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理致的悖论——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审视

 “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最早发生于马克思时代并为之关注，虽则莫名，但他作出了基本的原则性论述。马克思之后的一个半世纪，这一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展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生产力意义的极大强化，随着知识经济的拓殖与“无极速”推进，随着信息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和文化产业化广泛营运，以高校学术行为资本运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其中，资本运行逻辑和学术研究文化逻辑的耦合与乖离，不可回避地给置身其中的大学及其教学科研人员，带来了思想和行为上的一些悖论。其利弊互渗和价值冲突，是我们今天推行产学研体制尤需关注和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语源与当代释义

“学术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而是资本运行的市场体制，即一种由企业拥有资本的经济系统，自主投资、经营，产品的生产、价格、销售及经济利益处分由市场调节的体制。资本来到人世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它就开始向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生产领域渗透。当年，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历史现象。他多次谈到，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情况，决定着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进而决定着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他认为，要具体研究包括学术探讨在内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的逻辑，就必须“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的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学术文化生产的逻辑属于历史，只有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方式之具体的历史联系中，才能深入发现两种生产内在的逻辑关系。当物质生产釆取市场经济方式，资本逻辑运行其中的时候，必然对学术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带来深刻影响，形成学术资本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分别揭示了其中的六个主要缘由。

一是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工业文明的内驱力之后，在市场竞争中博弈的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并奉行这样的科学理念：“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依托科技进步的工业革命，在物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必然把科学技术作为资本要素纳入再生产中，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马克思还肯定了这样一种思想：由精神生产所创造的“内在财富也像一般财富一样，可以积累起来，能够形成资本，而这种资本可以用来再生产”。这样，工业革命创造的大机器生产力，与其科技研发的智力支持系统，和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便成三位一体，实现了学术资本主义体制的原始奠基。

二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增值动能必然对为其服务的科学技术添加发展动力，形成资本对科技研发的反作用和规定性。马克思认为，被资本逻辑涵括的货币资本运动，对于促进精神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货币不但绝对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这充分肯定了纳入资本逻辑运作范围的文化生产，在获得市场推动因而资本化激励的同时，也在其中改变着自身的价值属性而成为“生产资本的劳动”。进而，马克思又合逻辑地揭示了资本运行对于精神文化生产方式重要的建构和组织功能，它使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非物质劳动的分工决定于对这种劳动的需求，一句话，决定于市场”。

三是当科学技术知识成为资本要素之后，资本强势主体似乎有了一种颠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奇技，而能奉行其逆命题“力量就是知识”的资本霸权，以资本手段攫取知识、雇佣或控制知识生产者。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异象：在资本宰制文化的条件下，“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学术研究的“有效本领”与学术功力的“真实本领”的实践性差异及其超越，就在于货币资本的持有量！特定条件下，知识生产潜力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四是同样的精神生产因为与资本的联系之有无而成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精神生产“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两者的区分，全看这种劳动是否具有对资本增值的特殊使用价值。“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般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里，马克思对精神文化的价值做了两重分析：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文化的经济价值，认为凡对资本增值产生作用的精神劳动便具有了经济价值，因而成为生产性劳动;否则虽然也是精神劳动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性”意义或经济价值。

五是资本以能否成为其扩大再生产的手段，而对精神文化生产的价值给予不同的评判。资本的人格化主体总是千方百计要把包括精神文化生产在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资本逻辑秩序中，凡被认定为“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便“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与之相反，对于那些凡不能直接为资本增值服务的精神生产劳动及其主体的价值地位，统统不屑一顾。这无疑是资本逻辑及其价值主旨对文化秩序的解构。

六是资本逻辑与精神文化逻辑因为其运行机制、价值旨归的殊异，资本运行的自发作用能扭曲文化逻辑，产生精神异化现象。马克思对此曾做过深刻揭露和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这一论断，虽然从根本上讲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抗性的客观展示，但他又一般性地揭示了资本运行与文化发展的逻辑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些尖锐冲突，是对资本理性吞噬人文精神之毒垢的强烈讨伐，值得引起我们的警觉。

以上引述的马克思关于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精神文化生产，与资本运行的多重逻辑缠绕和相互作用的论述，应当说已经系统地揭示了精神文化生产的资本方式。他所奠定的对精神生产之资本逻辑分析的原理，既是学术资本主义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原生性基础和语义，又当然地是我们解析当代学术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

十分显然的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大异于马克思时代，学术研究及整个精神文化生产有了许多根本性变化。首先，科学技术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强度介入社会生产，更鲜明地成为首要生产力因素，因而更可资本化，为普遍存在的学术资本主义提供了崭新的经济基础。其次，信息爆炸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经济信息化，因而知识信息也成为资本要素，学术研究这一生产知识信息的活动，理有必至地置身于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中。其三，因为精神文化生产导入了现代科技手段，机械复制、计算机智能、电子文化、网络交流等信息技术的开发运用，使信息工程在大规模产业化、更急剧推升经济信息化的同时，还普遍地使马克思时代不曾出现的为资本增值提供“生产性”价值的精神劳动，如教育、文学艺术影视创作及演展、学术研究与成果普及等，都有了借助物质技术载体脱离人身现场演示批量进入市场的现实性，因而采取资本运作有了更多客观条件与必然性要求,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产业化及市场配置学术资源的空间与速率。因而把马克思曾经预见的一些精神文化生产的资本运作方式大量地变成了现实。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马克思所痛陈的文明异化现象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态势中，20世纪中后期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甚嚣尘上并被人们深度关注。美国教育学家希拉·斯劳特与拉里·莱斯利合着的《学术资本主义》一书的出版，为其正名。作者在调查了美、澳、英、加等四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科研受到市场经济及其资本逻辑深度作用的现实后，对大学及教师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进行的科技研发商业化行为，冠之以“学术资本主义”。其意义是：大学教学科研与市场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为保持和扩大资源，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日益展开对外部资金的竞争，这些资金用来进行与市场有关的研究，包括应用的、商业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标的研究等等……我们称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为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能完全表现利益动机向学术界的侵入”。学术资本主义，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而言，它实则为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因知识经济迅长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学术秩序和教师行为方式。它深层地改变着高校与企业、科研与市场、教师与组织、学术与经济等多重关系。它指涉“研究经济”竞争激化，学术研究包括选题、组织、投入和成果评价、转化等操作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科研工作者之身份、地位、角色、责任、归属、价值取向等属于高校教师理致的一系列变异。作为一种新型的大学文化体制，它让相当多的教师把智力劳动的效率和利益作为主导话语，深深嵌入自己的思想、行为中。它多方面地解构甚至颠覆了传统学术秩序和价值关系中的教师角色定位和职业理性，带来诸多冲突、悖论。然而，大学毕竟还是大学，它不是政府和企业;科研毕竟还是科研，它不是经济产业;教师毕竟还是教师，它不是企业主也不是雇员。正是这些既受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又不能彻底背离大学的基本规范和使命的内在张力，迫切要求人们对大学教师这个复合角色的矛盾体，作出理性的辨析与澄明，以坚持教师的本义，守住大学的灵魂。目前我国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展开文化建设，资本逻辑对文化产业的自发作用活跃于历史舞台，资本运行与精神文化生产形成多种抵牾。它们向大学教师理致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与拷问。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组织激活文化生产的积极作用，又防止其自发功能严重扭曲文化逻辑、裂解教师人格，是一个需要深思才能澄明是非、坚持正确学术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

二、角色意识的裂变

人类千余年的高等教育史，积淀并凝练了一种关于大学使命与教师职业角色的定论。大学是生产、传播知识，培育高层次人才，推动科学进步的文化殿堂。教师则因其教书育人而成为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在市场经济没有与大学产生多少瓜葛的以往社会条件下，大学与教师的社会角色配置，大体守常，变化不着。

知识经济兴起，知识生产与传播有了直接的经济意义。市场经济把触角伸入大学，学术资本主义多方面地通过改变大学的活动机制而解构一些教师的职业角色，使其身份理性发生悖论甚至危机。大学与市场行为悖论的研究者盖格指出，本来，“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推进和传播知识……这个使命首先嵌入在所有的教师身上——他们的专长、行为和角色中”。因此社会要求他们“同商业主义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但在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中，“大学有多重使命，通常为有限的资源所约束”。大学的使命是由教师承担的。其功能多重性与文化行为被经济资源所制、为投资方向所定，必然会转换为教师责任和职业角色的裂变与新的复合。处此情境，国内外大学面临的“长期的挑战是获得资源支持高水平的学术质量。它们的研究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全国的研究经济所协调，全国的研究经济对研究资金的分配是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研发及企业治理对策研究等横向招投标项目的竞争一样，那些“关注增加其经费的大学和关心增加收入的科学家个人，设计出了大学与工业企业密切合作的各种不同方式。这包括大学转让它们的科学家在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发现中获得的专利、大学建立公司对这些专利进行商业开发、科学家个人开办商业性私人企业以利用这些发现获得个人的赢利”。这必然使教师在教学科研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两重身份中纠结。大学科技研发的商业化似乎势不可改，但人们却强烈地“感觉到教学和研究的基本使命与知识商业化之间的不一致”。此种不一致既是教师角色意识裂变的原因，又成为它们的表现，内含角色认知的一系列冲突，需要人们实行身份整统加以平夷。

首先，“由于财政上的必要性、为社会服务的愿望和它们的教师在学问、政治和金钱上的抱负，大学在发挥其传统的学术功能的同时，还被吸引接受许多校外的责任”。这使知识的生产，由以往的国家支付成本并为全社会公益服务的状态，变为在国家投资之外，还大量地由企业、商家投资，直接购买教师创造的科技知识产品或智力劳务，为企业资本增值服务。表面上看，教师或是出让自己的知识产品以换取企业科研经费的知识资本生产者与经营者;或是签订科研合同，为投资企业提供知识产品和智力有偿服务的劳动者，但实际关系较此复杂。这两种关系既可同时存在也可先后发生。相对于前者，是大学教师在国家投资、学校已有研究设备的条件下，产出科研成果，并在技术开发中形成经济实用性时，寻求知识资本的买方市场，转让知识产品以实现科研之经济回报的活动。其中，教师是知识生产的自主者、知识资本的拥有者、知识商品的出让者。他们与知识商品购买者，结成一种货币资本与知识资本的交易关系，彼此的社会—经济地位平等，都是资本主体。但从第二层关系看，教师响应企业的科研投标，签订科技研发有偿合同，企业是货币资本的持有者和研究项目的招标者，教师是项目的签约者和承担者。项目的设计、要求、产品的种类、规格等，都由投资方先行草拟，教师投标应约大体只有细微的合同协商，没有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教师中标获得的是货币资本的使用权，承担的是合同规定的科研任务，付出的是科技研发的学术劳动。这实质上是教师作为脑力劳动力的出让者，受雇于货币资本的投放者。他们是雇佣与受雇的关系，其权利、义务、地位、作用都不能完全对等。这会让大学教师们强烈地感觉到教学和研究的基本使命、自主权、个性化要求受到学术商业化的很多限制。以上发生在大学、教师与企业交往中的两类关系，让教师处在一种知识生产的主导者与受雇者、学术研究的施动者与被动者、知识商品持有者与知识生产力出让者所构成的一系列角色悖论中，它们真实地演绎着学术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因为前一种关系中的教师是凭借国家投资、学校原有条件也不排除个人垫资进行了一种自主性的科技研发活动，他先于企业投资而创造了知识产品，并拥有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品如何生产出来，又如何进入市场，卖与何家企业，都是货币资本持有者无法左右的，最起码是无法单边主导的。即使他们购得专利一类的知识产品，也不构成对这些产品之生产者的教师之研发活动的干预。因为教师已退出了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无须继续为之出让知识劳动力。它们不构成学术资本主义运动中的雇主与雇员关系。从事科技研发的大学教师，也正是凭借这种来自国家或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教育、科研投入，才赖以维系其执教讲台、主动研发、积极创造、服务社会的主人翁地位和本真的教师角色，才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而没有完全蜕变为受雇于产业资本的知识劳动力出卖者。然而，由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环境已普遍形成，又使得大学教师必须从政府投入之外去争取更多的教学、科研经费，维持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扩大再生产，他们难免不一定程度地充任出卖劳动力的雇员。因此，教师角色发生裂变，成为知识生产主体这一身份之主人与雇员、学术价值创造者与接受外在价值评判的受动者、计利天下的“道德人”与谋利企业的“经济人”等所构成的一系列悖论角色的复合体。

其次，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关系，还在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上变构教师的职业角色。这一现象的研究先驱斯劳特等人发现，当学校“用来做基础研究的钱被削减时教授会去寻找更多应用研究的资金，因而他们开始把自己界定为发明者兼创业家，并试图自己洽谈合同，去了解专利法及科学产品与工艺市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与产业和政府谈判，他们就不能发挥作用。他们发展了广泛的创业知识以保护自己的自主权、影响力及专门技能”。用技术开发获得的经费支持基础研究，使教师既要坚持基础研究，又要善于把这种研究成果技术化、工艺化，进而转换成技术商品;还须了解、适应并学会运用市场法则，以学者与企业家兼于一身的复合角色，应对科研与知识产品推销、经济合同承揽等学术外的工作。教师身份与角色裂变的多重冲突，难免引发自我意识的迷茫与学术行为的错位。本来，教师作为科技文化的生产者，无论对专业兴趣还是学理逻辑的理解与掌握，对学术方向和科研目标的选择和确认，都必须是具有高度自决性的。但在科技知识的市场开发中，在承担企业给定的实用技术、工艺产品的研制中，他们受命于企业的经济需要和生产要求，成为企业知识经济运行的受动者，成为企业资本运作或企业投资承受者的客体。充任科技知识的生产主体，教师自然要将其精神的、知识的、学理逻辑的、教师角色的理性自我投射于学术研究中。但在知识的市场推广和技术化传播中，教师则要把满足于客户、企业的要求作为目标、作为对象、作为价值中心，贯彻于科技研发中，而一定程度地放弃知识生产中的自我本位，移位于他者的立场来进行科技知识的二次生产，将自己“他者”化。这样一种由知识原创到为投资者作技术开发和服务的过程，便成为教师由“我者”转换为“他者”的主体性位移过程。当他是“我者”时，他是文化的主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和推进者;当他作为知识产品生产合同的签约者和知识劳动力的出让者时，他是知识产品客户的服务者，是“他者”的仆人或“他者”化主体。这一过程也实际地展示了教师由知识主体的“士人”身份，向知识资本化出让者的商人身份的转换，或者向知识生产者的雇员转换。知识的生产与市场开发，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因而大学教师的角色，在科技知识的创造和市场推销中，也总是伴随着文化主体与客体，我者与他者，士人与商人、主人与雇员的多重变换、冲突、交集与悖论。它们纠缠着、折磨着、撕扯着教师的自我意识与角色理性，让其难以平静、安怡、和谐。

三、价值取向的冲突

学术资本主义给高校教师理致的挑战与诘难，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引发了教学科研工作价值取向的内在冲突。造成这种影响的深层原因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资本逻辑，与教学科研一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逻辑之间，与学校教学科研的内部秩序与法则之间，既相抵牾又彼此耦合的机制。资本逻辑是资本增值、经济增效的法则，它强调技术和产品竞争的优胜劣汰，追求投入产出短平快的高额回报，其核心内容是资本运作的效益最大化。它要求资本营运者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凸显着知识资本的生产者在投入与产出、贡献与索取、利他与利己、声誉与功利等一系列关系中的紧张精算与名利博弈。当资本逻辑渗入高校，会培养学者们入商言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价值理性。它们与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原则多有碰撞，在排斥商家投资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会在基础研究方面引发教师潜心学术的一些障碍。因为基础理论纯粹的学术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确定性，越是基础研究，它所产生的有经济价值的成果的确定性越小，这些成果的出现需要的时间越长。第二是专有性，既然知识一经创造就可以自由得到，生产者很难获得对所有权的控制。当这些障碍非常难以逾越时，就阻碍了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企业投资难以跨越的这些障碍，正体现了学术研究文化逻辑的价值取向：它追求的首先不是物用价值和外在财富，而是社会、人生的精神价值和内在财富。它以求真、向善、审美、造福大众为价值旨归，推动人类的理性、智慧、情感、知识的文明进步。因而它使科学知识生产投入的长期性、回报的不可预期性和福祉的社会广泛性结合在一起，要求也培养着大学教师在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财政支持下，有一种舍身求法，服务人民，回报社会的基本价值理性。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与科技知识生产、传播的文化逻辑，价值取向的差异非常鲜明而又多维度展开，既是利益主体化的差异，又是利益实现的时空差异，它们必然引发大学教师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与碰撞。

人们普遍遭遇的是，致思与致利的价值理性纠结。一切投入学术资本主义运行中的教学科研人员，在有效争取和使用政府拨款之外的市场投资经费时，自然要承受知识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规范，以科学技术研发商业化方式应市，把市场因而出资企业的要求嵌入于学术研究过程，从组队、选题、研发、验收、评估都须贯彻市场原则和企业的经济实用诉求。于是，那种在知识理性上致思与致用的矛盾，在价值目标上求真与求利的冲突，在工作绩效上学术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碰撞，在主观动机上献身科学与博弈市场的交集，都可能无时不在地焦灼教师的价值中枢和学术理趣。一方面，他们是学者，要恪守学术的本旨和操守，要全神贯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及其技术开发，难容日常俗务和市场纷扰对科研的干预。人们须以不计功利、不惧劳作、不怕牺牲的无私无畏精神，才能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上攻关克难，探赜索隐，进取真理妙境。另一方面，那一份份与商业性研发投资方签约的科研合同，又露骨地显示并具有法律效应地规定着研究者的教师与出资主体双方不容马虎的权利、义务、责任，迫使科技项目的研发者严格各类活动的经济核算与管理，在学术之外附加大量经济事务要求。但学术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兼顾，学术与资本结合的“主义”，总是冷酷而强烈地向大学教师宣示双重价值主张。学术很严峻但有理智酣畅与发现的愉悦，市场很残酷也不乏相互博弈与利益回报的惊喜，双重的价值原则和错位的实现机制，非常现实地考验着大学教师的平衡智慧和学术良知。任何过度偏颇，都无法在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中行走自如。

科研行为的学术取向，之所以形成与知识资本市场运作的价值冲突，也在于科学研究本身具有不能完全为资本逻辑消解或兼容的刚性要求。就科研的学术逻辑而言，科学真理的发现，客观规律的揭示，具有活动的持续性、时间的长久性、结果的不可预期性、主体的非确定性、真理发现权的唯一性，以及经费投入和知识产出的不对称性等特点。它需要学者们悉心观察，反复实验，紧张思考，不懈进取，一再地批判和反省，才能达到真知境界。其中，任何投机取巧、急功近利，都无济于事并且有害于科学发现。基于此，科学、真理、知识及其研究者、发现者，才得到社会的敬重和美好的声誉，也才足以支持其难计个人利益的学术追求。至于人文科学，那更是与市场运作法则相去甚远的。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自1662年始避难于湘西南山洞、茅竂中，积30年之功形成800万字的丰厚精湛着述，登上中国古典哲学顶峰，独自走到唯物史观门槛前，为中华思想文化立下不朽功业，但其论着生前未曾发表。由出版社依据其族人保存的手稿而编纂的《船山遗书》，是30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公之于世。若船山先生忙于学术江湖和市场拼抢，那一定会让中国古典哲学矮下一个辉煌的台阶！至于进到当代社会中那些卓有造诣和建树的人文学者，几乎都是远离市场喧嚣、静心为学的。这些表明，一个非凡的科学发现或者学术创见，非积以时日刻苦钻研乃至毕生奋斗才可成功。作为生活于文化殿堂、有志于真理的大学教师，科学追求应是其人生的根本出发点，他们做的大多数其他事情都应该是从这一目标派生出来的。大学教师执着培养学生对世界、对人类以及人类活动之规律和意义的深层理解与探求。他们作为推动科学进步的中坚，总是呼唤着、培养着一种由理解所阐明的人类理想：对物质和生命世界作出理解，对人及人的力量、意义世界作出理解，为社会进步构建理性规范和秩序而贡献智慧。此种学术理致，既是大学教师的职业本旨，又成为大学的内在灵魂。因为“构成大学的活动中固有的基本义务是相信某些认识信念的价值高于其他信念，获得知识的某些形式的价值高于其他形式。大学的使命是培养、拓展和传递人类的想象、推理、记忆和观察能力所能使之达到尽量合理的知识”。为此，大学教师必须秉持不为眼前小利所动的学术恒心与严谨态度，这是学术有成的关键要素。因为有它，学者们才能在科研中求真务实，拼搏进取，上下求索，一往无前。这些都是由大学及其教师所肩负的探究真理、研究科学、发明技术的使命而形成的科学价值理性，它们成为严肃而有作为的学者的文化品格与精神力量。

然而，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研究与企业应用有了更直接的联系，学术研究受到资本运作的深刻渗透。科技研发，不仅受到认识—实践规律、学科发展规律、文化教育规律、技术研发规律等文化逻辑的规定，还受到由资本的竞争、投放、运用、结算等运行逻辑的干预和组织。比如，在科研选题上要部分地倾听市场、企业的呼唤，而不能沉醉于学理世界我行我素。人们发现，“当高等教育更密切地与市场结合时，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失去了自主权……由于研发经费更多地用于商业研究，因此，各个教授追求这种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的自由被削减了”。在科研组织形式上相关机构也会部分地引进公司文化和管理体制，而不能任人实行无拘无束的思想恣纵和学术驰骋。一些教学科研人员“急切地转向学术资本主义，把它看作实践创业技能的一种机会，看作获得资源的一种手段，或者看作关于繁荣的未来的一种策略”。在科研计划、取向与成果预期中，也会掺进急功近利的时空要求，快速达标和普遍适用正是知识生产者对资本效益最大化的诉求，而不复仅仅是科学真理的深入探讨、冷峻考问和精确诠释。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对先验的范畴无动于衷，对这个世界不去煞费苦心，他们只对当前、瞬间的快乐和眼前的任务有兴趣”。这使那些“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紧密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成为中心”。在学术成果的检验、鉴定和评价中，除了合规律性的证实和证伪之外，还会有来自企业功利致用的合目的性的检审，而不再局限于学界同行的公认与社会福祉的考量。知识观念与治学志业态度在显着改变：服务社会、利益民生与科研赚钱、学术养家的理念相互交织，追赶学理前沿的基础研究和竞标市场的应用研究，在国家拨款与企业投资的拉扯中时近时远;论着发表指数、学界美誉同科技市场开发、经济效益争取，在职称评定与年金收入等不同节点的权衡中彼此支持又畸轻畸重;伏案写作、埋头实验的科学情怀同介入市场、竞争资源的商业运作兼于一身又彼此冲突;无利可图的“1+1”问题渐行渐远，陈景润式的生活方式难以再现。基于这些源自科研经费的市场争取与企业投资的价值前设，学术在殿堂与市场的贯通中受到了资本逻辑的制约。因而，相当多的教学科研人员，其职业理念和价值取向难免不发生“经济学”或“资本论”的倾斜。正是这样一些从学术之外嵌入的资本力量和作用机制，挑战着、考验着、也一定程度地改变着大学教师原初的科学意识与价值理性，将其卷进价值冲突的漩涡。可以想见，只有政府投资给予相当的保障，同时广大教师尤其是那些从事基础理论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人们也努力执守自身的科学精神，学者们才能穿越资本激流，走出价值的困惑。

四、活动方式的抵牾

人类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主体的行为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往往先导性地选择和规定着人的行为方式。后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延伸目的并影响目的的实现。这样，也就引出了价值取向与活动方式的内在联系，价值取向的内在冲突必然导致活动方式的诸多抵牾。

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表明，学术与资本的矛盾性结合，也同样经过价值冲突引出了人们活动方式的矛盾。科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揭示规律，发现并阐明客观真理，为人类认识进而改造世界提供普适性的知识服务。在充满不能预期回报、又需坚持不懈地付出艰辛劳动这样的风险中，科研的选题和执着推进，特别需要研究人员强烈的奉献精神和求索意识。科学知识的门类繁多，千差万别，其真理发现的线索、机遇充满着丰富的偶然性。它们与客观规律的自在关联、逻辑缠绕相交集，更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专业兴趣、进取方向和研究方法等主观逻辑相相契合。因之，科学研究和发现，从来是充满主体个性化色彩和冒险精神的攻坚事业。科研人员常常是凭着自己的“理解前结构”，凭着对科学问题的强烈兴趣和遏止不住的好奇精神、追问意识，去进行自己的科研定向、选题和制定并实施科研规划的。因此，学者们对科学的追新好奇，设问质疑，求是斥非，特立独行，善与人不同，便成为科研赖以进行的主观条件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它们本然地追求自由、自主、自治乃至自满，使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一种内生的排他性。大量事实证明，如果大学教师不能认真实践这种“强烈的学术素养和献身精神，就不会有具有实践目的的研究中所体现的科学上的诚实、严格作风和学术上的敏感性”。

然而，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科学命题，对于说明大学教师的职业行为方式及其思想观念，受制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也是同样有效的。大学教师与社会包括政府、企业构成的经济联系带来的“收入上的变化，支出上的变化意味着学术劳动性质上的改变”。直面此情的人们明显觉察到，“非学术活动已经完全在学术核心之外生长出来，商业化允诺要增加这种不均衡……教学和研究之间的最优化平衡是一个学术性钟摆;把技术转移增加成另一种责任将会增加平衡的困难”。因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由技术产品到知识商品化的转换，其价值原则、活动方式、完成要件、验收标准，与不存在这类转化活动的一般性学术研究，与教师日常的教学工作结构不相匹配。它们是作为一系列额外责任和另类行为方式加于教师的。这在率先实行学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更为突出。比如，“对于美国大学来说，市场悖论是：总的来说，市场给大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推进知识的更大能力和美国经济中更有生产力的角色，同时，它也缩小了大学活动的主权，削弱了它们服务于公众的使命，商业纠纷的增长至少削弱了它们作为知识的中立仲裁者这个特权角色的潜力”。它们使大学教师在学术绩效认可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质量评价和制定的说明性计划经常需要高等院校以外的团体，并且经常是特殊学科以外的团体的评价。由于对教授的学术工作的业绩评定被转移到专业知识范围以外，教授变得更像其他信息工作者，而不像一个学者”。很显然，学者自身原本拥有的知识评价权、学术仲裁权的专业性削弱，便意味着非学界主体对此话语权的商业性增强。它是由货币资本投注者从外楔进的对学术业绩、质量评价的指手画脚，这种“装在衣兜里的权力”，来自货币资本对包括学术行为在内的人与事的支配。

学术评价方式的改变，直接引发了科技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它把当代科技研发走在物质生产前面，改造和装备生产力的文化逻辑事务，常常变换为生产给科技研发出题，并以知识的资本效用验证和评价知识生产的资本逻辑事务。由此所致，高校及教师行为方式发生的一系列变迁多为与市场接轨的产物。“市场环境毫不留情地构造了对知识的管理和开发。大学可以任意追求深奥的知识，但我们经常听到的，对大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迎合外部需要，对公众需要快速做出反应，并在此过程中提高教学队伍工作效率。”这些在我国高校中也比比皆是。大学及教师行为多方面地承受了市场力量与资本逻辑的作用而改变方式：包括有限教育资源按投入产出公式配置;按照知识资本市场在人才培养和智库服务等方面的要求设置专业、课程和学科建设方向;产学研三者统一的市场化运作形成“政、企、学”的新型组织机制和利益诉求;依据高新技术竞争的市场驱力与信号，匹配科研布局、进取方向和工作体制，等等。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术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专业、学科与知识形态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结构与组合关系。基础研究虽然还一般地认为是科学发展的起飞点或主动力，但不敌科技研发面向市场及其资本化运作的大势，科研选项对市场需求的短期追逐远胜过对基础理论发展的长期关注，即使是基础研究也暗含着一种将其成果与市场对接的掂量和预期，直接间接地受到资本引力的牵制。与此相应，大学及其教师对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活动机制中大量引进了公司文化理念和经营策略。比如：“从商业世界中得来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战略;对市场、曝光度及公共形象宣传的重视;对边际收益和学习的常年成本效益的财务考量;通过对成长和收益分配收入的奖励机制分散权力结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发复杂的辅助性产品、专利和服务;用卓越这种模糊的措辞替代具体教育的准确细节;当然还有研究以及与商业世界的其他财务协作”，等等。

应该说，学术资本主义所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私立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内在矛盾，即资本逻辑与学术发展的矛盾，因而并不适合分析我国公立的院校和学术机构。国内大量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便派生出了类似于按照课题级别、到账经费甚至刊物等级、获奖指数等一切可量化的指标，去评价学术业绩与水平的怪象，实行学术发展“GDP”的管理方式。它们迫使许多教师把更多的时间、劳动和智慧投向了科技文化市场，参与竞争，与资本结盟。“最终的结果是教学科研人员的努力……显着地转向在竞争性的、‘市场性的’领域中创造收入并满足那些奖励条件的活动。”学者们经常面临着功夫在学术之外，竞争在科研之外，胜负在专业之外，毁誉在学科之外的窘境。貌似内在奖励的许多给予，却以外在奖励的形式加以实现。用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推广指数及其经济绩效的货币当量，置换它们内在的真理性尺度、文化尺度。经济力量对学术研究价值所进行的致利而非致思的、实用而非学理的考量，往往导致“科学和学术信念评价上的客观性被否认”。资本逻辑的力量俨然直接成了文化的力量，至少成了文化力量的代码和编程方式。它演绎着前面引述的当年马克思深刻揭示的货币干预科研的异象：有研究本领者若无进行研究的货币，其研究本领无法变得真实、有效。相反，虽无学术研究之实际本领者，但有研究的愿望和货币，也能形成研究的有效本领。这能否进行科研的“真正本领”或“有效本领”与学术功力的“真实本领”的实践性差异，就出于货币资本的力量！知识生产的潜在力量往往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成为现实力量，而且资本还常常决定着知识创造力及其主体的现实命运。今天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非常真实地再次确证了当年马克思的科学论断。

大学教师以上这些行为方式的改变，当然不是绝对的、断然的，因为它们还受到大学作为大学、教师作为教师之价值观念、工作体制、使命意识、身份规范的制约。比如，大学教师只有以自身的学术成就才能从根本上博得社会的信任与尊重，才能有校外资源的竞争力。“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一所大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眼光向内。它必须关心自身的维护，将它看成是一个负有在高级水平上保持、扩展和深化学问之责的实体。”因此，虽然“教学科研人员愿意投入大量的专业精力赢得资金回报”，但前提条件是“获得资源允许他们在地位和声誉体制下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位置，允许某种程度的自由支配开支。”唯其如此，体制外资金才能一定程度地改变教学科研人员的活动内容与方式。因而，一般情况下教师不会以损毁自己的声誉、地位和自主权，而无条件地趋附市场。又如，大学教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的选项上，虽然后者能更快、更多地获得体制外的经济资源，但他们如果没有比较厚实的专业研究作基础，技术研发也无从谈起。而且政府拨款包含着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和要求，“当研究被贴上基础的标签时，科学家们通过同行评审过程来决定谁接受政府的钱”。这从管理体制上同样限制了资本、市场力量对科技研发和正常教学的无节制渗透和干扰，维护着科学殿堂的神魂。正是科学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秩序、国家政策调控以及广大教学科研人员自身的文化自觉，形成了一种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纠正机制，学术事业才避免走向资本化的极端。因此，大学教师凡受学术资本主义影响者，其行为方式的内在冲突和自我调谐，就不会完结，十分需要人们理智地对待。

参考文献：

[1]〔英〕罗姆·哈瑞：《认知科学哲学导论》，魏屹东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

[2]〔克罗地亚〕斯尔丹·勒拉斯：《科学与现代性：整体科学理论》，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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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