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性质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中国道路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事先画好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来的。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要继续担负起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不忘初心，从严治党，永远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就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要继续担负起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不忘初心，从严治党，永远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

一、四项基本原则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一开始认识并不统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邓小平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四项基本原则的语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话语中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中，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同他“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p.225)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3](pp.166、168)}但是从根本制度来看，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3](p.168)如果因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就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岂不是因小失大？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时期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两个方面。邓小平指出：“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3](p.168)也就是说，如同社会主义本身是一条“道路”一样，民主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发展民主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职能和专政机关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

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3](pp.168、169)}

第三，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都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3](pp.169、170)}这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永远是正确的和有效的：“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3](p.170)我}们党曾经犯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离开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3](pp.170-171)}

第四，必须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个人崇拜分开。“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p.17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集体领导相联系，“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3](pp.172-173)}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四项基本原则有一条内在的主线，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民主、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放在一个发展过程的视野中才能理解。但道路有起点，有终点。为此，邓小平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邓小平讲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的时候，他正是在生产力水平的意义上谈论的。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显然，即使到那时候，按生产力水平衡量，中国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更不要说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通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条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一个共产主义方向，它的终点只能是共产主义。

只有在中国道路的视野中才能理解，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为了统一思想，说明民主问题、领导权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是与道路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条道路，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决不能说，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处处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中国的生产力就很落后。由于生产力落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等许多方面，都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研究方面也是这样，邓小平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3](p.181)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这是根本的方面。因此，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在于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可以依靠自身加以解决的问题，还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有通过推翻现存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道路是走出来的，它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能是某种十全十美的理想。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空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实践的要求只能是抓大局、抓主要矛盾、抓发展变化，而不可能是抓细节、抓次要矛盾、抓人家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

恰恰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以任何借口，比如以“民主”为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道路的视野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

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不仅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性质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第一，从党的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不仅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同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宗派性的组织，代表的都只是本阶级的某一个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整个阶级的利益，更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民主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就是由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政党轮流执政。到20世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果，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实行了普选制，才有了所谓的“全民民主”。但是，在普选制下，各党派都仍然只是代表特殊利益的宗派性组织。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即使在最高点上，它仍然是建立在宗派性组织之上的宗派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之所以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正是由于共产党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某一个派别或某一个民族的利益，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4](p.44)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明确改为“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首先，从“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来说，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和同时曾经出现过多个无产阶级政党，但它们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都没有产生过太大的影响，都被历史淘汰了。其次，无论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曾经有各种各样的政党试图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但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最终都堕落成为宗派性组织，因而也都被历史淘汰。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才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获得了政权。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特别是毛泽东曾经犯过错误，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自己的先锋队性质，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党和人民群众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更大成就。

第二，从党的宗旨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或宗派的利益，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人讲，党员也是人，不是天使，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员，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一点私心，是不可能的事。这是诡辩。共产党员当然有自己的利益，因为共产党员也要生存和发展；共产党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它要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但这些利益都不是特殊利益或宗派利益，不是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对立的利益。它们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促进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说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说共产党没有任何利益，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对共产党员个人来说，问题不在于他有个人利益，而在于他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特殊形式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的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5](p.864)邓小平在谈到民主的时候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3](p.175)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3](pp.175-176)}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

有人把“人民”和“公民”对立起来，说什么只有“公民”才与民主制度相关，“人民”总是与极权专制联系在一起，这是错误的。这种论调混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的界限。资产阶级不承认集体的现实性，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只有市民、公民才是现实的。这实际上是私有制原则的体现。私有制把人和人分割开、对立起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你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都被当作私人，社会性被抽象和虚无掉，集体仅仅被当作获取政权的那些个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实现手段。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强调的是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你要有钱纳税，才是市民或公民，才能为你服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个人主义必然是最合意的形式，因为资产者掌握着资本这种社会权力，而无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这就使资产者面对无产者时，具有所谓“天然的优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对于无产者来说，只有形成阶级，凭借集体的力量，他们才有获得解放的可能。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也是这样。由于存在后发劣势，依靠个人主义民主，中国根本不可能同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竞争，只有依靠整体的力量，才有可能把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人民”的集体不仅与个人同样真实，而且比个人更真实。只要你属于人民，那么，不管你是不是“纳税人”，都必须为你服务。这当然不是否认市民或公民概念。按照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按照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原则，但在处理集体与个人、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关系的时候，必须遵循统筹兼顾的原则。

从统筹兼顾的原则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五大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人民至上主义”。遗憾的是，由于理论研究的落后，关于人民民主与个人主义民主的关系并

没有得到正确阐发。甚至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主要是从西方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的，未能从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党”的现实出发，把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讲清楚。理论上的模糊导致实践中的徘徊。邓小平所担心的党风日下、社会风气日下，被某些人当作所谓“去崇高化”的第一步。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三、不忘初心，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全党

发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

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不忘初心包括两个方面。按照习近平的表述，首先，“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6]坚持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6]其次，“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6]对前一方面，即如何摆脱其他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前文已经做了阐发。现在重点来看后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第一，在国际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即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党员都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最低纲领则是特定时代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使中国共产党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

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过三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二是俄共（布）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三是中国共产党。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把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运动”切割开来，从而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向了修正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党的领导，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从而既推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又坚持了共产主义方向。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的要求在特定形势下的具体表现。

第二，在国内，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党，与中国的民主党派有着根本的区别。各民主党派再革命，也只能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则始终顶天立地，在坚持每一个时期的最低纲领的同时，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并用它来反观和规定最低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高于中国民主党派之所在。

国共之所以能够实现第一次合作，就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一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与一切抗日力量合作，就是由于它们的目标与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救亡的最低纲领一致；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够成功合作，实现政治协商，就是由于它们的目标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一致；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全民族的共同理想；然而，中国共产党人还始终有自己的独特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正是这一最高纲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先锋队党：用共产主义规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用共产主义规定市场经济，包含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的中国市场经济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第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守自己的命脉和灵魂。尽管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强调要培养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但有相当多的党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放松了警惕，在学习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滑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去，有些人甚至受到个人主义影响，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俘虏，其必然结果，是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虚化，逐渐被他们当成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空想。

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已经达到8800多万，每个共产党员都曾在党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有多少人放弃了抵抗，任由各种异端邪说肆意流行？以新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为例。哈耶克主义者声称：财产是自由的基础，洛克强调“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这说明共产主义等于极权专制。对此妖魔化共产主义的论调，有多少共产党员奋起反击？《共产党宣言》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读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早就明确宣布，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共有一切财产，而只是共有生产资料（在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意义上则是共有资本），为的恰恰是重建生活资料（在现代社会中是个人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制。洛克讲的“财产”不可公有，指的是通过个人劳动而获得的财产，不是通过资本占有他人劳动而形成的财产。空想共产主义者曾指出，通过占有他人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是盗窃，是强盗的赃物，它是奴役的表现而不是自由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作为能够增殖自身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权力，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共有与消费品的个人占有的结合，恰恰体现了洛克关于“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的原理，哈耶克主义者以维护“自由”之名，维护资本的私人占有，恰恰是通过变戏法，把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变成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手段和工具。

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还要发挥资本的作用？因为消灭资本主义需要物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过剩经济。短缺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供不应求导致的价格高于价值，却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同时改善供给，因此，共产党人能够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利用资本追逐利润的私心为发展生产服务。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供不应求的状况逐渐改善，价格与价值逐渐接近，于是利润率降低，经济增长率下降，进入新常态时期。当钱不能生钱的时候，产能过剩的经济就转化为资本过剩的经济；由于利润率为零，私有资本将不再投资，导致工人失业，而公有资本只要能帮助工人养活自己，哪怕没有利润也可以继续开工。这样，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就具备了。

当前，中国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已经出现物质产品和私人产品过剩，

但精神产品、公共产品供给依然不足。在资本短缺的时代，人们满足于钱越来越多，结果反而是幸福感下降。相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钱即使不再增加，但通过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人们的幸福感却可以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纯利润增殖和经济增长，进入“五位一体”的全面生产新时代，其结果必然是超越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以后，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和消费品的个人占有的结合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奠定条件，共产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到那时将会全面显现。

【察网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