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海与孟买对照，仅就基础设施而言，上海已经是世界级别了，而孟买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国能如此离不开前30年社会主义阶段积累，那时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动员能力达到最底层。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那段历史是许多其他国家可望不可及的。

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是需要条件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不仅政治权力必须公有，而且经济权力也必须公有。因为，只有经济权力实现了公有制，政治权力的公有制才可能名副其实。

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联系，这可以从世界列强的崛起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并产生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在当前中国社会，无序式经济增长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投入，二是收入分配基于势力型博弈。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无序”是一种相对无序，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无序式经济增长往往会受到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的制约，从而也潜伏着增长中断的危机。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在香港，做B超需要等一年，做MRI需要等五六年，不等的话，私立医院全自费，价格仅为大陆的10倍左右。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到一河之隔的深圳看病呢?——其实，现在到深圳看病的香港市民也不少。不过更多的人还是不清楚这条途径的。殖民者和港毒一百多年的洗脑，可不是开玩笑的。

几十年过后，呈现在奥巴马面前的美国高铁现状，却是惨不忍睹：目前为：0公里（2016年）。美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项目在讨论了30多年后，终于在去年动工，而彼时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突破1.9万公里。目前美国最快的列车——阿西乐特快的最高时速只有240公里，平均时速仅110公里。从纽约到波士顿只有300公里，火车却要3个半小时。而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中国的“和谐号”能走完从广州到武汉1100公里的行程

分析不同国家的制度与国民素质的差距，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我看来，现实而合理的标准是：在同一时段（至少要半个世纪以上）内，比较两者在时段开始时的状态和结束时的状态。若以此为标准，恐怕很难认为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如果从“统治”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的制度并不劣于西方的制度。推动中国抛弃自己土壤上演化出来的制度，去嫁接西方的宪政民主，十之八九会天下大乱。

政治腐败：美国国会中司空见惯19世纪中叶，政治腐败在美国国会中就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据统计，被马克·吐温称的“镀金时代”（GoldedAge,1870～1898），有约十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公开腐败。

当今中国那些一味抱怨制度出了问题的人，他们并不是毫无影响力的人，他们就是制度制定的参与者、决策人，或者是“坏制度”的得益者。直接地说，这样的人正是中国的精英人群。在我们看清制度与人的关系时，他们将二者简单对立的目的也就浮现出来了：不过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的不负责寻找借口而已。

梨视频曝光常熟童工的事情已经有好几天了，各种新闻报道、政府行动、网友评论层出不穷，但大多表达对使用童工的愤怒和分析解决童工问题的困境。公众号春歌夜读却独辟蹊径，连发两篇文章《常熟童工：在生存面前，青春就是个屁》和《驳澎湃，关心他们为什么来，向哪里去，才是真正正视童工问题》，以“常熟给了这些童工一个希望”为理由，高呼“童工合法化”。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所谓“乱象”，美国民主党邮件门的选举黑幕为我们展示了在西方选举民主的背景下互相诋毁的恶性竞争成为常态;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给我们展现出自由平等口号下的人权不平等成为常态;英国公投脱欧为我们展现了西方代议制度背景下的社会融合机制失效已经成为常态。在这种种乱象的背后，折射出西方社会本身制度上的缺陷和危机。

在西方民主游戏的背后，已经形成了政治世袭化。民众实际上是无法真正参与政治，更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事务。而是只能在这些政治家族间进行选择，议会、党派都出现了家族化倾向，被少数大家族所控制，成为现代新的“世袭贵族”，他们根本不代表人民，自然也不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命运。

一旦泛民、本土人士成功夺权，驱逐了大陆人和“共产党”，成就了本土优先的资本主义乐土，他们还是处理不到这个社会的病灶的，因为，他们就是病灶上的寄生虫——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压迫和问题，为他们提供了养分和掩人耳目的素材，让他们可以通过“政党轮替”，达到永续资本主义的目的。

对于“转型”，一定要分清什么意义上的“转型”，警惕和排除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社会转型”论的干扰。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根本方向的改革，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定力。

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无论是普遍性国际组织，还是多边援助机构，它们各自在成立背景、目的、功能、运营方式、成员构成等方面都有显着差异，很难一概而论所有的国际组织在相同意义或同等程度上为大国利益服务。更具理论和政策意义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有的多边援助机构更多沦为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工具，而另一些机构则保持了相对较高程度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