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 ——破解“不对称全球化”难题与一带一路

“不对称全球化”理论与中国的选择

对于发达的大国在历史上处于落后地位时实现经济崛起的“不对称全球化”这样一种规律，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A. Hamilton，1755-1804）和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针对落后国家为什么要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进行解释：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业不仅将摧毁落后国家弱小的工业，而且也将占领后者赖以生存的本国市场，从而使其丧失成长空间；而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关税保护,可以同时达到保护该国工业及其市场的双重目的，从而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高创新率、高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的高端工业拥有控制权和收益权。因此，汉米尔顿的经济学说和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同于所谓“普世性”世界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对于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国家在对本国高端工业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的同时，为什么要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外经济学家至今未给出比较系统的理论解释。在笔者看来，落后国家的市场对于崛起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获取和确保工业崛起所需的原材料来源、过剩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过剩资本的输出地，更重要的是，崛起国家可以通过落后国家的市场，迂回性地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与发达国家争夺原材料、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国际定价权。从根本上来说，新兴的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系统之间的竞争，即使崛起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之中，但由于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如果崛起国家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国际市场空间，那么，它就没有争夺国际定价权的筹码和回旋余地，因而它也就无法突破已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地位。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市场为什么对崛起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的基本原因。这也是落后国家的市场虽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的是补充作用，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可以为“不对称全球化”历史规律提供自然史的基础。生物学家们在研究生物进化史时发现，新物种往往不是在原有物种占支配的地理空间中形成的，换言之，异地物种形成是生物进化中最主要的一种形成新物种的方式。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进化生物学家们提出了“异地物种形成原理”的理论：同一物种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的突变和选择，但这种竞争却阻止了新物种的形成。也就是说，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种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并与其他生物共演时，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进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突破，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即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中心地区。这一原理证明了两点：其一，新兴力量在外围的成长，需要“相对被保护”。这也为落后大国要与发达国家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理论提供了自然史证据。其二，外围和边缘地区，是最有利于新生力量成长壮大的地方。这就是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从欠发达经济走向崛起时为什么都走上了“不对称全球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区，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经验的同时，创造并走出自己的经济全球化之路。

首先，由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深度全球化中发展壮大，因为这反而有可能造成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所以，改变所谓“中美国”的“夫妻”关系，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新道路选择的基石。

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度全球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进入其新的工业领域或从价值链低端进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的价值链中高端，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进入后的企业能否生产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产品是高度不确定的；（2）进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价值链中高端需要高强度的长期投资，但能否以及什么时候才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进入后将面临着外国领先者在知识产权围剿、价格战等多方面的打压。在这种听任外国资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高风险和利润前景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会有企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领域或价值链中高端。这是中国那些完全对外开放的领域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上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相反，通过适当地保护中国高端产业或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创造一种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就可以为中国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创造广阔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在“中国制造发展愿景”中的智能工业领域更是如此。

一旦中国在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就可以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辽阔的地理和市场空间，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技术经济领先地位和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然后再与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市场展开竞争。由于中国在制造业完整价值链上的优势和制造技术低成本的优势，这种战略就成为迫使现有发达国家把大部分制造业国际定价权移交给中国的重要途径。同时，中国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带动它们相继进入起飞阶段，创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其次，以英国为代表的（包括日本、韩国等）出口导向型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则应成为中国的新选择。在这方面，美国道路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欧洲大陆诸国相比较，19世纪的美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化的特点，这使美国走上了典型的内需主导型“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国内市场在美国崛起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愿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原因。中国应该深入研究美国“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的历史经验，超越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需主导型“不对称全球化”之路。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出口导向型之路，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条路不断出现障碍；而今美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说明这条路愈来愈险象环生。目前许多学者之所以还没有从“出口导向型”思维中摆脱出来，其重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对中国经济全球化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以中国人口为例，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规模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拉丁美洲人口之和。这样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性力量之所在。当然，也许会有人提出，从外部市场获取能源和资源说明对外贸易在中国的重要性。然而，第一，中国在转向内需为主导的价值链高端保护主义战略后，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下降；第二，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人均资源和能源比较匮乏，但中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储备总量仍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新能源也在不断地被发现；第三，即将到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资源和能源问题，只要中国成为这次技术革命浪潮的领导者，能源和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如果珍惜和保护国内市场，使之成为中国引领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强大驱动力，那么，中国就可以通过类似美国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之路，最终实现崛起。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思路与前提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大构想，是中国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新愿景，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过去几年，由于大量产能过剩和巨额外汇储备压力，一些学者从解决中国中低端产能过剩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解读并非没有合理成分，但低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国际背景和深远意义，有可能推迟中国以转型升级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或供给侧改革，造成中国将来与“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冲突，并有可能使中国未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作中失去领先地位。

中国之所以进行供给侧改革，根源之一在于对外贸易结构上基本处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中低端产品”的状态，在于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混战和产能过剩、高端失守和供给短缺”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中国企业在转型升级上做出艰苦努力。如果没有“一带一路”作为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中国企业只能背水一战，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生存下去。但如果只是单纯地将“一带一路”解读为解决中国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而不是基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那么，国内企业可能会产生惰性，攀登价值链高端的动力大减。由于经济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解决产能过剩的思路也将会推迟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由于产能过剩，推迟了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不过是简单地变成“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产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转型升级到价值链高端，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需求将由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来满足。这不仅会造成中国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市场规模受到限制，而且，“一带一路”国家购买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就不会用人民币支付。这对建立人民币货币区是极其不利的。第二，这种情况又导致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价值链低端市场上发生严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给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留有转型升级的空间。这不禁使人想起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教训：当英国通过全球化使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剩产品占据了当时多数落后国家市场的同时，国内市场却被美国、德国等新兴发达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高端产品所占领，从而导致英国工业力量的衰落。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只是单纯地将全球化作为过剩产品的出路。

国际竞争是一个动态目标持久移动的过程，是一个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不断战胜现有产业和现有技术的过程，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说明，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领先地位只能通过国内市场来创造，这也是国内传统产业优先于别国进行技术革新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末，单纯从过剩产能出发推行全球化的英国，不仅其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大部分被美国所占领，而且在当时世界市场上英国原先输出的传统过剩产品上，也无法招架住美国经过国内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品的竞争。因此，单纯地将解决中国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作为目标，有可能使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作中失去先机。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就需要强化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同时，产业发展战略还应立足于国内转型升级，实施“价值链高端战略”和“双领先战略”。

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綫国家构建由中国企业主导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所谓“双领先战略”，是指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新兴产业、新兴技术上对内实施“领先市场战略”，对外实施“领先供货商战略”。国内领先市场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上创造全球领先市场的地位，利用新技术和本土市场改造中国传统产业，并使广大中小型企业接入全新的价值链。对外领先供货商的战略目标，就是发挥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的产品、设备、服务提供商等方面的优势，创造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发达国家的新的竞争优势地位。19世纪末的美国、德国在超越英国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战略，但事后来看是符合这种战略的结果。目前，中国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上，高铁的例子可以说是接近这种“双领先战略”的。

正如“双领先战略”所揭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离不开国内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在这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政策制定不应该单纯地鼓励企业走出去，而应通过税收、外汇、人民币贷款等诸多方面优先鼓励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有成效的企业走出去，这对国内工业的供给侧改革也是一种推动。又如，如何通过国内企业的兼并重组，鼓励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建立作为系统整合者的“全球公司”。但是，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对于一个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国家来说，这些措施都不是根本性。因此，中国需要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施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战略，以便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理由有三：

首先，从发达国家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只有通过扶植和保护国内价值链中高端，抓住智能工业化的制高点，才能实现“国内领先市场战略”，才能通过国际分工和技术转移带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正是遵循着西华德通过高关税保护，建立起了稳步发展并最终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新型工业的“国内领先市场战略”，才成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领导者。这不仅使其成为欠发达国家的新兴技术的优先供给者，而且也大量地占领了原先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国内市场，以至于在1901—1902年间，欧洲出现了大量的以“美国入侵”这样的字眼为标题和主题的图书，第一次以向人们敲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

其次，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是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根本性措施。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和更加严厉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开放等政策使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肆无忌惮地占领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针对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国应该遵循经济政策史的教训，“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不仅要避免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因迷信自由贸易教条而导致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国内市场被美国、德国所占领的覆辙，而且要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最后，国内市场作为“外围包围中心”的“根据地”，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新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只有通过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等国内市场，为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成长创造前提条件，占领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等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才能取得成功，“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实现。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摘自《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一文，原载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此为第三、四部分。本文标题为察网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