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比较中西文化大格局的“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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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给青年人的一段话，非常重要。总书记说：

【“‘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100年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衷心地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这段话读了好几遍，这对现在青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很现实。总书记还讲：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这句话充满着总书记对今天青年的厚望。

什么是“比较中西文化”大格局？

下面，我就以此为开头，讲一讲比较中西大格局的“五四精神”。我是搞比较中西哲学文化的，讲的时候可能有的地方抽象一些，在座的有可能一时听不明白，欢迎各位随时打断我，随时提问题。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发展，与西方自由主义纠结胶着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形态，直至今天也没搞太清楚，在这三个思潮之间，我们怎么给它划开。把它们划开了，我们才能知道中国在哪里；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中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卷入全球化浪潮，迄今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上取得的不断攀升地位，逼迫世界与中国自己，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国思想文化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关系，好好进行研究。曾经剪不断理还乱、纠结胶着的现代思想文化的这种关系，它的剪不断、理还乱和纠结胶着，原因是近现代以来，讲述中国问题所用的话语是西方的，造成对中国现实，尤其是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普遍严重的扭曲和误解。今天要改变这种局面，要真正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关系，必须采用比较中西思想文化的话语方式来讲述西方与中国自己。今天为什么中国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成了一个问题？中国故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话语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一个对世界和中国文化，我们究竟需要怎么去看清的问题。

这就是这套我们今天讲的比较中西文化话语和方式。它紧紧围绕中西传统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的这样四大文化范畴的根本差别。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在这四个方面是不一样的。这四个方面的根本差异，在这上面形成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结构，现在先交代各位。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结构叫做“一多不分”，西方的传统结构叫做“一多二元”。我们下面还会讨论。

我个人的体会，如果把西方和中国这两个东西弄清了:什么“一多不分”？什么是“一多二元”？就能把很多问题，无论小问题还是大问题，都能看得明白。实际上这也是毛主席过去曾经常用的“一分为二”。要分析一件事情，它是“一多不分”呢，还是“一多二元”？就要分辨一下其内在是怎么回事？是这两个简明结构的比照阐释，构成了一个贯通中西高屋建瓴的大格局视角，为辩证地恰如其分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必然性的，战略性的大格局条件。中华民族的地位要放到这个世界文化秩序的大格局中去看，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先讲一讲什么叫“一多不分”。来看一个简图：

这些个点点（课件)，就是在我们中国哲学文化角度上，中国人看待天地宇宙万物，在思考这些万象是从哪来的，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即对天地宇宙是怎么认识的。中国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是研究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从万物之间相互关系中总结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得到一个“道”观念。中国人今天仍然在下意识，是一个“道”观念在起作用。只要你是生在中国，受中国文化浸透长大的，受中国文化滋养，中国人下意识的思维方式，是这个“道理”在起作用。“一”就是这个“道”，它把万物内在地连成一个浑然一体，谁和谁都是不分地内在地互相联系的。所谓“一多不分”就是“道”，是最简单的道理，世界万物、人与人之间，是命运连在一起的，之间是不可分的。虽然我们人一个个单独地走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关系形态的意义，不是独立个体，你跟世界分不开，谁跟谁都分不开，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什么叫“一多二元”？我们现在来到了西方。在西方也一样，古代哲学家看到点点点点（课件）的世界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在琢磨这些万物是哪来的时候，同中国哲人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要假设，假设一切万物来源都是从上面这个大黄点而来，假设外在超越有个大黄点似的世界本源或这上帝，这个宇宙万物都是它创造的。这样印欧传统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一个框架，也即下边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上边这个超绝的“一”无中生有地造出的，是直接受它单线单向地指挥、主宰的。这跟中国思维很不一样。这个叫做“一多二元”。上边的大黄点就是一，就是唯一真神上帝。下边点点点点，就是任何事物包括人，都是单子个体。这个大“一”和单子个体的“多”之间是“一”的主宰，是支配，是二元对立关系。单子个体的万物之间、人和人之间，也是二元对立和冲突关系，对立冲突产生一个“我”占上风的征服。所以“一多二元”，就是两个独立东西之间产生的对立，是“我征服你”这样的模式。这同“一多不分”是一个鲜明的比照。让我们来在这个“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对照状况的基础上来理解“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是“革命”二字

“五四精神”是什么？在根本上就两个字：“革命”。一谈到革命，就得知道它指向谁，要“革”谁的“命”？理解一下“五四运动”背景，中国所处世界这种大格局中的地位，我们就知道它的指向是什么？共产党人对“五四精神”的认识是“反帝反封”，加上一个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再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还有就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从“五四”开始，进入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新、旧民主主义有本质上的差别。旧民主主义是抽象的民主概念，是曾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那个时候这样的一种认识，中国在那种认识基础上走来，至今一百年。这样一条道路，今天更清楚，在根本实践上，被证明是恰当的，正确的。对这个认识产生任何歪曲性的，现在出于某种目的的歪曲，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对“五四精神”各种各样的说法，是需要我们认真分辨和对待的。对各种各样的其他解释，要谈应该怎么看，要看清楚它会把我们引到什么路上去。对“五四精神”怎么看，似乎是个认识问题，实际是有要把我们往哪里引的问题。当然是在对“革命”两个字的意义上，是对革命怎么看。你的看法、你的分析是偏离革命的，那就值得我们讲清，不能让我们脱离“五四运动”的根本革命精神。你把“五四精神”往错处去理解，或者是用其它方法扭曲阐释它，导致在道路问题上让我们会向别处去理解。所以有必要对它再理解。

为什么说“五四精神”归根结底是革命？因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整个走向都是“革命”的问题；“五四运动”是这之中一个非常震撼的事件。这个震撼事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当时历史状态之下极具代表性而产生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不革命是没有前途的。这种状况跟以往历朝历代走到尽头，走不下去了，不能再维持下去的基本状况一样。也是所说的周期律。每一个历史朝代都表现为这种周期律一个循坏。“五四运动”突出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革命过程，是这个周期律震撼性的表现。首先发生在天安门的“五四运动”导致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是近代中国革命又一个伟大起点，也是转折点。因为在它前面，有其他的革命事件：白莲教、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还有后来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更具意义的苏俄“十月革命”影响，带来这个伟大的革命转折点，它是“五四精神”的本质。不能脱离开近现代的整个历史状态，所以“五四”表现的是根本的、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它的最响亮口号是“内惩国贼，外争国权”。非常简洁，非常突出，革命对象很清楚。“五四运动”很突出地体现了近现代的革命性质，与以往历史的革命本质上一样，是人民的反对剥削和压迫。人民活不下去，要活命，要反抗。从秦朝到清朝，历来是这个周期过程。

但是“五四运动”与历史上的革命相区别的地方是反帝，突出性的反帝。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这个导火索，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反帝”实际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反封”是反对国内腐败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基于历史事实，我们是这样说，但是在哲学上，如果用“一多不分”、“一多二元”来说，有个哲学的逻辑问题，它是反对“一多二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当时中国与整个世界的是搅和在一起的“一多二元”状态，整个世界状态都是人与人的“一多二元”关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关系。所以“一多不分”是反对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破坏社会和世界的大生命体系的生生不已。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的过程。那个时代出现了整体性的人与人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使整个的大生命体面临危害整体性生存健康的问题。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人民一同起来，作为一个大家，一起进行反抗这个霹雳性革命奋斗，来校正危害生命体生生不已过程的“一多二元”的疾患，来恢复“一多不分”的那种社会正常的生存生活秩序。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导致社会的这样一种无序状态，体现“一多二元”的就是喊出的要内惩的“国贼”，国外是向它争国权的“帝国主义”列强。

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既是“革命”，目标是什么？目标实际上就是恢复人与人正常的生活秩序，就是正常的生命生生不已的延续。这么说，要用现代语言来说，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文化涵义，就是人类“一多不分”社会生命体系的生生不已延续过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合在一起了，也即“一多不分”生生为贵的人与人命运共同体关系。人不能不认为人与人是共同命运的。一些人压迫甚至用战争、用暴力来消灭大多数人。必须要从那样一个动乱的现实，回到一个正常秩序上来；因为压迫和剥削都是“一多二元”，都是违反人和人之间的正当关系，对人类生命生存都是具破坏性的，对生生不已的生命体系都是负能量，是不健康的伤害生生不已命运，伤害人类生存的力量，所以必须要用革命来纠正。革命是霹雳手段，是急迫纠正动乱的“一多二元”秩序，建立和回归到“一多不分”生生为贵关系的恰当秩序，回归人类正常的生存生活秩序。

以“革”矫正动乱，回归生生为贵的关系秩序，这个思想是中华民族老祖宗交代下的，它是八八六十四卦第49卦的“革”卦。我们看看“革”的卦辞：

什么是该“革”的时候了？该革的时候是“水火相息”，是矛盾非常尖锐集中对抗状态之时。卦辞说：“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这是古代的说法，大家去理解就行。在这个状态下，“己日”是爆发革命时间，采用革命的行动，革命浪潮取信全体人民。中国传统的“文明”，是应理解为贵生、有利于人类生存、协和这种文化的。“大亨以正”，即大治以正气的传统中国的“政者正也”。中国的“政治”二字，不是英语“politics”这个字，而是正气之治。这在《易经》“革”卦的卦辞是这样说的：“革而当。”什么叫“革而当”？“革”，是把事物恢复到它恰当的状态上去；“其悔乃亡”，这样任何使的人们沮丧失望的心状就结束了。“天地革而四时成”，四时成就是春夏秋冬，是恢复天地人生生命体系的正常运转。卦辞以“汤武革命”为例，引得我们想起，孙中山即是将他所领导国民革命比作“汤武革命”。所以如果理解中国为什么有革命传统，最初从《周易》六十四卦即有的。像“汤武”的“革命”，叫做“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是顺乎天地自然的生生不已生命延续程序；“应乎人”，是应允了普通黎民百姓翘首期望的愿景。“革之时大矣哉”，革命是大事、大动作啊，卦象是上边是水是泽，下边是离是火，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八八六十四卦，即给人们一个要“变”的观念。这里的“革”卦说明，革命不是那一个或几个人谁臆想出的，而是中华哲学文化传统的早有之义。“革”是中华民族老祖宗的《易》经中有的思想，整个天地万物人的大宇宙是一个生命体系的生生不已过程，它克服对生命延续具有不健康或危害的力量，是生命过程的本身即已必然包含的，革命就是一个“辩证”。它改变现状，但是这个“变”必须是克服和指向对生命延续的不利因素。革命的剑指对象要恰当，是针对危及健康的病变施治；从哲学上是这样讲。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革命”的词汇拿出来解释一番？因为现在中西方思想搅混一起，容易出错。西方“政治”也有个“革命”的词汇叫做“revolution”，它也是“变”的意思。但是它不含中国《易经》教给我们的生生不已，为维护这样生生不已的天地、自然的生命，在这样意义上的“变”。它没有这个涵义。在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中，“革命”不只是求变化，而是求生存，求生生不已，求一个“一多不分”生生为贵关系的、健康的人与人、人与天地的延续共生程序，求一种呈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状态的社会。为什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对中国人有那么强烈吸引力？是因为它是最适合人类大生命体的生生不已的生存生活状态，一个本然的状态。孙中山将他的革命称作是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用这八个字写下条幅。

什么是革命？它是一切在中国哲学文化环境的“革命”的意义，是“五四精神”的内涵。近代革命发生，“五四运动”发生，都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环境，沦落到社会生活已不是一个健康体，而是一个充满疾患、必须医治拯救生命的情势，直至手段必须是手术性的、霹雳的革命。革命是动手术，是“五四精神”本质的要求。后来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传来明确含义的革命理论，共产党把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条件结合在一块，这是我们走过的道路。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都是这样的实践。

我们可用这个“一多不分”图，来阐释一下革命；意思是整个一个天地宇宙，“心”这点表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地宇宙当中，都是跟天地宇宙分不开的。这个心也可比喻处在家国天下中心位置的领导，是中国自古历朝历代处在家国天下中心、起治理作用的那个角色。四周不是想象的严格的圆形边界，而是曲曲折折的，表示我们自己所处的场域，往远处延伸出去是无边无沿的，宇宙是无限的，人跟宇宙是相系不分的。人要真正当好人的本分需要把自己想成是宇宙的人，需要把宇宙的事都放在我们心中，这才做到了是一个有觉悟、有思想意识的人。我们不这样做人，我们这个人是不完全的。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心”，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方治理者，一个社会的力量，你原本是源自这个社会形成的你这样一个核心，尤其是形成你这样一个对家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治理力量，必须担当起场域所赋予的当然作用。如果不是这样，你不去担当这个作用，其实是自己脱离了你应在的中心位置，脱离了人民群众，你把自己孤立起来，你谋划的是一己个人利益、财货。历来朝代最后皇帝都是这样，昏庸腐败，不把自己同黎民百姓作为命运相系不分，不以百姓之心为心地维系。明朝朱元璋当皇帝之后不忘人民群众，以强烈意识进行反腐。可以后什么状态？到万历年间，就变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只为统治阶级自己利益的腐败状态。家国天下就在本质上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脱离天下这个“大家”，社会腐败混乱，出现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争权夺利、动荡不安；黎民百姓疾苦无人关怀，加上饥饿、疾病、犯罪、混战及外族侵略，成为一个没有办法、非有霹雳革命手段不可继续维系的局面。

这时候，来看旁边那些箭头，它们表示：在中心位置的负有治理天下责任的力量不是要脱离这个家国天下，只考虑自己一人一家的财货利益吗？这个天下大势则要走向要取缔这个中心力量，重新组织与建立中心，这就是革命的状态。在清王朝推翻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局面，就是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种其它派别，动员民众组织，风起云涌，呈现一个革命情势，直到重新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又落实到家国天下治理功能的中心位置上来，这个中心又回归到紧密的与家国天下共同命运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毛主席的说法非常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力量从哪里来？是从革命群众中来，治国理政的铜墙铁壁在哪里？是处在中心位置的天下治理力量，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始终跟人民群众处于共命运的一多不分。这样的家国天下才会有稳固的平安长久之治。从前的脱离家国天下关系的中心，被取缔和替代了，出现一个新天下、新国家、新社会。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就是这样一种周期性模式。

“五四”革命精神的坚决性

“五四”运动为什么那么值得纪念？很值得强调的，是它的坚决性。毛主席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辛亥革命把清朝推翻，国民革命刚刚胜利，袁世凯又做了皇帝。这种半途而废和“五四”运动形成对照。“五四”运动就是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非常明确。“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青年的精神导师陈独秀有一句名言：

【“我们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千万共产党人、革命先辈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艰苦卓越斗争，写下的正是这样高尚优美的人生！

“五四”精神鼓舞的青年人的革命志气，是这样一种浩然志气。我们死了多少同志？无数！本人是经过那个时代的，年轻的时候受到的就是这样的革命教育，使我们这一代总是忘不掉。记得周恩来总理讲过很多次的一句话：“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句话总在耳边，给我们那时青年的印象非常深。今天的生活来之不容易，是仍然跟“五四精神”紧密贯穿在一起的。“五四”的革命坚决性在今天也是最有现实意义的，仍是不能停止反帝和反封，不能改旗易帜，红色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今天的人们，要想习总书记讲的，不能忘记初心，要牢记未竟的使命。习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早在8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

也就是说，革命是不可以停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能告别革命，而是要永久奋斗：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国内外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不利于人类社会健康、不利于天地宇宙大生命体生生不息延续过程的负能量。我们必须要注意环境问题，破坏环境就是破坏宇宙自然和人类的生命体系，我们同整个宇宙自然都是“一多不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总结一下，可以说，“五四”精神是整个民族——尤其青年为最跃动的部分——的一颗革命灵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永远不停步的革命，永远不走回头路。革命的办法是什么？是建设一个永葆青春的党，永远与人民命运与共地在一起。这颗灵魂就是永不隔断个人命运同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生生关系。“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共产党人必须是这样，不是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人。今天出现的腐败，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更深刻发生革命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就发生于国内外的压迫，是腐败的统治所导致。革命的方向也就变得更清楚，它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就人民、救中国。革命的路线是什么？就是始终要把持住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革命的方向不可偏，依靠什么人不可错，打什么旗帜不可错。旗帜必须永远是社会主义旗帜。制定什么政策？不可脱离初心，不可脱离马克思主义，不可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可脱离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革命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革命共产党。国民党不行，所以把它顶替了。今天出现替国民党说话现象，这是走回头路，是反历史、反人民的。而且关键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建设党，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一颗革命灵魂的党，这一条十分关键；这是毛泽东曾提出的，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五四”的革命道路，是与工农劳动群众为伍，以亿万群众为铜墙铁壁，他们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什么眼睛里没有人民群众的“精英”。

对“五四运动”今天怎么看？要深刻认识对西方误读

什么是“反帝”和“反封”？我在自己做的比较哲学研究领域中看，“五四”革命和斗争的反帝反封本质是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帝”是反对来自外国的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反封”是反对国内的剥削和压迫。所谓“封”是剥削和压迫，是历来具中国特征的腐败无能统治；所以会有来自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其原因是内部的腐败无能统治才造成的外来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今天来到了一个应深刻认识曾发生的中国认识西方，在“五四”作为第一阶段的很多误读。“五四”时期，是对西方最开始认识阶段，出现不少误读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被迫签订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变得在精神上站不起来。中国人怀有要当西方学生的心理，而学生总被老师打。是在这种很简单也很紧急情况下，这是欧洲和中国一种整体性社会的气势。这种大潮流下，中国对西方认识是简单的，误读的。因此我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民族有一个要走完认识西方的过程，今天还没有完成，仍有大批人盲目崇拜西方。不过中华民族中，知识分子中，有的个人已经完成认识西方的过程；辜鸿铭算一个。大家可以查查辜鸿铭的材料。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都有一开始推崇西方，后来觉得不对头，最后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不过，人们记住了他们前期说的话，后来有所醒悟的话，没有引起人们太大注意。梁启超曾发表很多关于西方思想的文章，后来到欧洲走了一遭，回来后才意识到东方文化才是救世界的。

至今我们还有一些误读没有解开，比如“封建”、“封建主义”这些词汇。今天可以来讨论一下，它其实是把欧洲历史文化误读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中的概念。还有“赛先生”和“德先生”，中国人那么被这俩口号吸引，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不已的。实际在中西比较哲学视阈看，这是一个误读，是错误理解。其实“德先生”（也即“民主”）对应西方的那个概念，不应该用“民主”这两个字的词汇，它英文是“democracy”，发音是“德谟克拉西”，其实说“德谟克拉西”就很好，就不会理解错，说“民主”中文这两个字，就误读了。“democracy”其实针对的是古罗马政教合一的政体，是教会统治，是针对它提出的，古希腊的投票选举。对它不知道的话，认为它是抽象的，是普世价值，不管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用。还有赛先生（也即科学），是用来否定基督教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是抬高科学和理性地位；因为上帝被否定、被排斥，发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要用科学理性来寻找唯一的真理（原来上帝的角色），实际是另外一种上帝的诞生。表现在哪？康德的绝对伦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是例子，还有一些其他思想家。只要把西方这些现代思想家的东西捋过一遍之后，才忽然发现原来是这样一种状况。要质疑近现代一个说法，就是所谓“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现在需要加大力度认识中国文化带给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为什么有启蒙运动？为什么有文艺复兴？为什么有现代文明？是有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的。一些西方学者在做这种课题研究，有一些新发现。“现代”（modernity）这个说法，不是马克思的说法。

“现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个人主义，背后驱动力是私有资本主义。理性和科学都是手段，而不是普世真理，被转变成服务于个人主义的私人资本利益。在哲学上这是一个谬误。“哲学谬误”不是我们中国说得出的，它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反省而说出的。怎么会叫哲学谬误？就是人被假设为是单子个体的，互不联系的。其实最平白事实都能证明人不是单子个体的，这是人最平白的生活经验，人不是单子个体，是脱不开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是一个简单得荒唐的谬误。这是很多后现代思想家这样批评的，中国人可以现成地拿过来用。谬误，是它的宇宙观谬误。科学发展史告诉人们科学是血腥的，是西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表现物质实力和统治的手段。现实就是最好和最坏杂交在一起；人类在科技上发达，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拿它服务于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政治，思想状态实际比原始还原始。我在美国时有一门课，叫做“超越西方传统”（Beyond Western Tradition）,非洲、拉美、亚洲很多消失和存活的原始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都是把人与人视为是命运一体的、一个大家庭的。唯有印欧传统把人假设为单子个体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走到现代，似乎科技就代表了思想上哲学上的先进。实际上科技被作为手段来利用，服务于那个比原始还原始的东西——一己自私之利，去征服别人，去追求个人私有财富。建议大家读一读“法兰克福学派”，一个在马克思思想基础产生的有几个德国现代思想家构成的学派。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启蒙运动走向反面。启蒙运动走了一个辩证的回头路；启蒙运动本来一开始是不错的，推翻上帝和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桎梏，但是后来它走向反面，科学理性最后完全服务于个人主义。还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西方的科技史。科技的发展就是一条血腥道路。举个简单的例子，坚船利炮的建造，是为了要发动鸦片战争，为了侵略中国。“文艺复兴”初衷是好的，后来也走向反面，直到现在，等于是流产了。除了否定传统道德，它没有把上帝和宗教扳倒，最后还是要由“一神”来建立个人主义的神圣合法性，要有“神”来赋予一己个人权利，保障一己个人的自由民主，为无限积累个人的财富作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人们理解现代思想文化需弄明白这一点。印欧传统自始至终的思想文化都没有离开一个超绝主义的“神”，现代思想的“先进”离不开个人主义：人人都是个体的，是互相竞争的，这种下意识才是“现代”。

在哲学谬误中的这种意识到什么时候才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清算和否定，是后现代。关于后现代，可能会有不少人其实不知道后现代是什么意思。后现代就是否定有唯一真理，否定有一个超绝世界本源（一神）。是这样，西方后现代最后转向东方，不少人也开始认为人和人、人和宇宙、人和自然万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环境主义者就是像东方这样的认识。有的后现代思想家，直接就说，中国后现代主义在老子、庄子和孔子思想中。这是说，中国2000多年以前，就秉持后现代人今天才走到万物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哲学。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说“中国现代落后”是意识形态，是为西方少数强人统治世界而编造的意识形态。曾有一个澳大利亚副大使级的外交官，他有一个概念叫做思想隔离（intellectual Apartheid），是说有一套刻意制造流行的话语，让知识界人们对东方思想不屑一顾，让他们产生不出对东方要认真研究的心理。谈到东方，就是“落后”的，不足为道的，西方才是老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建起来一道思想隔离墙。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提醒今天的人们要加大力度研究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写了一本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讲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受到东方文化启发才有的。这位作者很有意思，他对中国听众说，我很不好意思，怎么从西方来告诉你们，没有中国文化，不会有文艺复兴。这对有心的人不能不是一个触动。

五四精神是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精神，不能笼统，应有一个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怎样理解“爱国主义”？“五四精神”反映的是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不能同英语的“爱国主义”理解为同一个含义。英语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指在启蒙运动思想“契约”意义的个人至上基础的民族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两个“爱国主义”不是同一个价值和同一个意义。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什么？是呵护人类社会，是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大生命体，是爱自己的家园，保护人民生命的延续，尤其是中国有着惨痛遭受列强烧杀抢掠的经验，民族几近危亡的这种命运；没有国就没有家，中国人更珍惜自己的国家，珍惜自己生存生活的家园的安全。这个爱国主义是很具体很清楚的。今天中国人一定要理解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的那种爱国是爱什么，是支持“民族国家”的扩张和侵略，是一种狭隘的沙文主义和本国利益主义，它恰是时常将别国维护正当民族权益的“爱国主义”贬低为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反而它自己恰恰是贬低遭受民族权益威胁的弱国时所用的“nationalism”。如果没有比照中西的大格局，就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要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的爱国主义，讲清楚英语“patriotism”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样才会在说到指摘之时，仍然坚持正义的道理。

“五四”运动“反传统”吗？

有一个观点，需要梳理一下，就是“五四精神”与儒家思想传统并不矛盾。“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五四精神”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如果仔细分析，掰开揉碎了去寻找其逻辑，二者之间并不是想的根本矛盾的，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结构在新时期的话语当中，做出的重新调整和延续。同一个老儒家传统生出新儒家，生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土壤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生出自由主义来到中国，变成中国样子。中国土地上的自由主义的概念跟西方自由主义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从中国传统去理解它的样子。可以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比喻，好比一个盛水的水桶，本来里面的水是自然的、平稳的，正如经常说的是自给自足的。突然间来了地震，“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精神遭到列强地震似的攻击之下，外力的震动致使产生内部的剧烈动荡。近代以来，多少次不平等条约，多少次被打破国门，受尽蹂躏屈辱。于是，这桶水开始激烈动荡了。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记住的是，要想到的是，水桶里的水再动荡的厉害，也离不开水桶的结构。水桶结构可比喻为中国文化结构，水动荡，各种思潮激荡，水桶的结构不变。也是说尽管各种思潮一时间绞结一起，在水桶中互相撞击，有的名义很风潮，如胡适假“实用主义”之名宣扬的自由个人主义，很时尚，但它自己带着的还是中国传统结构。

这三种潮流基本上仍是中国结构，无论它的名义是什么主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思想结构。就是说中国大地上的自由主义，不是真自由主义，只是望文生义地拿了西方一些词汇，用中国头脑来使用。必须理解，这是历史的现象。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人们一般不怀疑“五四”运动主流是反传统倾向，三派都反传统，它是根本特征。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如要指出这种反传统也是中国传统。中国传统本身带有反传统元素，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历史上的否定儒家、否定道家，互相否定来否定去，一直在发生。如果要做一个简单概括，“五四”运动带来的三种潮流是什么？是新儒家，也即儒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由主义，但三者内在的都是中国结构，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历史上儒家曾与佛家打得不亦乐乎，但是它是同一个结构。实际是在一个新历史条件下，各有一套自己话语。“自由主义”只是把西方概念翻译为中文词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套汉语的马克思主义词汇，新儒家则是用将西方概念附会到儒家思想传统身上，产生了一套与西方结构混杂在一起的话语，一个新阐释。三个潮流都使用了一套不同话语。在这个层面，应该说“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的三股思潮，虽都是运用西方的话语，但在深层结构，都没有意识到与西方的差别在哪，没意识到有结构性差别。

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

三股思潮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激烈地涌动，它们上演了一场思想的“三国演义”。自由主义很显然，自始至终是一只手要打倒马克思主义，一只手要打倒儒家传统，新儒学起初既不赞成自由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都是外来的，不适合中国。但是后来新儒学因为海外关系，千丝万缕，大体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并同自由主义相伴随，反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对中国传统的阐释，主要效果在于，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围堵中，力图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席之地。新儒家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很不容易的。它要在全盘西化的咄咄逼人围堵中，委婉地解释中国，告诉人们，要保留中国文化，其中还有好东西，这样保留一个席位。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很不一样，它经历了一个确凿的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在政策上也实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取复杂的对待方法，既有批判也有继承，是一种一分为二辩证的做法。中国马克思主义拒绝自由主义，而拒绝自由主义是在根本上拒绝资本主义，提倡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辩证法的哲学。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地采取了对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政策；同时出于引进市场经济需要，对个人自由主义开始采取实用主义的接纳政策。

是马克思主义把传统反掉了吗？

有一个问题，说的人很多，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传统反掉了。一讲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罪责”，就联系“五四精神”反传统潮流，就讲孔子近现代遭到不仁待遇，把“批林批孔”作为马克思主义反儒学传统的一个根据。有一种现代新儒家的观点很流行，说保留着儒家传统的中心，在边缘，即在台湾，在港澳和海外。中国大陆已不是儒家传统的中心，儒家思想中心变到海外去了。为什么？因为原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心的大陆，变成了边缘，中国大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统治，马克思主义反掉了传统，这个观点很时兴了一阵。这种观点需要人们坐下来好好琢磨琢磨逻辑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只稍微一想，就会意识到这个说法站不住。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一直是本人研究的课题。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整体系统进行比照，在我的研究中发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集中体现于毛泽东思想。无论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国学，离开毛泽东思想，是讲不清楚的。有的学者提出，国学是什么？国学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觉得这个观点讲得非常好。如果反对这个观点，说明既不懂马列，也不懂国学。所以，恰当表述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装备、使儒学和中国传统获得发展的形式，它在体系结构上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认真的朋友，要把毛主席的东西拿出来好好读读，会发现无不是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别是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都表达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所以我们要好好做这个工作，要说服人，不能光生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成功尝试了对优秀中华传统内在联系性“一与多”结构的再阐释与重建。之所以中国传统结构能够做到在现代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得以重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结构本身跟西方传统结构的决裂，是个异军突起，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西方结构中的超绝“一”的God，他已形成内在联系性的运动宇宙观。这个结构在马克思的思想被翻译为汉语之后，获得了与中国结构产生构和的最大可能性。当然，此外的历史契机和革命政治的原因也极为重要。

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家在做什么？

“五四”运动当时三股思潮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激烈涌动，在深层结构意义上说，分别作出的努力是什么呢？差别在哪里呢？中国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是努力意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德先生”理念和制度，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视为一种绝对理念。但是出于历史局限，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其实对想推行的理念存在根本的误读，误以为西方的一套理念就是表达和实现中国内在联系性的那个“一与多”结构，认为“democracy”（迪莫克拉西）就是老百姓的利益。按照中国“民本”意思去理解它，其实要分析“democracy”的话，它没有这样的含义。唯有“德先生”、“赛先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这种观点到今天仍然很严重。

新儒家们做了什么工作？可以基本上概括为是对中国传统结构的现代重新建构。这当中，不少新儒家是将西方现代思想话语用于阐释儒家传统，突出的是徐复观、牟宗三。这样做带来的问题与自由主义者做的是雷同的，就是误读和误解，误以为儒学传统中国结构是能用西方现代结构话语来讲述的。但其实，如果你已认识到西方思想是什么结构，也认识中国什么结构，你是应当认识到，二者的话语是不能互用的。

怎样看待近代的尊孔和反孔？

怎么样看待近代的尊孔和反孔？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一直是尚未解开的历史情结。这个问题不光困扰自由主义者，也困扰对儒学的复兴满怀热忱的人们。历史并没有给我们解决此二者必然矛盾的死结定论。我们不能以为历史给我们下的结论，二者是截然对立的，仔细研究会发现其有内在联系。必须有开拓性思维，把二元对立的结扣打开，否则会永远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不断循环怪圈困扰。脱离怪圈需要哲学思维，一个民族必须有深厚哲学思维，现在我们恰恰缺乏哲学思维是很大问题。我们不能在历史怪圈中把握不住命运，总上演重复悲剧。我们要想一想，现在“尊孔”又吃香了，“五四”运动又错了吗？不能这样颠来倒去，要把这个问题分析透。

开拓性是什么？是要有一个理论与实践观点和一个不把儒学（或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观点。首先，这里要强调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中国哲学传统是讲知行合一、不分的，但我们一定得知道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实际是两回事，不可混淆。在中国文化传统看问题，所谓“理论创新”，达到正确性，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把正确理论付诸实践则更是不容易的事情。就像周总理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直到中国共产党把革命实践是更困难的事情。必须明白，不能因噎废食，不能简单地把在理论付诸实践过程中的失败，不假思索地当成理论本身的问题，草率地倾向于抛弃理论。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看待孔子或儒家思想及其在历代社会运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一些历史具体朝代出现的治国问题和失败，并不一定是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道理导致的，因为从理论到实践是极其复杂过程，不能简单把治国运作问题当作儒家思想本身问题来对待。这是一个必须坐下来好好想想的问题。

打个比喻，一个正确的思想，由一百个人来执行，因为时间地点条件不一样，执行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一百种情况。正如同做翻译，拿一篇英文，让一百个人翻译，一百个人翻译出来的是一百个样子。翻译中出错，或者不恰当，不能说是那篇英文本来的错。执行某种思想，成功了是这个思想正确，失败了是这个思想不正确。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一定要看逻辑和细节。有个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但是仍不能说，你执行了，就成功了，理论就正确，失败了，理论就不正确。因为理论付诸实践，失败的几率很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因素导致的，而不是理论本身有问题。无论什么理论的失败，在实践的几率几乎是绝对的，哪怕极微小的操作失误，都可导致全盘的不成功。如今的量子论给我们许多中国传统本身就有的哲学启示，比如一个整体体系，其中一个微小地方发生紊乱，都会引起整个体系紊乱。中国传统叫它“见微知着”；发现一点小毛病，能预见它会酿成大错。所以，实践失败，有可能与思想理论本身正确与否不相干。这样来看，历代治国的问题是历代人自己的问题，不能一概简单笼统归咎于孔子思想，那是不恰当的。

“五四精神”反孔，就该否定“五四”运动吗？

现实中人们往往如此这样看问题，从今天的观点，“五四”运动反孔，就开始否定起“五四”运动来了，恐怕有一大批人是这样的思路。然而这样又不正确了！不能用今天观点去怪罪前人，而是必须看到，在需要进行革命的范围之列，不少东西、甚至完全坏的东西，都曾是在儒家传统的旗号下实行的。清朝末年的也是儒家旗号啊。洪秀全，就是参加科考不成功的。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要革命的话，首当其冲的是对最表面招摇的东西。腐败统治打着好传统思想的旗号是常有的事。革命是直观、直截了当的暴烈行动，搞起来不是绣花那样从容不迫，而是霹雳般横扫。先打倒旗号，是革命之必然、历史之自然。所以当时出现“反孔”、“反传统”是自然而然之事。还有，革命不是个人行为，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矛盾的发展，达到极其对抗状态的必然性。是这样，拿着革命过程当中某些不恰当现象，对革命本身进行否定，同样是不恰当的。

孔子和革命本身是二元对立的吗？革命和孔子之间在“五四”时期是二元对立的，这是历史必然。但是长期在整体上将革命与孔子作为二元对立对待，就不对了。革命是行动，是紧迫急切的，一定会有在深度逻辑上的不很确切，而如果深度逻辑搞确切了，革命也不会有的。其实，在内在联系上看，革命与孔子之间本身不是二元对立，而本来是相通的。如果要在思想层次寻找逻辑，革命的根本逻辑又追溯到儒家思想。历代发生的农民起义或革命，揭竿而起的口号是“替天行道”。水浒、黄巾军起义，都从儒家及其它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现代革命有所不同，因有西方思想传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一次替代历代儒家思想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契机。现实发生的情况，总是比人们思想的逻辑更复杂。这里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替代儒家思想起到历代农民起义那样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是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由此发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是儒家思想或传统中国思想角度和方式的。还有另一点，也是越来越多的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产生，也与中国文化思想传到西方分不开。马克思主义本身蕴涵着诸多元素，容许人们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对它的理解，实际就是如此复杂，远不像想象那么简单。所以要把问题搞清楚，思想就得复杂一些。所以，将革命和孔子思想的关系，如果不是作为纯粹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看待，就符合实际了。今天如何看待近代历史的尊孔和反孔？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不是反孔和尊孔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存在一条绝对正确或者错误的界限。不是凡反孔就是错误，凡尊孔就是正确，或者反之。不是凡马克思主义就必要反儒学，凡儒学就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看到二者之间有内在联系，二者之间有哲学宇宙观、人生观互相构和的地方。如果只用二元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就导致又用今天又否定过去、反复走极端的悲剧。这样，中国历史就老是在翻来覆去，折腾来折腾去。

“五四精神”给我们什么启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先进思想文化

“五四”运动的走向实际向我们启示了什么是西方先进思想。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就是马克思的。先进性是直接指向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制度给人们带来思想谬误和社会发展的灾难，是他的那种批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来看仍然是深刻有效的。世界之所以来到一个全人类生存都发生危机的困境，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德先生”是不能用的，也就是所谓“旧民主主义”，而必须要加上无产阶级或者加上社会主义，必须是毛主席说的“新民主主义”。要同优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同一在一起，否则笼统讲“民主”就出概念偷换问题。还应认识到，对“五四”时期流行的“赛先生”，到今天仍然没有一种确切到位的认识。在中国，对科学的认识应当有更为恰当的认识。今天笼统抽象的理解，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仍然很流行。我们要用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定义，马克思对科学的定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今天马克思对科学的定义，不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含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科学”，是探求内在联系，关于这一含义的科学认识，我们是含含糊糊的。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反映的是马克思科学观；他的发展观是全面地看问题，不是只发展GDP。我们须知道，在中国发展科学，我们要分辨，它是流行的被资本主义利用的科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辩证法意义的。辩证法的“科学”是世界观，必须树立起来！今天流行的“科学”，是形而上学，是简单科学，不是复杂科学。所以钱学森同志非常发展生命科学，发展复杂科学，是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含义一样的“科学”。中国做的“科学”的方法特征，有较少西方的形而上学，这是中国科学追赶能力速度快的根本原因。中国科学家在西方搞科学如鱼得水，很有成绩，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发挥了很大作用。

“五四精神”告诉了人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为什么重要？

中国为什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知道西方是什么，近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这是它的先进性所在。西方先进文化还包括来自自己内部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西方出现了很多批判自己的思潮。西方的先进文化是这些批判思想。它们要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是邪恶、不道德、血腥的、毁灭人类的，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人性，剥削和压迫整个人类；工人劳动群众造反和反剥削、反压迫是合法的。工人劳动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彻底打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才会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天然力量是联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即无阶级的大同社会或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非常大。就是要从人与人不合理的阶级压迫关系中解放全人类，而且劳动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当然不小心，还有倒退的危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即归根结底一句话，毛主席说的“造反有理”。革命是“五四精神”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优秀文化传统在哲学层次上理论的融通、合一，同后现代思潮的对接，是解决今天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必须。中国只有来到这里，才会成功。

中国现在做“一带一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意识到的是，是在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说话。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在中国对接后现代思想，是对接到古代老子、孔子、庄子那里，对接到中国“一多不分”的哲学文化。世界万物人和人、人和自然是不可分的，是不正确的哲学文化人为地将它们分开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唯一真理，西方后现代思潮不认同有一个唯一真理。宇宙的只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大过程，一个天地人万物宇宙相系不分的大生命体。中国的哲学文化，从《易经》、《道德经》及其他经典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又是“东学西渐”

因此，“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又走向“东学西渐”的这样文化文明互鉴，是“五四精神”已有之义。所谓“西学东渐”，主要是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推行，是刻意搞出的。这个意义的“西学”，是西方宗教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它的“东渐”是一套刻意推行的西方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话语说辞。

有一个现象人们一听就能明白，“现代”是推翻上帝、推翻教会。但不要忘了，传教士是用炮舰载着来的。而“五四”运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顺其自然被中国人接受。什么叫顺其自然？就是不是坐着炮舰而来的，不是哪个强权拿来强加给中国的，也不是哪一个军阀势力强迫中国人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没有。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自然，一个一个的知识分子传播接受下来的，之后组成学习小组，再之后受十月革命影响而组成政党，很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在中国势如破竹地传播和运用于革命实践，在当时的中国火得不得了。一个大学教授书架上看不到两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不够有学问，让人看不起。同时说明被西方主流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体无完肤的揭露和义正言辞的无情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被视为异己的，异军突起的，但在中国是自然而然融入的。我们要理解这个原因。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思考“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仔细沉思“五四精神”的启示，会感到更加震撼和深刻。马克思主义产生在欧洲和在中国中国化和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恰恰证明了“东学西渐”是自然而然的。它发生在16-18世纪，影响了西方历史文化走向，后又转为19世纪的人为的一种政治上起到服务作用的西学——“自由民主”——“德先生赛先生”。但今天又必然出现朝“东学西渐”的逐步回归。能证明这一过程的迹象是西方后现代思潮、今天中国文化复兴、毛泽东热、“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和人们对西方文明得益于东方文化的探讨。今天又必然出现“东学西渐”趋势，是自然的。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刻意搞的，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又把眼光对准中国。今天这个迹象是有后现代思潮在起作用。落后的文化一定会衰落下去，这是很明显的趋势，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它的所谓“价值观”太狭隘。“我只为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最重要”？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是这样的“价值观”，谁会愿意做你的朋友？这样的文化内部怎么不出问题？现在人们对欧洲文明曾如何得益于东方文化，已经有不少研究。恰是西方认识比中国学界还研究得早。中国在这方面要开展起来。

什么是“反封”？不能笼统，需要更深刻认识

什么是“反封”？我们今天应有一个比较中西文化的认识，不能很笼统，需要更深刻和确切的认识。“反封”是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反对历史各朝代出现的腐败统治，反对历史周期性的腐败糟粕文化，反对脱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民本”和“政德”的资治通鉴而带来民不聊生的社会动乱状态。今天应比过去更深一层的认识是：中国现代讲的“中国封建”，这个“封建”概念是从西方“feudalism”来的；而其实，中国没有西方的“封建社会”。为说明问题，现在引一下在西方“feudalism”是什么意义？

“feudal society”（被译为“封建社会”）是指欧洲特有的个人军事割据独裁的“prince”（被译为“君主”）政权。典型是马基雅维尼的概念。这里有几个查英语字典得到的英文定义，“feudal”实际是这种意义。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主流哲学文化含义是“治国理政”，是《易经》、《道德经》和儒家经典一脉相承基于民为邦本的“政德”。这是印欧传统根本没有产生的中国特色悠久历史的治理思想。印欧一路走来的政治思想离不开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个人主义。中国和印欧传统是很不同特质的两条路线。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概念的“封建主义”？

如果再深入阅读和理解《易经》和《道德经》，今天不少学者在做这个工作，其实《道德经》同《论语》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统是同一个体系。《道德经》是专门针对“王者”提出的必要条件。做“王者”怎么做，得照《道德经》那样说的做，把个人同天地完全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这样的国家领袖，必须是毫不自私的，是将自己身体都视为是宇宙、交付给人民的。《道德经》讲得很明白，你的心须是以老百姓心为心，身体要替老百姓代受一切痛苦和屈辱。难道这不是共产党人吗？共产党人现代体现着最具体最突出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所要求的做带领人民前进先锋队的条件和方略，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深思。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概念的“封建主义”？这是一个今天必得认识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比较中西哲学文化传统的哲学阐释学术研究中，逐步认识到的。李约瑟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他早就提出过，在中国说的“封建”和“封建主义”，不是中文词汇“封建”作为翻译西方概念“feudalism”原本的那个含义。中国使用的“封建”或“封建主义”，实际指的是中国传统特有的大一统制度历史周期性出现的剥削压迫性腐败统治，是将它附会到“封建”或“封建主义”这个概念上。“封建主义”英语是feudalism。今天一定要知道这个一个关系。在中国说的“封建”或“封建主义”，也是现代以来常说的糟粕文化。

什么是“糟粕”？其实所谓“糟粕”是对中国《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哲学文化经典精神实行在社会运作之中出现的扭曲而导致的糟粕。也即是说，中国的糟粕文化，是产生在现实治国理政过程之中不好的、失败的；是不贤不能以致昏庸腐败的治国者，在社会实践中引发的腐败统治文化。腐败统治，便不是治国理政本身的意义，而是变成一种“一多二元”式单线单向自上而下的统治状态，是必然社会少数人的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统治，激起人民不满。这样的统治是在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找不到合法性说辞和话语的，其实也是搞歪门邪道统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没有话语的，所以它总是表现为明着一套，背地里另一套，名不副实，总是有下级官僚人员的阳奉阴违、两面派、形式主义、挂羊头卖狗肉甚至耍阴谋搞诡计，搞宗派主义，搞“厚黑学”争权夺利斗争。这些是历史上周期性腐败统治文化。这种现象不像将个人主义合法化的传统，不像做坏事可以个人主义为合法招牌。在中国行不通，没有合法的马基雅维利思想，只能形成为一种特殊性文化糟粕。

如何在中华文化之中区分“精华”与“糟粕”？

如何区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人们不太能搞清，其实“糟粕”就是“精华”向它反面的转化，就是将本来“一多不分”的文化变为绝对的、不内在联系性的“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变为不实事求是的、不恰当的，变成单向单线关系的。领导同群众之间，就是长官意识的下达强制命令的。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领导同群众关系是相互的，是协同一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变为“糟粕文化”例子。这个例子说明，糟粕文化是在动态中转化而成的，是恰当的“文化精华”转化为不恰当的，有相对性转化为绝对性的。再举两个例子：比如“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是优秀传统思想，在实行为社会现象的时候，转化成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光宗耀祖”等的绝对性观念，就向糟粕转变了！“修齐治平”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本身是恰当的。还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现代以来一直被视为是不平等等级关系，其实没有错，是因为它指的都是相互性关系，这是“精华文化”，它向“糟粕文化”转化是它在实际实施之中，由双向互相性的关系，变成了单线单向的上决定下关系，就不恰当了，变成“糟粕文化”了。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凡在中国发生的社会现象，只要之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方式、人生观，做了“过犹不及”的实行，效果不是发生未能到位就是做过了头，以致想法、做法、说法，全变为“糟粕文化”。这种转变，在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频繁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在现实社会运作中出现的特有“文化糟粕”现象，一概而论地附会或视为中国哲学文化层次的整体，把精华文化包括在内的整个中国思想传统都否定掉，这就扩大化了。这是把整个中国文化否定了，或可比喻为，是连同洗澡水一起将孩子也倒掉了。

什么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今天应当认识到，“五四”时代向往的“德先生、赛先生”，其中“德先生”是今天说的“民主”，发音“迪莫克拉西”（democracy），原本指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人一票法。；“迪莫克拉西”（democracy）在“文艺复兴”时代矛头所指对象，是古罗马的政教合一统治。启蒙运动时代的“科学”，发音“赛恩斯”（science）原本矛头所向是否定“一神”信仰，是进而用科学理性作为手段去寻找一个唯一真理。“赛恩斯”（science）最终落实的地方，是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服务于个人主义目的，是实现私人资本扩大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直至私人资本主义全球化。

另一个还须认识的，是不可笼统对待“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不是绝对真理，“科学”不应作为高大上概念。要明确地知道，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指的“科学”，今天笼统、时尚地作为手段工具的“科学”，不是马克思“科学”的定义。而且，马克思对这种手段工具意义的科学是批判的。因为是辩证法，马克思的“科学”是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要知道，连即使在西方，科学作为绝对真理，也被后现代批判为“科学主义”，也即将科学绝对化。科学如果不掌握在好人手里，是可以毁灭人类的。这是今天发展人工智能的敏感的科学哲学问题，是不能不搞清楚的哲学理论问题。

要对“进步”、“发展”这等字眼敏感起来！

此外，在中国，我们使用“进步”、“发展”这等字眼没有问题，但是它们要有点敏感性，因为中国文化环境使用的这两个词，不是印欧传统历史观的含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进化历史观意义的“进步”，不是“God”计划的单线单向走向终点的历史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黑格尔历史观意义的“进步”，涵义都是这种超验目的论历史观意义的“进步”；越是“进步”，越是接近世界末日的重点。有个美国学者叫Fukuyama（福山），他声称“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走向重点的最后意识形态。所以必须知道，我们使用“进步”一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进化的，同今天世界时尚流行的“发展”、“进步”说法，必须加以区别，否则会误判。要弄清，它的概念含义不要与“God”计划的历史观混淆。对这个话语是一定要知道的。还有，马克思的初心不是在解决生产力问题上，而是在解决阶级剥削和压迫问题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达，是以阶级压迫为前提、以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为前提的。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解决阶级剥削压迫的，是解放全人类的。在此同时，才是解放生产力，这是效果，不是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也要敏感和清醒意识。马克思说的“束缚生产力”，是说的资本主义束缚生产力，束缚人，对它而言，不产出利润的生产力是弃之不用的，科学再发达，科学再先进，只要不产生利润，就不会用它。资本主义束缚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束缚人本身作为生产力；人本身是自然的人，也是生产力，把自然的人束缚了，也就束缚住生产力了。“束缚生产力”不是对“私有资本的生产力”束缚，而是把人变为私人资本奴隶的生产力，使劳动力带有价格，成为市场商品，与解放生产力反其道行之。

同“五四精神”相关的几个问题

1）胡适误导中国对杜威的了解

“五四”运动时期，由于胡适的误把杜威当成个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宣传，造成中国知识界整体上误解杜威思想。今天需要调整，应当认识到杜威的思想是与中国传统可以沟通的文化因素，都属于人类的经验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假设的哲学。

2）“一分为二”认识“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新文化，一方面出于革命的主张，是破除话语的特权，是让人民大众掌握话语权问题，要从少数知识阶级手里夺取解读哲学文化思想含义特权。另一方面，新文化夹杂大量对中国文化误读和扭曲，以西方概念话语意识形态不对称地强加、附会中国文化而带来不良后果，尤其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话语导致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思想意识混乱。今后的语言话语权方向，应必须走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语言的相互融通和结合使用道路。另外需要强调，新文化是鲜明反剥削反压迫文化，是歌颂人民至上的文化，不是歌颂统治者和脱离人民立场的精英的文化。背离了这个目的，不是新文化。近些年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引起社会注意，是今天文艺界出现的可喜的走向。

今天要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下面有几条很流行的一般说法，比如：

1）说“2500年前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它实际把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一多不分”特点的中华文明套上了以“一多二元”为特点的印欧传统文明概念范畴里。

2）认为汉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极权主张”。要是在比较哲学领域中看，这样说不恰当。“极权”的概念，是印欧传统的“一多二元”哲学文化概念，不具备在中国传统的适用性。汉代有它自己的中华传统特殊的哲学文化范畴的内在联系依据；

3）认为“独领风骚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日渐进入病入膏肓危重期，被封建文化冰水浸泡已久的中国社会，立马显出不可思议的麻木、迂腐和不堪一击”。我们在比较中西视野理解到的近现代中国一时显现陷入救亡图存深重危机，不是什么“被封建文化冰水浸泡已久”，而是正临清王朝由于腐败而由治国理政转化的短视无能统治，导致积贫积弱，社会道德沦丧、犯罪动乱、人民受欺凌和外敌侵略与纷扰。

4）认为“由于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进一步毒化了中国的文化环境，使中国社会丧失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和条件”。这说法不很恰当。不是什么封建主义“毒化”中国文化环境，而是腐败统治使中国社会脱离正统“一多不分”哲学文化传统。是“治国理政”的失败。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没有变，所以马克思主义传道到中国，仍是很自然而然的融入中国文化，立刻在腐败统治逆境之中，造成摧枯拉朽的大势。

5）认为“那些有挽救民族危亡责任感的仁人志士，只能在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联合搭建的隧道内，凭感觉在黑暗中摸索”。这仍然属于因为治理国家阶层腐败统治导致的失败“治国理政”状态，在加上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压迫人民的敌人力量太强大，革命者发动群众很十分艰苦，斗争艰苦卓绝，这是政治力量对比转化过程的必然阶段。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学习比较中西哲学文化，在中西大格局视野可以看到原因、需要理清的。

在中国“讨伐文化劣根性”是上当受骗！

此外，还有曾在中国实行的什么“讨伐文化劣根性”，其实是悲剧的上当受骗。大量文章和书籍都在做“讨伐中国文化”这种上当的事情。1988年的《河殇》就是典型。还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都是走向极不恰当、整体上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步。今天必须认识到，近现代的讨伐中国文化劣根性现象，是在对印欧、盎格鲁欧巴传统缺乏理解、误读误判基础上发生的，是中国近代走过的弯路。中国十分幸运，中国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适逢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种子，尽管腥风血雨，仍然长成参天大树，阻止了中国走上非常强势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歪路，而且对比较中西哲学历史文化传统的格局越来越有趋于成熟的认识，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在这个问题上，至于人们可能要拿鲁迅说事，将鲁迅归入“讨伐文化劣根性”人物，必须得说两句。鲁迅是向剥削、压迫性的腐败统治开火的，是革命性的。一个将鲁迅同一般“讨伐文化劣根性”历史现象相区别的根本不同，是鲁迅的立场是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是站在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进行革命这一边的。这是与走向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文化的“讨伐文化”的历史现象分水岭。而且，鲁迅先生表现的反帝、反腐败统治精神，正是鲜明反映中国文化中代表人民反抗压迫的傲骨脊梁的民族精神。因此不能在表面上看待批评社会压迫和文化现象，简单粗暴地将鲁迅先生革命先驱的精神对待为“讨伐文化劣根性”一翼。今天必须应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不是停留在相对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上，而不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是用辩证法的思维认识问题。鲁迅先生表现的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革命精神，反抗精神。今天不能以“批评了中国文化”为由，将他否定了，否定了他，表现的是我们方向上的迷失。因为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精神，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革命精神，中国今天不会来到这里。所以，一定要有辩证法思维，要历史地看问题。“对旧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在今天看，就是批判“糟粕文化”，批判由优秀传统治国理政由于腐败而转化的压迫人民的不贤不能统治；是批判两面派文化、形式主义、阳奉阴违文化、周期性腐败文化。很值得人们的深思，清王朝、军阀和蒋介石政权，都是对内镇压，对外屈辱妥协，都是活脱脱的两面派文化！今天人们必须好好理解。

绝对化地反对“孝道”是偏颇的！

对于“孝道”，是中国优秀哲学文化的源头意识。可以说，没有“孝”思想，就不会形成整个中国文化。不能否定孝道，孝道不能没有。但孝道不是抽象真理，不能否认在社会践行孝道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过犹不及性的偏颇，不是孝道本身有错，而是源自践行孝道具体社会条件和具体人的原因而出现偏颇。特别是，不能利用孝道形式实行压迫，横蛮无理。中国哲学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体系，居于治国理政位置的人物成为这种所谓“封建主义”统治的标识性人物，今天特别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舶来的形而上学概念。

周恩来关于“五四精神”的评论[1]

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五四运动对文化的影响时，直接引用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着名评论：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到文字，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周恩来指出，我们现在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人和事，不要以后来人的认识水平，苛求前人。“我们对于历史要分析。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不能把历史事件同今天的情况生硬类比”。另一方面，勇于承认在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思想方法上的某些不足和缺点，如，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复杂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化处理，缺乏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的能力，等等。

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打倒孔家店”，周恩来在充分肯定其必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前提下，也毫不讳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发生的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周恩来总理说“历史总有个根”，“新社会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每一代都是从上一代传下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新的东西从母胎里生长出来。没有旧社会中一定的因素就不会产生新社会，这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他还打了个比方，“推翻旧政权，好像推翻一幢旧房子”，“旧房子里面很多材料还是可以用的”。基于此，周恩来指出，“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是错误的”，“不能把历史的根源割断”，“不能否定旧的一切”，而要注意分析、区别对待，“旧根源中值得宝贵的传统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把好的东西发扬下去，同时也要批判不好的东西”；“对旧家庭、旧社会制度不好的方面，应该予以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对其中好的、应该保留的而说的。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讲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他指出：

【“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

他举了清朝皇帝的例子。他说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要推翻清朝，要彻底否定它”。“现在我们已经推翻清朝几十年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清朝的皇帝及其他历史人物也要作一个公平的评价。我们不是常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吗？对这两条清朝就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肯定它的好处”。】

“五四”运动100年后的今天，是花了100年走到一个转折点，今天是一个转折点。今天与100年前的“五四”运动，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再是那个挨打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分裂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失魂落魄的中国，不再是那个东亚病夫的中国，而是东方巨无霸的中国。中国走的怎么样，今天最重要的脚步，是精神的脚步。它是高擎“人类命运动共同体”大旗的脚步，是综合国力的脚步，更是精神与物质紧紧结合不分裂的第二次人类启蒙和新时代文明的脚步。让我们拥抱一个新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让全人类接通“一多不分”宇宙大生命的生生不已延续的共同命运关系，反对一切危害人类宇宙大生命体健康和生存的行为。保护全世界，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自己。让“五四”革命精神闪烁永久的光芒！

2019年5月4日

[1]此节资料引自高长武“周恩来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和历史文化”《炎黄春秋》2019年第五期第8-12页。

【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就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等关系的讲座文稿，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