X,Y,Z)。如果说资本主义体制特征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物象态的资本规定统一了从劳动过程生发出来的社会主客体要素，那么可以顺着这种思路把它的工作扬弃形态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在体制特征上必然同样应该由一种规定来统合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物象态的社会要素用语是和物象资本理论契合的，反过来，对西方生产要素理论予以继续没用的习惯则使得人们严重依赖物象态的资本概念，以致在把人力资本称为生产要素的同时，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障碍地，也把它叫作“资本”，即物象态的人力资本。上述社会主义的作为逐渐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社会财产的占有关系，需要从工作规定上和这个“物象态的人力资本”有所区分，撇除的是“物象态”，保留的是“社会人力资本”。

【注：西方生产要素理论其实只是表层的工作语言，里层语言是“效用价值论”。这种表层语言并无实质的财产理论与之对应。作为工作扬弃的手段，劳动价值论也应作为“里层语言”对待，其表层的工作语言恰恰是系统和实践化的财产关系（运动）理论。】

因此，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于社会财产的占有占用的经济规定在用语上就只能称为具有社会身份关系特征的“财产态的人力资本”，——尽管大多时候和多数场合下通常直接叫它人力资本，但明确语义区分，仍然相当必要!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导出以下的工作形式：

W（LS, LC）= W（H (LS, LC )）= WC + WV  +  WM，或者= c + v + h + m

式中，H可用财产态的人力资本予以表达，另外，H作为社会要素结构，体现“知识所有制”的发展关系。

【注：这是蕴涵社会身份成长关系的所有制规定。以之为跳板，展看自由联合体社会劳动的全部发展形式：首先是独立意义个体劳动的边界形成意义的形式，即简单的个性劳动；其次为各种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劳动——总和扩大形式，或称之为一同发展起来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是和商品生产并存并进的劳动发展形式；其次为以实现知识共享这一内涵作为劳动社会条件的普遍形式，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即简单劳动（形式）的扬弃形态，亦就是复杂劳动（形式）的工作形态；其次为自由结合劳动，只是在这种形式这里，经济必然性的扬弃成为可能，劳动的自我扬弃成了可能。最后的发展形式是个性养成的历史结果，也是个性劳动的新航程的开端，是知识所有制条件下自由人的劳动。】

h则作为工人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社会人力资本预付——可变财产中的社会个体直接预付的部分。因此Wc+Wv为社会预付，在存有私人资本的生产条件下，它改写为c+v+h工作形式，其中，Wc和C对应，Wv和v+h对应。

劳动与资本在战场上的捉对厮杀——作为两股冲突性的结合力量，其质的历史变化就发生在这种结合作用中。现在，由于社会范围内的混合所有制在结构上的实在性【注：其本义只能如此理解。所以并不意味着公有制将拆除自身的微观边界，在企业领域也实行全盘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此外，我们同样不能毫无原则地把社会范围内的股份制经营与之混同。】，这种历史变化也就发生在结合它们的“工厂”里。相生相克的经济形态统一在社会的内部，使它的内部过程开始有了现代的和扬弃工作形式的表达。这样，可以考察产品和商品在企业-市场中的相遇。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经济利润是m和Wm两者的转化形式，因此社会的市场价值中的增殖部分仍然总体用字母m来表达，只不过要记住这个m是被Wm所修订了的含义。投入结构c+v以及Wc+Wv之间的统一则是一种“化合过程”：Wc在形式上与Wm并入m相类似，也并入不变资本结构中，而只有Wv独立地屹立在一旁，最后，它通过合并v的工作方式，使自身羽化成v+h。依据这种阐述，我们最后对生产要素结构及其所形成的社会路径在分析上进行工作协整：

W（P (L)）= W（C (LS)）= W（X, Y），以及W（H (LS, LC )）= W（X, Y, Z）

式中，前者的社会生产结构由资本的社会结构C=c+v表征，所对应的要素实体是主客体的社会对立化形式。要素结构形式：主体要素类型+客体要素类型，它们直接以对方为社会博弈对象，整个社会的中介是客体要素结构；且就严格的工作含义而言，主体类型要素并无“结构”，他们没有自己的结构——他们是作为“雇员”的消费者，具有的仅是他们为之工作服务的对象上的结构规定。后者的社会生产结构由财产态的人力资本的社会结构H=c+v+h表征，要素实体对应是主客体的社会交互作用形态。在这里，由于Z的存在性，X、Y各自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含义：原有的X产生了工作分化，即保留在自己体内的成分仅是主体要素类型I，其扩展类型即主体要素类型II现在已经离开它的对象——机器体系的客体要素结构，并作为独立态的生产要素对应从事社会工作；于是，原有的Y现在具有多少显得单薄了的内容，即更多地体现个性发展特征的知识要素将会从这个体系中独立和游离出去，而它们不过就是Z要素本身，要素结构形式可扼要成：主体要素类型I+主体要素类型II+客体要素类型。从而，Z要素结构已经不是什么“第三要素”了，按照发展本性，也并不是暂时停留在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中间形态，由于扬弃资本，它必然体现传导者从而劳动迂回中心主要向“人自身”(即劳动体)进行归集这一历史性工作内容的规定。劳动资料III和人本身的经济规定的合流使人类对劳动过程的规划具有了新的文明前景，同时必然从劳动体的联合中产生出真正的工艺学——人的工艺学。

三种要素结构形成以主体生成为中心规定的社会博弈构造。在博弈过程中，知识被资本独占的唯一性被耗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资本对自身否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社会耗散的速度也就越发加快。知识越来越为更多的社会个体拥有从而为其共同分享，这就会为知识存贮器承担者身份的社会多元化打下基础。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决不意味着单纯的主体的生产权力，而意味着社会整体形态的相应变迁。同时意味着，机器体系本身也处于瓦解状态。它不再是吸纳一切生产能力的庞然怪兽，知识转向、知识管理、技能提升、模块化生产以及为知识而工作等等这些明显带有主体性增强特征的生产形式或手段，既标志着各方同资本社会博弈的力量持续趋强，同时，也标志着劳动过程中生产智能化因素的持续变强。这些有力的证据将被进一步社会协整。表明：在一个谋求彻底变革的企业——产业工作组织中，社会人力资本的工作宗旨恰恰在于扬弃资本。

【注：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并不是资本，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实践层面，其均不可能被直接称呼为“资本”。有一种认识：劳资关系的讨论范围同时涵盖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即“主张根据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并存的现实，重新定义资本一般，将它理解为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反映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经济关系的一般概念，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再是它的必要条件，劳动的强制和剩余劳动的占有则仍然是其核心内容……公有资本关系不是阶级关系，而是劳动者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关系，是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关系。”这个立论的依据似乎是：“大型公司制企业中处于权力顶层的专业经理人员……这个阶层在企业劳资关系中不属于劳动者一方，而属于资本所有者一方，他们是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的代理人，代表资本利益行使资本职能……他们是资本权力与利益的分享者，因此有责任成为资本所有者忠诚尽责的代理人。”这明显地是试图混淆企业治理结构的属性和资本及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从来就是私人资本，这一点毋庸置疑，尔后在治理属性上具有公司制、股份形式及社会化的实现形态，使权力结构高度立体化、网络化和细微化，呈现出社会共同治理的倾向性。但这毋宁说成是私人资本自我扬弃的发展道路。人力资本是从反方向切入进来，意味着“超越资本”的种种现实努力。人力资本显然不能混同于资本一般基础上的“公有资本”，乃是劳动者联合所有的社会占有制的财产关系——财产运动关系和财产组织关系。在后一层面上，才能够谈得上“等级制的权力源已经从政治权力转换为资本权力、公有资本的权力，或者公私混合的资本权力”，“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的许多内容是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劳动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往往可以为我所用”，以及存有这一物象迷思：“要让工人理解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劳动工资制度的根本区别，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荣兆梓等：《通往和谐之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2-25页）】

其柔性化的包容个性的分工协作谋划着大写规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工作谋划其不间断的生成性。从而，建立“超越资本”的现实力量结点在于对社会生产——分配结构及其分配关系进行重新规划：

W = c + v + h + m1 + m2 = c + x（v + m）+ y（v + m）+ z（v + m）

即在形式上，x、y、z(对应要素的社会分配率)分别取v/(v+m)、m1/(v+m)、m2/(v+m)的社会量值。表明：在社会就整体而言采用“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形态下，社会人力资本和资本之间存在着社会剩余分享。

【注：如上交代，其包括外生和内生的形成路径。外生的路径实际就是所有制管理结构，是各种产权形式的并存和共生，如中国当下实践域内的国民经济整体“以公有制为主体”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之“股份制改造”和“分类改革”。内生的路径如中国的亚私有制→公有制的发展路径，中国乡村工业化走的是这条路子。历史可考的我国乡村工业经济组织远追宋代（原始形态），发轫于明清两代（原始工业化发展时期），流变和分化于晚清民国时际（半工业化发展时期）；向公有制的挺进是在建国以后，其中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典型时期是1956-1978年）的制度性规制，采取“社队企业”组织建制。这是整体的历史考量。但总的来说，中国乡村工业化成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上的各种乡村工业组织形式多为后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提供诸多的必不可要的构成元素，成为它的组织成型基础。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渐渐占据公有制经济半壁河山，撑起了半边天。其后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取向将会是股份合作制。如此撩人眼目的组织形态变化和建制，虽多姿多彩而内质不易，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虽屡遭割断而延宕连续，以致我们禁不住要问：有哪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生产组织的发展像中国乡村工业化这般地特立独行？概言之，乡村工业化组织委实是中国人力资本历史培育的土壤，是孕育其成长规定的一个过程。一般的言论是将乡镇企业所起的作用视同一种强有力的黏合剂：上与城市挂钩，下以农村为基地，使城乡关系得到有序调节，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有机体系的连结中枢，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将之视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就整体记录了人力资本生长的特殊的历史方式而论，其写就中国“亚公有制”特色。它塑造了新型农民，提升了主体综合素质，大为拓宽国民经济的产业门类，深掘结构层次，乃是乡村建设的主阵地。主体就业关系介乎雇佣制和合作制之间，鼓励合作投入，从而为发育社会主义合作制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提供宝贵的建设经验。这种“一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两翼”（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多层次”（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协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为社会劳工范畴在中国的广泛发展奠立雄厚的发生学基础。因为力图从内部“消化”私有制，就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履行必由的历史使命）的坚实拱卫。】

简约分析起见，可进一步令剩余分享的社会博弈参量为△，这是一个双方角逐的社会量。产生以下变形的社会价值构成公式：

W = c+v+h + (m1-△)+(m2+△)

式中，v代表资本家所有体制下的主体要素的所得，或社会所有体制下的简单型劳动主体要素的所得，即劳动力再生产自身的社会价值；h是具有社会财产占有关系规定的复杂型劳动主体要素，从而，和资本物质要素分享社会剩余：m1-△、m2+△分别表示了这两种要素结构按照社会分配率的实际占有的社会剩余量。

对隶属资本要素结构的“局部人力资本”而言，社会博弈剩余量是一个可社会剥夺的变量参数，它冲减Z的事实存在性。就其对知识的“运用”而言，知识的社会要素(具有主体占有关系蕴涵的知识资料)一定程度上处在了一般社会规定与特殊社会规定之间，是微观基础之不断夯实，但作为宏观变量，其实不存在。这显见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一个整体性特点：以工厂制为制度内核的系统的、弹性的全球化生产组织发展与治理生态——以时间为序、以空间为运动的展开轴，在特定的劳动合约(劳动过程内的缔约活动)拟制关系下，实现工作转化和自我超越。所以当△恰好等于m2的负值时，社会知识资料全部落入客体要素中，知识资料作为社会要素只是充作微观生产体系的机动灵活的治理参数；或宁可说，这时独立态的社会知识生产要素是不存在的，主体严重依赖于客体的体系。相反，当△恰好等于m1时，“社会知识”全部落入主体的类型，毋宁说，这时的“知识要素”乃是掌控着生产权力的社会主体要素。这样的发展情形也可以直接说成是一个完全化了的公有制生产。

可见，m2说明了Z的存在性，是一个历史数据；相反，△只是社会数据，取决于主体要素在整体结构方面的成长情况。而根据这种分析，人力资本要素结构实际获得的社会剩余数值当然是在0 ～ m之间，如上指出，这个数值具体由两个部分组成：基本数值即m2，以及博弈参量即△。在客观存有资本要素结构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人力资本通过经济实现获取的博弈参量，乃是介乎于上述两个极端数值之间，即△∈(-m2, m1)。这也是我们坚持将Z要素类型认定为从属于主体类型的一种基本理由。此外，也是鉴于下列工作考虑的需要：随着公有制生产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推广，以及公有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增大，不仅人力资本分享社会剩余能力在不断增强，而且博弈参量值水准也会持续地提升，这样一来，造成一个剩余的全民分享的发展时代不是距离我们愈加远了，相反是更近了。

（十一）

叙述从来只是研究的规定，叙述服从研究，由研究决定；或者说，叙述根本就是为了研究。密纳发的猫头鹰等到黄昏降临，即会起飞。劳动和资本的搏杀在这个阶段上也才显示出真正的较量。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实质并非有任何雷同之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金融治理或全球掠夺的方式与工具形式，不是社会主义工作扬弃形态的序列，它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社会财产的含义上的社会所有制也不是一回事。金融资本主义作为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一边实现自身，一边消灭自身的历史规定。屈从现象，一味跟从现象发展的趋势性特点进行认识总结，和认真进行科学研究、从事工作批判，毕竟不是一回事。

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规定，得出对世界历史尤其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新理解。这种运思和酿造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从中得出创造性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对象规定不过是经济形态的人的规定，不过是客观史上的生产的发展(逻辑)，——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定的批判，其由初级产品社会的相应规定内化而来。其研究对象按马克思的说话方式，乃是社会主义生产运动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从而和产品社会整体契合，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它的发达形态和建设形态。毕竟，市民批判的结局和建设新型经济形态的人的工作模式是紧密联系着的；并且市民实现历史的自我扬弃的一个必由的通道即是归入“社会劳动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必须要说，社会主义重在建设，要旨在于建设发达的产品经济形态，为扬弃商品社会从而整个人类史前时期的经济形态社会，跨入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文明规划做好规划。

【注：工作批判的目的始终在于对建设的探索。然而，这个主体研究工作截至目前尚付之阙如，例如，我们虽然提到了企业价值（形式），但之所以不能对它进行更为充分地阐述，原因在于没有研究它的社会形式——身份与财产关系运动，没有揭露它的生活现象形式；换一个角度说，我们还没有对人力资本（形式）以及它在整体运动现象上的构造——社会价格（形式）等等，进行深入地探究。而缺少了这些研究，叙述上的缺陷性可想而知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留给我们的越来越显得重要了的研究课题。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论》中的资本概念的扬弃力量的始航，启动了“实践融合”之路。由此决定“社会人力资本”范畴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存的规定。它酝酿着人类劳动过程的新的文明规划。它冲垮了“人人都做资本家”的行动诉求，并坚持把分配方式的革命不断地引入生产方式的实践领域，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其作用的聚焦点是引导新型人类生活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即联合劳动发展取向的能动的社会交往形式。】

本书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条件下《资本论》的“时代续写”(富有“重读”“重写”双重的内涵意义)，从中定格建设元素。因此，为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的现实性，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工作体式予以整体勾勒，即是“必要”的。简约起见，以下同样通过绘图的方式导引出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些粗略的预前交代。

图19-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再生产的社会实现模型

分析概要之一：这不应当看作“数学模型”，更应当被直接看成“逻辑模型”。本书中，没有按通常方式运用数学，即在大部分的工作场合禁止数学演绎，而运用了直截了当的数学表达形式。这是将数学形式看成数量逻辑，即历史-科学方法的逻辑实现形式。对于数学或数理逻辑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种更为妥当的说法是称之为“历史数学方法”，即逻辑-数学-计量。这种工作效果是由劳动价值论整体达成的。这种数理分析其实是一种质性分析。恩格斯指明，不可否认，“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7页】

关于这一点，弗里也做出过很好的归纳：

（1）马克思的哲学的、方法论的命题对许多阅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它导致对于马克思的不必要的误读，尤其是不能正确地领会马克思从抽象水准和辩证叙事方面进行的阐述。

（2）基于历史的变化的现实，马克思讨论了人类的知识生产。在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中，知识和现实的生成具有诸多重要的相似点。但他决没有同一化二者。事实上，马克思既不顺着黑格尔的线路，将现实看作思想本身的产品，也不按照经验主义者的路线而将知识当作简单的、没有中介的关于真实的反映物。

（3）尽管如此，马克思很大程度上采纳了黑格尔的分析人类知识的结构：一种即使主要内容总在变化，但被视为一贯的形式，结构的基本元素是马克思所称之为“抽象或规定”的范畴，马克思用这些从它们的组成具体事实的整个复杂有机体的实体要素关系中，被分离和净化出来的范畴来讨论现实的特征。

（4）马克思辩证法的深层影响力，在于提供了对现实的本质和知识的本质的深刻洞察力。

（5）因此，马克思把理论视作一个复杂、有序的关于抽象范畴的结构，以其作为理解世界的途径。理论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实体，这是由于它包含着自我转化的种子，包含着诸多的潜在不一致性，从而不断导向新的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模型是理论的表征，可以将一些矛盾因素加以忽略——这在思想的数学表达上是经常允许的。这样，模型就只是理论的代表，而不是关于真实本身的代表。每一个理论都能生成众多模型，这些模型或许均要求代表理论的某一方面特征，但不会有任何一个模型能与理论本身同一。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模型能够与它所代表的理论精确地一致，因为它抑制或消除了理论中的真实因素。这一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形成鲜明对照：在那里，主要工作是探究抽象模型的各种属性，这导致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常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注：Dincan Foley,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1.】

分析概要之二：由劳动价值论造成的奇妙的批判工作效果，致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视之为与马克思经济学实际是“同义词”的一个理论上的“等价物”。

如埃尔斯特认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论这两个主要支柱基础之上的”，所以必须要公开宣布：“这两种理论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然而如何证明呢?证明的方式是解释学路径的，而且还是一种极为拙劣的“形式的类推法”。【注：仿照波普尔，他也先把马克思归结为错误论证的一种，尔后否定马克思逻辑的错误性。但是，他在这里明显不如他的前辈，竟然愚蠢地把马克思说明事物发展的逻辑方法归结为数学的形式类推。】

“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率的形成。劳动是交换价值和利润的源泉这种主张，也未能逃脱一种批判的检验……劳动价值混淆了对平衡增长的分析，并把它认为是分析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理论的工具。此外，坚信劳动价值论使得马克思接受了对资本拜物教的一种无效解释……(因此)尽管马克思有一种经济学理论，但他是否也在各种经济学模型中创造了它则不甚明了。这涉及审慎地运用各种简化的量化的假定——以现实主义为代价而达到精确性……马克思完全意识到了这些优点，虽然他的黑格尔式的素养有时使他误入歧途。他尝试为其主要论断提供代数的与算术的证明表明，他认识到了数学在这一方面的力量，虽然在今天看来他的努力显得笨拙。与黑格尔不同，他没有把数学归类为‘知性’这个平庸的层面，即把它和‘理性’对立起来。他也没有和恩格斯一道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神秘的‘辩证的’学科……马克思常常提到经济生活中‘现象’和‘本质’之间的一种区分……马克思在根本上完全误解了黑格尔……这就是马克思认识劳动价值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方式。”关于马克思做出了如此多的重大发现，尔后的埃尔斯特抵制不住内心兴奋，一定要匆匆忙忙说道：“前者是一种不同的、比后者更为根本的本体论秩序，而后者只是一些显现为经济动因的秩序。价格在双重的意义上(即它可以直接被观察到，可以通过更深层的和更根本的结构得到解释)处于事物的表面。其次，人们可能考察现象的局部特征——因为现象的东西总是显现为一个人根据一种特殊的视角来观察现象。因此，任何既定的现象都可能和那些与任何一种特殊观点无关的现象的全局性网络相对立。就我所理解的黑格尔关于现象与本质的理论而言，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它认为，本质是相互关联的现象的总体，而非某种‘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以及一种不同的本体论秩序。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经济学中对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关系的分析……劳动价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先于价格。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应该被放弃，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误解之上。”可是埃尔斯特又必须要说，“然而，这种理解是驱使他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第一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17-122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不要在一种极为被动中继续接受埃尔斯特式的工作批评。被动地挨打，总归没有出路。避免对生产要素进行平面化设计的结构概念，从反面看，无疑就是关于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形式的探索。一部《资本论》，皇皇巨着不过是说资本的总体发生学。资本，总的来说是特殊的生产要素结构，是对其总体进行把握和总揽，因而，在它的必然性的规定中孕育着发展的总体性。这就需要历史和系统的发生学研究之先行，也就有了逻辑模型在构造上的优先性。马克思生前对股份制和合作工厂的探索揭示出社会要素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的事实和前景。这是从现象发生学的角度提出的看法。不过，这一分析进路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展，仅仅停留在一些抽象认识图式上。一句话，生产要素不仅没有很好地作为社会规定——相反作为“技术规定”——对待，也没有作为社会批判上的经济规定。同样，对这些元素发生社会作用的现象的把握也很粗糙，并且普遍没有当成历史范畴来予以把握。从而，整体上忽略了对生产结构本身的历史成长的分析。而忽略了这种工作进路，对象→研究对象的工作规定就不可能顺利地从中国历史中引导出来。可中国经济学的工作实质正在于这种引导，从中引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的内在性分析。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把当前正在实践的元素视为历史的一种“正在发生史”，它本质上是历史上的元素在当下场域的汇聚。在中介模式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需要形成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的工作路径和工作模式，以能适用于对“中国制造”进行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并重意义的批判性分析。

分析概要之三：商品公式W=c+v+m谱写了简单劳动(范畴)的完整发生学，即孕育、成长、社会成型和进一步壮大，以致最终的发展导向——走上历史消灭的道路，这一切不过是工作摹写一个全过程的概念——商品价值，从而委实是讲述价值(形式)发展史。正如马克思的卓越分析，这个全过程在发展特性上最终要求把知识的存贮权全部交付给外在于工人的客体——机器(体系)，从而造成特殊的客体类型以及相应占据知识存贮器位置的发展景象。这和工人联合起来的发展相抵触。毕竟，“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挣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49页】

这就要求工人联合起来重新掌握自己的和社会的知识存贮器，使之作为他们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那么，这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并业已处在为“世界工厂(生产体制)”发展格局提供服务的中国有怎样的启示呢?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人类最初的劳作场所本是没有围墙的，后来逐渐有了，且愈加牢固和固定化起来，“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6页】

最终，劳动资料的机器化与工厂立法为为数众多的工人竖立了历史上最为坚固的围墙，工人的挥汗如雨和不辞辛劳成为创造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人类生产力的坚实保证。随着机器技术和大规模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把外部市场当作自己的再生产条件和社会消费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日益步履维艰，越来越难以克服社会生产和由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发展，劳动阶级亦日益强大起来，“结合总体工人”生活必需品水平有了历史性提高，一种超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日益被需求并在生产实践中实质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些因素总合起来决定资本家和工人彼此和谐共处这个发展事业就像“相互诅咒的符码”，不可持续。资本家一天不拆除围墙，工人们就一天不停止斗争。可见，社会主义工厂绝不是寻求这种“相互诅咒的符码”。从上述粗略的分析已经能够看出，它的发展决不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工厂不加改造地简单移植，其利用者是机器大生产的合理成分(相对剩余生产方法)，坚决摒弃者乃是“金融工厂”。

要之，本书基于中华科学研究与讲述立场(从中国学科到中华科学)，展示出一条中国式斗争路径，定格一种寻求发展的有效行动斗争方式。它不为少数人的致富欲所动摇，没有为致富经所迷糊，坚持由长时段和宏观场域看待人类的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的发展问题，坚持历史和科学的工作接合的视角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局”中整体审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差异。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一个微观场域的个别变量，并不具有实在的宏观意义。相反，对社会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从微观到宏观无时不变身着的经济参量，从而是在谋求共富缩距的发展轨迹中脱颖而出的生产制度结构和社会博弈参量。其具有宏观和社会实在意义。而且，越来越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以太范畴”。可见，对人力资本的把握要从民族历史内涵出发，从对资本的历史扬弃性的工作内涵出发，以此两点统筹认识。

【注：王亚南早就说过，“批判经济学是比之资本家经济学更高一级的东西，对于它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它在实际上的应用，是非经过更洗练的消化不行的。”“不过，批判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虽有上述这种种启迪作用，但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我们知道了若干批判经济学的概括公式或术语就行的。机械的公式主义者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隔膜，并不比流俗经济学者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后者尚是行所无事地把中国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处理，前者却引经据典地来说明我们已经是资本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7页）】

关于人力资本从微观变量到宏观变量的发展特点，它的征兆，恩格斯的料想是：在现代生产部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预付活动现实并存。这甚至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也是如此。【注：恩格斯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释中评议说：马克思已经说明，“实际上不是资本家‘预付’给工人，而是工人‘预付’给资本家。”（《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50页）】

分析概要之四：在以上图画出来的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模型中，社会人力资本的实现活动仅集中完成在生产资料部门中，没有过多涉及消费资料部门。这实际是将人力资本主要处理成了“固定可变资本”(请恕我们总是继续沿用马克思的工作用语)，从而，关涉它的预付活动在经济性质上，就不仅仅是个别资本家的机器体系属性，必然也指向全社会的机器体系属性；同样，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劳动(发展)体系，必然也指向全社会的劳动(发展)体系。在机器体系和人的生产权力分治的生产场合，这种预付行动是资本家群体和社会共同决定的，资本家共济会意义的社会正在工作扬弃，联合体意义上的社会正在确立中；社会从抽象统治中一步步地脱身出来，走向能够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共同体的规定。很明显，在这当中由社会或国家安排教育和福利计划(即广义上的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制)，显得尤其重要。

图19-2不应当简单看成是在图14-1之上建成的分析或工作承续。在那种分析图式中，均衡或经济社会平衡被看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强制性实现条件，从而无论简单再生产抑或扩大再生产，均是既有前提条件，也有实现条件的。例如，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可算是“社会的零追加”，这是很严格的前提条件；如果有个别资本家试图突破，那么全社会的生产图式仍然要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算作有追加表现的再生产，为什么呢?竞争使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整个社会的正追加”，就更为严格些；但资本的本性就是要促成这个条件。至于实现条件，即使简单再生产也不会比扩大再生产更容易做到。归根结底，这种条件分析不过是说，资本作为运动的资本实际上很难达到或满足这些会条件，而采取了“强制均衡”的策略。社会主义生产扬弃“运动的资本”的规定是社会身份关系(主体规定)的成长与“运动的财产”的相互结合。和两要素的对立结构整体表现为“刚性实现结构”不同，三要素的社会结构整体显示出趋向“柔性实现结构”发展的态势。从而，它日益改写着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内涵逻辑形式，即：

I(v + m/x+△v) = II(c+△c) → I(v+ m/x +△v) = II(c+h+△c)

增加的h并非是使社会利润率趋于下降，——毕竟社会主义生产并非要严格遵守资本主义的利润规律，而在于根本改变资本积累的产生根源和运行方式。这里，既没有什么局部均衡，也没有什么一般均衡，因为，整个社会产品的生产规律表现为企业生产体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宏观实现体制的柔性接合。资本有机构成的活动范围让位于一个在发展上更高级的社会有机构成的工作规定而发挥作用。即仿佛：“预先总是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51页】

经过社会统筹、国家层面的协调，对人本身而言的个人投资或组织投资并不会和社会投资发生根本性冲突，主客体的统一到对抗，再到实践过程中根本解决工作性对抗关系，从而走上寻求真正实现和解的道路。这种实践化路径寻求，纯属工作实践关系，不会再是单纯认识上的想象关系。因此，尽管在形式上还涂有为资本而配置的工作色彩，并带有资本主义式样的行动律令要求，一定程度上受抽象规律规制，但资源配置将从突破资本的工艺学的行动开始，于再生产领域内重建人自身的工艺学，并使经济形态的人和社会的自由结合的人的个性发展要求保持工作一致性。可以讲，经济形态社会的全部活动范围(图景鸟瞰，参看图19-3)，即是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总和意义的现象学批判的实践化的发展道路和调适过程。在这个工作范围内，它将完成自己的文明规划的历史使命。

图19-3 政治经济学批判暨经济形态扬弃的历史道路和社会过程

分析概要之五：人们普遍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学产品一般范畴的存在性，那是因为这个历史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建设当中，还不十分地稳固，还不十分地坚强。但是，正如资本的范畴系统写就了从劳动一般到资本一般的商品生产的社会人的器官的发生史，那么，从劳动体和社会联合体中工作取出的人力资本范畴规定同样能够胜任这种伟任。脱去身份和财产双重束缚关系之后，犹如卢卡奇的指认：劳动处处都处于中心位置，成为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概括地表现出来。劳动二重性规定在社会主义实践领域内仍然发挥着作用。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发生在劳动物理场域中的实践模式加强研究，另一方面，社会产品生产本身作为物质身份劳动过程和社会产品财产的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也就要求对外在的运动进行综合形式的工作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以发达形态的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为运转中轴和批判性理解中轴；在对劳动过程进行重新文明规划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同样建设了自己的二重性规定的形态外观：产品的二重发展性态——直接产品和社会产品。这是依据社会的人的活动的二重性对商品二重性进行社会内容更新所达成的运行规定，其实质的内容是产品的带有主体行动内涵的实现方式和社会经济实现形式。这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所含有的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接续和实践性超越。

要之，社会使用价值批判和价值批判蕴藏着内在性批判要求，即揭开物的面纱的人的发展本身。所以，事实并不像《<资本论>的存在论》所说的劳动二重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好像是说任何个体的人均具有这种性质：所谓人既是自然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的说法，说到底，还是强调了人的自然性的独立性。扬弃的工作中介是发展人的合类性。

【注：在这个意义上，把卢卡奇的本体批判工作的努力和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系统批判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卢卡奇从学科统一的角度使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劳动（形式）工作统一，作为总体历史的“本体”和作为实践模式的“劳动”。“特殊本体论”设置的好处是，避免了各种存在和存在形式的空间自足，说明它们不是空间的一字排开，仿佛广场的楼群布局；表明了：社会存在在规定上寻根，也绝对不是设定“先验存在”，而根本是认识的生产，即对存在如何生长问题的总把握。不足之点：由于缺乏真正区分开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的工作眼光——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们看成一回事，使得采用了简化含意的历史归纳公式：人的类存在=人类的存在=社会存在；但是很明显，这是用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本体论）来认识覆盖真正意涵的唯物主义的存在——存在者的发展的规定。尽管问题不少，但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卢卡奇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及其实践理论的解读总体上是成功的，并富有创造性意蕴。因为，正是它开启了走向历史深处的工作研究，有效接合了人的发展和二重性批判的工作关系。这样，一个总体的历史的劳动发展理论就逼近了人类生产的历史理解深处。】

所以，事实只能存在于如下的发展情势中：扬弃的劳动二重性是人的发展的二重性态，即人在合类性的自然工艺学上的发展，以及相应在合乎人的本性要求的人类工艺学上的发展，从而在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消除经济的必然性)基础上的社会工艺学的重建，亦即产生社会自由结合的劳动工艺学的实践态。

结论是正确的。但不应要求有任何的超然的认识论来与之对应。“所以，社会存在本体论应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但是，这一种一般本体论不能再被歪曲为认识论。”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会把本体论批判规定轻易地归结为一般认识论，从而有利于上升为一种僵化的指导理论。“尽管认识论观点引入黑格尔的本体论逻辑具有重要性，然而决定性的二律背反却由于本体论事实被挤压进逻辑形式而在本质上受到歪曲产生了。”可见，“马克思始终如一地把对于社会的这种理解方式看作是普遍的方法”，尽管如此，“它在存在上必须以发生学的方式从它的过渡形式中推导出来。”【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566、643页】

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而言，一方面，在有效替换资本的工作位置上，处在劳动社会场域的总体人力资本，从而社会劳动体规定必须被视为直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定格这样的行动公式：社会人力资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主体的合作交往=社会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其人格化范畴又须得从抽象领域中抽身出来，通过行动即社会实践内涵的唯物主义寓意处处为实践提供具体工作范型。这种人本身对社会产品一般，即劳动场域随实体构造一步步成长的工作关系，随时扬弃自身，从而定格为消灭劳动社会抽象性的发展规定。于是，复杂劳动就在直接社会劳动中实存，新型的创造价值方式据此创造出来，它的表达式即应写作“W(Lc)”。劳动并不是在简单平均的意义被加总，而在复杂平均的意义被加总，也就产生了真正的具体性，产生了由工艺学揭示出来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根源和来源，因此有了一个汇总的讲法：

黑格尔以后的唯物主义者……不理解人在借助于思维同外部的感性对象发生关系同时也使自己对象化的过程中，在语言和在生产中实现他的思想使之外在化时，怎样据此而进入同其他人的关系中。在第一个场合，只有目的论，没有物质因果性。在第二个场合，既然物质因果性不包括实践的主观因素，那么，目的论就只是一个“幻想”或外表。例如，费尔巴哈就从来也没有把因果性和目的论成功地统一起来过。一方面，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他不理解客体也是人的对象化，是主观之间的交往，从而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他停留在抽象的“人”上面而没有从人们的社会联系上来观察人们，因而他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指向客观世界的那种改造的关系。科莱蒂认为，马克思汇合和解决西方哲学史上这二股具有深厚的根子而又相反的文化历史传统思潮，即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潮和唯心主义人道主义传统思想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作为“类的自然存在”的概念——以后发展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论证这两个概念的接续性……马克思这个论述说明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同其伙伴的关系，这就是说，生产是人们主观之间的一种交往，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人同其伙伴的关系，又是为生产的目的而建立的，就是说，是着眼于人对自然的活动和影响的，而且是它的一个功能……换言之，人并没有他自己的存在；这样，类的关系（人同其他人的关系）就包含人同不同于他的其它自然存在的类的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用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论述的这一命题，也正是作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焦点的同一个命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劳动定义为自我生产，这不仅意味着劳动的产物是工人的对象化，从而通过劳动的改造，使自然适应和适合于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人在劳动过程中、也使自己适应于自然……劳动在这两个场合，即人的既创造又适应的自我再生产，在第一个场合，因为人同客观的其它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他同其他人的关系的表现（通过对象化）；而在第二个场合，则是因为人同其他人、从而同他自己的类或同他自己的关系意味着人为了同他自身发生关系，就必须同一个有别于人的存在发生关系。科莱蒂强调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就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本身的逻辑都植根于此。”【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531-534页】

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意蕴在于批判与建设，在于不间断地推进扬弃运动。主体力量得以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在这里，劳动过程中的缔约行动特别具有意义。马克思概括了两条道路：(1)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2)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可见，劳动二重性是人类处在物质生产共同体的发展阶段上整体受其约束的认识形式的必然王国内的行动事件。它将工作指针始终指向了对工艺社会本身的探索和规定的发掘，从中审视经济形态社会的基本脉络和运动性状，从历史运动——劳动和生产发展史——的里层和内在的方面解明了劳动的性质和生产的性质，对它们进行充分的比较，以揭示规律。作为工作指针，它迄今为止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认识效力。作为自由王国的认识效力和行动事件，乃是“消灭劳动”。因为一旦消灭了劳动的谋生要求，劳动就自动上升为真正的活动，具有普遍工作含义的实践模式和形态就会脱颖而出。劳动范畴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依然是一柄双刃剑；它有效驱除拜物教认识，要求建设产品社会，并在社会使用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性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王国：工人自治或劳动体意义的生产自治。作为解放自身的过渡性质的“临时王国”【注：围绕劳动过程新构造的若干实质性因素（例如技术、权力、权威）不断化为实践关系，成为蕴藏着新的发展力量的缔约活动。这些关系或活动要求生产一般在本质上超出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的行动律条，向人类生产深处领域进军，向人力资本一般进军，并不断逾越自身的旧有的抽象规定；要求超越工艺形式和社会形式的硬性分割的发展束缚，重建向人的自身回归的劳动职业规划——具体的实践的人和具有灵性生活基础，建设社会人类学发展意蕴的新型的人的工艺学。“向人自身回归”以及“向产品自身回归”将是重建行动的工作方向和努力目标，这在实质内容上就是要求重建工艺社会这个概念本身，也就是二重性规定的真正实现消解自身的道路。】，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发展的缺陷，比如容易滋生各种非经济的强制因素，容易重新导致必然王国的盲目统治，一些正确的方向虽然得到澄明，但一些事实——至少在工作细节上没有得到有效地澄清。这就使得以未来为取向的建设将充满复杂性和曲折性，具有发展上的变数。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较量依然是整体意蕴的：反复进行和长期化，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可这就是劳动的辩证法和资本的辩证法，社会劳工(作为政治范畴和作为经济范畴)的发展是对这些辩证法的总归结。以致，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规定)同时成为彼此以对方为条件的自我扬弃的发展运动。这是一场看似没有结局的厮杀和较量，所以不会有固定程式，唯有和历史接合的不断处于变动状态的知识理论生产，即历史认识。然而结局总会有，在争斗胜出的一方中产生，——不过是在最先争夺了通向未来生产权力的一方中产生，如上指出，这意味着即使该方亦必须时刻从事扬弃自身的工作。从而，这是实现劳动共生的必由之路，需要兼怀“常无”“常有”之心。我们拭目以待吧!劳动——通过自身运动聚集为社会规定的劳动形式——消灭自己的资本!!既然申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当以发生的批判的行动方式迎接结果产生。

【附识】人们总愿意将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内在关联，至多延伸一点，与市民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阶级的一个变种)的活动相关联，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令牌”(所谓有成本—收益分析，所谓理性分析，所谓效率，所谓均衡，所谓最大化)，去随意支配人类经济史而已。如果把生产一般仅作为“商品生产一般”，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仍然是“范式经济学”，广义的概念就依然跳不出狭义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和学科的工作逻辑——就仍然实际作为“客体批判”在被运用!这样，将《资本论》创作视为“巨型的史书”(规定)研究计划的想法，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方法论意义。而即使仅仅从市民的活动出发，其分析触角也必然广泛涉及人类历史上各阶级的活动，从所有这些轨迹当中必能取出“产品生产一般”规定来。所谓生产一般，盖言生产之“总体规定”，它首先是“历史总体”的规定。这样从高度上看，政治经济学超出一般意义经济学的地方是：它以“统一之历史学科”理论经济学规定性，来高于它作为实践科学与批判科学的工作规定。这个“高于”本质上就是它的学术属性所在，所以，“总体性”(从行动主体方面看)以及“阶级性”(从历史客体方面看)必须作为“科学性”(从实践属性看)的实存规定意义的“内容”。即所谓科学，是由历史行动和阶级生成赋予内置规定性的逻辑和认知方法。如此，主客体批判行动规定“对接”了，从中升华出“总体经济学”，就是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根本上是关于产品生产一般和商品生产一般之客观研究体系。由于“产品生产一般”的研究侧重在“主体向度”(主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之对应，“商品生产一般”的研究侧重在“客体向度”(客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框架内，产品生产关系与商品生产关系的对接研究首先即被提上日程。更进一步，由于“主体的生产力”与“客体的生产力”是工艺学贯通的，人类自此步入自觉的生产力系统文明规划发展阶段，而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智能化序列的历史完成：人类劳动生产力I(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劳动生产力II(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人类劳动生产力III(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以及塑造自我的本质力量，是人的自由历史本质借助物质力量的全部意义的展开)。

【本章判语·意难平曲】一个是宫苑庭葩，一个是宝玉带瑕；若说没奇缘，今世偏遇见它，氏民一个家。分享聚合皆前定，好似食尽鸟投林。相生终难恰！相克中间化！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都道是良姻金玉，美中不足今生信。一个兀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从头越，一个是族中花。别时容易见时难，人民共天下。狼之将死，龙之将亡，奈何风云总虚化？涅盘一个家。我乞隼击，鹿鸣羊兮重生化。落了片，茫茫大地国无睱！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全文原载《保卫资本论》修订版（2017），P611-677，为该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第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