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发展： 问题之解和主义之辨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发展，就要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时代特点、人民意愿相结合这个实现发展的中国正道，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也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断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也不断澄清理论上的是非，充满自信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代代向前迈进。

一、问题之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信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强盛发展。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以如何评价斯大林为发端，以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主线，在中苏之间展开了十年论战。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右的倾向不断加深，红色政权逐渐变质，直至发生苏东剧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自主探索社会主义中国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方向，但“左”的倾向也在积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党总结和吸取了这两方面经验教训，不忘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初心，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以问题为导向，以坚定的自信不断破解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搞社会主义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再到开创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在实践中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也给中苏十年论战作出了历史结论。

一代人有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担负的使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基础上开拓创新、继续前进，在解决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突出问题、进行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过程中，从开创到发展的实践自信日益彰显。

问题之解一，在拨乱反正中开创。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革”内乱留下的困难局面和外部世界快速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2年党的十二大举起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鲜明旗帜。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就克服了过去超越阶段、盲目求纯、急于求成这三个错误，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形成。这样，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问题之解二，在应对剧变中扞卫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国内严重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和渗透，反共势力十分嚣张，一时间风云突变、黑云压城，社会主义中国会不会随之倒下?党和国家面临又一次历史性大考(其中，苏东剧变对中国形成巨大冲击波，多少人理想信念动摇，以后走上迷茫和腐败的不归路)。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心“以实际的最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回答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随后采取有力措施，对内稳住了党心民心，扭转了经济滑坡，对外顶住了西方压力，挫败了反华势力的颠覆图谋。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很多重要突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基本纲领，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的过程中，党中央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扞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问题之解三，在解决失衡中科学发展。21世纪之初，国际格局失衡，美国“一超独霸”，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企图实施对华遏制战略，国内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居民收入、城乡地区、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出现失衡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面临新的挑战。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先后推进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和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促进国际格局的平衡。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党中央创立了科学发展观，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

问题之解四，在战胜风险中坚持和发展。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各种困难和风险随之明显增多，面临众多安全问题。表现在，国际上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外部遏制、内部渗透的颠覆活动一直存在;国内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产生的多元利益间的冲突更为集中、复杂，特别是内外资本的逐利本性更加暴露、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危机日益积累，由此带来的经济金融安全、社会安全、资源环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权安全等问题突出;我们党自身也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历史证明，我们党是能够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但能不能在充满风险的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坚持住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中央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秉持这种“自信”、经过这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开拓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亿万中国人满怀自信：新中国同旧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改革开放开始前后相比有巨大进步，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经济社会倒退的资本主义复辟国家相比，同困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同陷于发展陷阱而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前途。我们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其他国家更有理由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信，源自一个根本方向和一个根本方法。科学社会主义来到世界上，不仅兴起了波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作为大洋孤岛的一个落后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最初模式，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改写;不仅从社会主义模式移植发展到开创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神话，而且出现了当今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社会主义生机再现的有利形势。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与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前进，就是在这种不断结合中探索前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时代、各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产生出社会主义波浪式发展的历史时间段，如十月革命、苏联模式、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结合的最新成果。相反，第二国际时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改革领导人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某些受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观等错误思潮影响的地方、领域、单位和领导干部，因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都给人民利益、给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

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指明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同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根本方法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自信、继续自信发展的底气所在。掌握了这个“结合”的根本方法，不仅过去取得的成就让我们自信，而且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我们也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去克服。仅仅靠吃老本、靠过去的功劳簿而自信，是靠不住的;重要的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自信和有实践支撑的理论自信相互结合，不断有所创造。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要居安思危，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在实践中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继续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3]

二、主义之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主义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或“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新民主主义”的回归。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主义呢?这个“主义之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摆脱错误思潮干扰和误导而不迷失正确方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住、发展好。

这涉及到如何客观、全面、历史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种先入为主的认识态度和盲人摸象的认识方法，只能得出片面和错误的结论;那种标新立异的良苦用心和刻意误导的不良用心，往往导致有害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探索成就为历史渊源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总布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目标的社会主义，已成功开创、现正在发展、还没有完全定型;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不断探索前进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这个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这个个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制度、文化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不清。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4]这就说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别于其他主义的四个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立场，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引。

主义之辨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我们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虽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衡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尽快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出发，为了抢抓和平发展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了内外资经济，实行了市场经济，并由此出现了收入差距悬殊和结构性生产过剩，发生了某些思想混乱、政治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杂性，但是，目前这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要我们理论上清醒、行动上坚决，始终自觉坚持、落实和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将来也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发展内外资经济，目的是利用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化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比，总体上能够做到“三个有利于”，将会长期发展。虽然它的内部经济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会在社会各领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其资本属性，但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是不同程度地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导之下，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相信，通过处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力量(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调控和引导，其积极作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消极作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将来发展到一定时期，随着它固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最终在其积极作用消耗殆尽、消极作用不断积累以后，会因为严重违犯国家法律、发生劳资严重对立以及生产过剩、经营困难甚至面临破产，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国家引导和公有制经济影响下通过混合经济等形式逐步发生性质转变、形态升级。

我国分配领域出现的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公有制企业里出现的收入差距过大，这是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时出了问题;在私有制范围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定程度上很难避免。我们要重视和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通过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扩大按劳分配覆盖范围，运用好国家宏观调控，把收入悬殊和生产过剩控制在一定范围，同时在再分配领域完善社会保障，缓和收入悬殊和生产过剩带来的矛盾，但不能说存在收入差距悬殊和生产过剩现象就等于我们在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实行市场经济只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我国的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受到国家有计划的宏观调控，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因而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新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用新自由主义的“哈哈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或者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尚未结合好而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某些环节所发生的官员腐败当成正常现象。

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某些思想混乱、政治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与我国社会存在的某种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封建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确实有关系(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强、甚至没有党性，在那里按照资本主义的老板逻辑和封建主义的官僚逻辑搞腐败，却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替他挨骂，实在是党纪国法难容、天理人心难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善，会逐步建成克服这种影响的“防火墙”(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些现象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以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就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

当然，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大方向之间，既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又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之争，是改革发展可能发生偏向的风险来源。如果我们方向不正确、方法不给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不好也(会因为体制内的腐败势力和体制外的资本势力里应外合而)存在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可能，这是有苏东剧变这个前车之鉴的，但是只要我们共产党理论清醒、政策正确，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对人民群众亲，画好最大同心圆，别跟奸商勾肩搭背，别被利益集团围猎掌控)，传承红色基因，保持革命本色，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和善于斗争，风险是可以战胜的。

主义之辨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有人截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内容与欧洲国家社会党搞的民主社会主义作比较，看到二者的某些相同点(如多种经济成分、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等)，或者说看到前者向后者借鉴了某些具体做法，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打着“中国特色”旗号的遮遮掩掩的民主社会主义，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

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延续下来的、主张对资本主义做一些民主改良的“山寨”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让资本主义延长寿命的医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桥梁(戈尔巴乔夫就是这么干的)。它与马列毛邓的社会主义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它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主张议会多党制、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反对公有制为主体，主张普世价值观、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全民党”、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党的政治竞争作用、反对党在国家政权和人民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主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反对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民主社会主义既有“民主”之名、又有“社会主义”之名，也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融合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名字和口号很忽悠人，好像是一条改革新路，而实际上是一个迷惑性很强的套路，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

主义之辨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承创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全新的社会主义”或“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个层面(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同苏联模式有很大差别，而且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崭新面貌。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全新的”或“独立形态的”，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其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列是先生，我们是学生;马列是“普遍原理”，我们是“中国经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个根，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棵树。不能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就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因为我们现阶段(需要利用一切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鼓励私有制经济发展和容忍资本一定程度的剥削，就说根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原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错的(就好像说，不能因为在某种合力作用下有时出现水往高处“走”的现象、长江之水南北流动的现象，就否定地球重力向下的原理和水往低处走、长江之水向东流的常态及趋势)。总之，从理论渊源来说，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全新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时间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总结和吸收了前人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筛除了错误的东西，结合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才逐渐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几个时间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把它们对立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孤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搞对苏联模式和毛泽东时代的教条主义，但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去苏联化”、“非毛化”，而是对苏联模式和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创新。所以，从历史渊源来说，也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全新的社会主义”，就是说，“树高千尺总有根，江河万里总有源”，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

主义之辨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向前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停滞不变的“中国模式”，或倒退回去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和人民满意的成就，但不是可以到处复制、一劳永逸的“模式”，还面临许多挑战，还有许多暂时不如人意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克服了超越阶段、盲目求纯、急于求成的错误，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但也不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尚未建立的新民主主义。不要受既得利益者的影响搞新的思想僵化，要克服种种误判和误导，沿着正确方向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支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过去发展而来、还要继续向前发展，要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了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5]，积极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困难、挑战、风险(如某种程度和范围的贫富分化、城乡失衡、地区差距、政治腐败、社会乱象、文化低俗、道德滑坡、信仰迷失、环境污染、和平演变等)。始终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时代特点、人民意愿不断结合过程中创造性地向前发展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条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现在就要看我们这一代人方向正还是偏、能力强还是差了，就要看我们会不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推进“四个全面”，秉持“四个自信”和“五大发展理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住、发展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走的路，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是停滞倒退的老路，而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正路、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发展，不要妄自菲薄的变质西化，也不要妄自尊大的停滞固化，要的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自信发展。

引文注释：

[1]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4]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5] 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6] 2016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党建出版社2014年版。

2、周新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3、徐崇温：《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关于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辨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