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为什么从宋朝之后，就是文人统兵武人打仗？

自幼儿未习武怎能征战，无奈了领大兵跨上雕鞍。夜宿在官王庙周爷出现，三更后他与我曾把武传。军阵上打一仗勘平贼乱。

——康健民·《双背鞭》

王明方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要去打仗的时候是一万个不情愿。说来也是，至少按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明明是考进士做文官来的，现在却突然要领兵出征，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过来，现在又突然要去打仗，从来都没联系过这事，生死未卜、祸福难料，给谁都不情愿的。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明朝，所以这是个大纰漏。要是这种抱怨发生在唐中期以前，王明方这样抱怨就是合情合理的，但放在明朝就不对了，尤其是中期以后。

基本上可以说，科举制在唐朝中期稳定下来之前，做官最主要的渠道还是得靠军功，举孝廉一级一级晋升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军功相对来说就快很多。比如汉朝，武将封侯，只需要跟着一个比较能干的大将出征，斩敌首级的数量积够了，差不多都是可以封侯的，象李广这样到死难封的毕竟只是例外情况，大多数情况下，武将还是要比文官的机会更多些。更要命的是，在汉朝，一般来说，武将只要封了侯，就既可以做文职工作，也可以担任武职，进退余地比较大，而文职官员则一般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机会带兵立功。

到科举制基本确立下来以后，文职官员开始逐渐成为政府的主导势力，武将一般是被禁止干预朝廷政事的。但节镇势力早在安史之乱时期就已形成，唐朝的中央政府除了宪宗时期有过一点点中央集权能力之外，中央政府的命令一般都没什么武将出身的节镇支持。五代十国乱哄哄的，当然是靠军事实力说话。文臣们说起来似乎牛气冲天，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其实真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理会的。

正因为武将势力太盛，而且宋朝本身就是依靠武将集团建立起来的，所以宋朝从一立国开始，就很注意防范军功集团。杯酒释兵权之后，基本上就是文人主政，武将被压抑得很厉害，大到简将命师，小到排兵布阵，都是由庙算说了算，武将只能很机械地去执行，不能临时变更，否则都是以违反诏书论处的。甚至在一般情况下，边将是没有作战地图的，是到要打仗的时候，皇帝按照庙算确定的方略，做一个行兵布阵的图，交给边将去执行。所以，每逢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皇帝亲征的。太祖时期还好，除了亲征过一次河东之外，连平蜀定吴这样的事情，都是交给武将来办的。到太宗时期，稍微大规模一点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与辽国的战争，基本上都需要皇帝亲征。真宗时期，跟辽国打议和之前的最后一仗，都到快要开战了，还有文官喋喋不休，说不该打仗，皇帝不该亲征。这个传统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结束之前。神宗时期，因为王安石变法，弄得内政很乱，准备要跟辽国打仗了，神宗就是准备亲征的。

现在人都喜欢说宋朝是文人士大夫政治、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是一个很辉煌的文化黄金期。这样说固然很对，确实是事实。但是却不应该忘了，皇帝之所以有意地扶持文人势力，目的不是为了什么文化繁荣，而是为了防止武人集团掌权。太祖、太宗时期基本上还好，虽然武将权力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了，但基本上都是经历过开国战争的，经验比较丰富，虽然开边不足，防御还是有余的。但从真宗开始，宋朝进入稳定时期，武将人才的缺乏就成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了。武将的选拔几乎就是靠文官推荐和从军事实践中挑选，而且，武将基本上都要象文人考科举一样，必须经过文化考试。王安石变法时想改变这种情况，只看兵法弓马，降低武将选拔的文化考试标准，就遭到了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对。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宋朝的文化很繁荣，但军事上一直很弱，先有辽，中有夏，复有金，灭于蒙元，几乎没有强大过，不仅不敢对西域有什么野心，就是连西南都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仁宗时期，西夏崛起，与宋连年争战，宋本来缺乏武将，刚开战时又准备不足，接连损兵涉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用文人来防边。这时崛起的就是后来很有名的范仲淹和韩琦，今天你知秦州我知庆州，明天我知秦州你知庆州。准备了很久，也没有聚集起足够的反击力量，只能眼看着西夏自己立国，僭拟乘舆。此后，宋在西北的常驻军一般都维持在三十万左右，而且都是消极防御，而太祖开国，南征北战，所用的兵力总共才不过区区十二万而已。这样，本就十分紧张的财政因为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更加紧张了，到神宗时期，终于不得不用王安石来“理财”了。

元朝就不说了，还是说说明朝和接下来的清朝。明朝还在太祖时期就基本上剪除了在开国战争中形成的武将势力集团，尤其是蓝玉案，牵连达一万五千人之多，之后几乎就没什么宿将了。成祖也还是一样，没给武将给过什么机会。到英宗时期，其实象张辅这样的名将都还在，但还是听信太监王振的话，在土木堡一战就被鞑靼歼灭了五十万军队。可见对武将防范到了什么程度。此后，打仗基本上也都是靠文人在督师的，总兵权的一般都是文官，武将们是没有机会的。中期因为辽东战争兴起，才在前线培养出了一批军事将领，但即使如此，在辽东作战的比如熊廷弼、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等，还有长期与闯献作战的孙传庭，也都还是文人出身，军事经验都是在实战中取得的，此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清朝也与此类似，到康熙时期，开国宿将基本上都已或被清洗或已过世，再接下来的边事全部都是靠文臣在支撑，到太平天国起事，就完全是靠文人集团镇压下去的。

以前有句话很流行，说是湘军之所以厉害，就厉害在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书生居然能立下中兴这样的不世之功。不知道这话现在还流行不流行，其实是完全搞错了。用文官来主持军事，这不仅是自宋朝以来近一千年的基本情况，到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也基本上都认为自己应该出将入相。比如宋朝的宰相，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两人，在罢相之后，都是在河北做安抚使的，就是做边将，而且是挂了节度使的衔的。所以，在哪个时候，才有“使相”这个说法，也才有了后人常用的“相公”一词。明中期着名的心学大家王阳明就不仅是学问大师，而且在军事上也成就卓着，平定了震动江南的宁王叛乱。曾国藩们不过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已，能算得上什么呢？

左宗棠现在也被人吹捧得很厉害，其实他做的也不过是士大夫的本职工作罢了。文人守边，一向来是进取虽然不足，但防守基本上还都是能做好的，敢于轻易把国土送给别人的不多，王安石鼓励神宗给辽国多划一点，理由也是“固欲取之，必先予之”，公然地卖国，还是没几个人敢的。看上去左宗棠好象跟范仲淹干了一样的事情，但名声却完全不一样。范仲淹名声好不是因为他守边有功，这是臣子本分，而在于他的人格刚直忠公，左宗棠最大的事情也就是收复新疆，怎么能跟范仲淹比呢？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国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