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中国经济现实中的成绩及问题——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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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今年（201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40周年，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于开创美好未来，十分必要。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开创的科学思维方法——唯物史观。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力求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梳理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此文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高翔主编:《社会科学蓝皮书》，Ⅱ，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页～52页）。考虑到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对当前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要，现不揣冒昧，将此文授权察网网络首发，以抛砖引玉，敬希读者不吝指正。本文是《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的第四部分。本节标题原为“开拓中国道路需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

(一)解决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不动摇

总结经验是为了开拓未来。中国道路的成功既然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那末要继续开拓中国道路，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发展不动摇。

近些年来，中国在出现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涉及生产关系的，有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普通老百姓出现“三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经济腐败屡禁不止，股市、房地产市场投机性过旺，某些产业被外商控制等；涉及生产力的，有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来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失衡加大，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等。面对这些现象，有人搬用“倒U型”假说来解释，有消极、护短之嫌，于事无补；有人提出“大发展大困难，小发展小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1]态度虽积极，但对照科学发展观，有盲目之嫌；也有人主张推行抽象的公平、正义来解决，则有虚伪之嫌，“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2]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上述经济现象，可否用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回答是否定的。20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虽然已有较大进展，也不能说没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观，依然沿袭着《资本论》批判过的萨伊教条、斯密教条、边沁教条和李嘉图教条等老教条，并形成了凯恩斯教条和科斯教条等一些新教条。[3] 这种“现代经济学”贯彻唯心史观，以“利己经济人”和“资本主义经济永恒合理”为基本假设，停留在一般社会分工制度的表层看问题，不能深入到所有制层面或者根本回避所有制，因而看不到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关系的内在联系，弄不清产生问题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医治经济的病症（对经济危机更是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可以用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可否搬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对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毫无疑问，西方发展经济学有一定借鉴价值，但是，它也存在根本缺陷，“那就是只研究经济关系中的数量关系和函数关系，不研究生产关系，甚至不知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同的生产关系”[4]。可见，西方发展经济学像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有撇开所有制研究经济的根本缺陷。如果说，中国近代思想史已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不能救中国，那么，在当代中国，寄希望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也决不能有益于中国的发展。

我们要面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并标本兼治地解决，惟有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方向不动摇。因为遵循唯物史观的思维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二）坚持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路径

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当前的经济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是需要专题研究的重大问题。这里只从分析发生经济问题的因果关系的角度谈些看法，以强调应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思维路径的必要性。

1.必须全面地认识中国当前的经济现象。唯物史观分析经济问题要求从经济现象入手。要全面地认识现象，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现实中并不是只有不良的向下现象，还有积极的向上现象，如本文开头就简要描述的现象。纵观全局，中国经济向上的现象占主要方面。

2. 把所有经济现象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我国现今的基本历史条件是：其一，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宪法中予以确定。其二，我国经济的社会形态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这是我们分析向上和向下经济现象的两个基本前提。

3.要弄清现象背后的本质。“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是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化，是客观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它们就是“理解了的东西”。我们运用它们来分析，就容易看清经济现象的本质。

4.弄清向上经济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从上述历史前提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道路的向上现象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建国以来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为国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合理布局、全面铺开；信息技术等现代化产业部门迅速兴起；矿产资源的加速探寻和计划开发；国家在一定时期有计划地控制东北等地老工业基地上游产品价格，为东南沿海地区和全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等等，这些都是公有制发挥自身优势作用的结果。

二是自觉发展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激活了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在唯物史观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是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展市场分工制度。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发性，但是，它在自然经济因素依然大量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助于搞活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其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归功于私有制，而是由于它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显示出高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的活力，正是由于破除了僵化的经济体制，利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结果。

5.纠正对向上经济现象的错误解释。与上述分析相反，有人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民营经济（主要是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至今鼓吹所谓“国退民进”。初看起来，近些年来公有制经济比重明显降低，国民经济总量反而提高了。其实，我国私营经济比重的急剧增大，主要不是靠民间私人的资金积蓄发展起来的，相当大的比重是通过国有、集体经济的私有化“改制”转化而成的。公道地说，私营经济比重的加大，主要还是吃公有制的老本。因此，公有制经济基础作用的发挥，是产生向上现象的基本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搞市场化加私有化（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因为资本运动的特点就是“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这种运动“没有限度” [7]。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因其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只能是产生周期性危机的带病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充当其附庸国，经济增长势必不可持续，而这种不良后果可能要若干年后才显现出来。1965年至1974年，巴西曾取得10年“奇迹式”的经济增长，却没能保持下去；[8]可见，分清经济现象中的真相和假象是非常重要的。

6.弄清向下经济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从上述历史前提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向下现象也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私营经济急剧膨胀。不应否认，目前我国的私营经济实行雇佣劳动，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9]这种经济比个体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它发展的条件下，能增强民族经济的实力，在这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促进国民经济向上发展的因素。但是，必须看到，就是在它起这种向上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向下作用，这是因为，私营经济具有劳资对抗的本性；私人资本的积累规律决定了它必然推动居民收入拉大差距；它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和生产的自发性，会增强社会再生产的无序性；它会与公有制经济竞争市场占有率，争占经济资源。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这些向下作用力的总量就越大。因此，必须把私营经济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忽视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采取私有化“改制”的方式，“放手、放胆”发展私营经济，这就导致私营经济扩张，严重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致其向下的作用力显着增长，这是向下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是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尚未受到应有的控制，这也是产生向下现象的原因。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固然比自然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是它具有自发性，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10] 只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把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向上作用才会得到有利的发挥。目前，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产业结构失衡比较严重，股市波动较大，高档商品房过多、价格疯长等，这与没能有效控制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是联系着的。这又与私营经济的盲目扩大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权威性相关联。

7.纠正对向下经济现象的错误解释。与上述分析不同，有人把目前向下经济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为“改革不彻底”，旧体制仍在起作用，这是牵强附会的；如果这样，就不能说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看到，某些新建立的具体体制也可能存在弊病。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的具体体制往往要经过若干次肯定、否定的扬弃过程，才能真正适应客观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因此，不能认为，凡是新建立的具体体制就一定合理。对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这种前无古人的经济运动机制，就更是这样。目前某些向下的经济现象，如群众反映较大的所谓“三难”问题，有些是在破除旧体制之后新建立的具体体制下产生的。这属于新的向下因素。出现了这种新问题怎么办？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认为是新建的具体体制即使有弊病也不能改，这是新的思想僵化。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唯有解放思想，敢于解决新问题，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进一步破旧立新，才是正确的态度。

8.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拓中国道路。从上述思维路径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观为了弄清经济问题的因果关系，要求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来分析，区分向上经济现象与向下经济现象的主次，区分经济现象和本质，这又要求区分经济现象中的真相与假象，区分经济形态的表层（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和里层（所有制），区分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具有主观性的经济管理体制（人们制定的具体经济管理制度），弄清不同经济层面在经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等等。

这种辩证思维路径是促进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方法，因而是科学的思维路径。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新的问题，这并不奇怪，“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11]，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有能力从问题本身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述依据唯物史观的分析表明，中国道路的成功，决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谓推行私有化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一些地方推行私有化“改制”， 削弱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扩张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既然这是产生向下现象的主要原因，那就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维护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着眼于发挥公有制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两者的长处，完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唯物史观是指导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指导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清除各种障碍的强大思想武器。开拓中国道路，必须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1] 这是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的一些地方干部的认识。

[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6页。

[3] 参见何干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老教条和新教条》，《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0月9日第5版

[4] 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29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6]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7页。

[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77～178页。

[8] 参见《美学者文章“北京共识”的关键弱点》，参考消息2010年6月22日，第15版。

[9] 从理论上说，我国的私营经济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同时又通过一定的税收服从、服务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1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35页。

[1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07页。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本文节选自《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第四部分，本节标题原为“开拓中国道路需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