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与国民党代表的所有侵略中国的外国战争较量的结果。对这一战争结果任何质疑、任何挑战，例如所谓“果粉”、“国共之战是内战”、“共产党执政不合法”等等都是发动新战争的战争行为，都是以“言论自由”掩护的新战争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动员。一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类无限制无条件的崇洋媚外、一切为汉奸翻案、一切妖魔化中国、妖魔化民族英雄、妖魔化共产党，一切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都是剥夺中国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把战败国的义务重新强加给中国的单方面改变解放战争的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中国正在被一帮“推行普世价值、脱离实际的文人”引向放弃这一特权，结果：“精日”分子横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上层建筑领域反共成了时髦，“猎鹰行动”“带路党”猖獗，“颜色革命”“民主动乱”蠢蠢欲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继续听之任之，前车之鉴不远。

明初成长起来的文人如方孝孺等已经看明白这个问题，还有专文论述，明确宣告蒙元乃是伪政权，蒙元治下反抗官府者绝不应加以贼寇之恶名。还定义了正统和变统的概念，蒙元只能列入变统，不当列入正统。其火力所向明显是针对元末明初这帮伪儒。可惜方孝孺死于靖难，这个大是大非，终明之世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澄清。其恶果之一是，明末清初一些人做汉奸也有了更多借口理由。

一千年、六个朝代、三次历史大回合、外加不知多少生命财产损失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一条铁规律：文人猖狂国家必亡。文人猖獗之后必是异族入侵、异族杀戮、异族征服、异族奴役。

到科举制基本确立下来以后，文职官员开始逐渐成为政府的主导势力，武将一般是被禁止干预朝廷政事的。但节镇势力早在安史之乱时期就已形成，唐朝的中央政府除了宪宗时期有过一点点中央集权能力之外，中央政府的命令一般都没什么武将出身的节镇支持。五代十国乱哄哄的，当然是靠军事实力说话。文臣们说起来似乎牛气冲天，大道理一套一套，其实真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理会。

什么是文化特务？就是在文化界搜集各种情报，如名人演讲、出版动态、写作人身份、文化团体组织以及写作人之间的往来的特务。这种特务不同于一般特务，基本上没有武装，无需跟踪、侦缉、暗杀、下毒……他（她）只需要把搜集的情报上报给上级就算完成任务，可是，在性质上他们与一般特务没有两样。

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成为极少数公知?1、走出深墙高院，拥抱广阔的基层社会和底层民众，感知时代潮流与脉搏。2、避免盲目崇外只看国外月亮圆，全球眼光、国际视野不是全盘西化盲目照搬。3、注重社科研究本土化，即将国际上科学合理的社科学术概念、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吸收消化为本国本民族所用，并以研究及解决本土问题为社科导向和使命的学术运动。

政治、经济、法律、文学领域的新手们！我们一入行，就注定了被洗脑，再加上那些被福特基金会收买了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以讨论为名，行洗脑之实，谁来保护我们？唯有加强理论建设，把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真正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新一代青年才能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远离公知！

中国文人“公知”靠什么获得权力？软暴力——话语权和信息权。中国文人“公知”没有根——更确切地说，中国文人“公知”的根不在中国，而在“毁灭中国”。既然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地位高于一切，既然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利益容不得中国强大、容不得救国爱国，既然中国动乱对确保文人“公知”的贵族特权利益有这么多这么大好处，那文人“公知”就没什么理由不在中国制造动乱。

中国文人“公知”身为中国人，却时时、处处、事事敌视中国，从不站在中国一边，从不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从不在乎让中国吃亏。因为文人“公知”是搞人文的。人文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源于经济基础，服务于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产生不同的上层建筑。每一种上层建筑只为产生出自己的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不为不产生自己的其他经济基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