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谁更更仇富？

目录

一、儒家社会总体上持有正面的财富观传统

二、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歧视富人的文化传统

三、剖析西方社会“和谐”局面的背后因素

四、不同社会对待富人态度的社会调查证据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诸多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不公正现象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放任的市场运行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建立在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至上，而这种纯粹基于力量的市场竞争必然有利于强势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大量经验事实以及自由市场维护强势者利益的认识，社会大众中逐渐滋生出一种要求改革工资体制以及收入再分配的呼声。然而，针对这些社会大众的诉求，一些经济学者非但没有且不愿去反思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而是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果视为理性的，却往往将社会大众要求改革的思潮贬斥为非理性的。

针对社会上要求改革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呼声以及对“为富不仁”的批判，一些经济学学者还对这些人冠以“愤青”和“仇富”的帽子;而且，一些学者还从儒家的历史文化中来阐述中国人为什么比西方人更不尊重和善待富人，从而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社会存在着什么“仇富”心理。在“主流”经济学人眼里，“仇富”似乎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现象，问题是，中国人真的比西方人还仇富吗?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作一剖析。

一、儒家社会总体上持有正面的财富观传统

第一，儒家一直关注世俗福利，追求德福双至，从而并不排斥财富。孔子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而且，孔子强调，当政者的职责就在于使人们富裕，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同时，儒家也不是平均主义者，如孟子批评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思想，也与墨道两家的平均主义展开论战。

第二，儒家在对私人追求“富”持赞同的同时，尤其关心致“富”的途径。儒家强调民富应该“取之以道，得之以礼”。例如，对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的孔门首富子贡，孔子就评价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仁则屡中”(《论语.先进》);相反，对为季氏搜括、敛财冉求，孔子则批评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同时，儒家在将“富之”作为政府官员的主要工作的同时，却反对上层官员的奢侈浪费。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

第三，儒家社会长期以来对那些“以义生利”的富人都持赞赏和推崇的态度。事实上，史书中《货值列传》以及《食货志》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例如，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范蠡就被称为儒商之鼻祖，世人称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创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的白圭则被推为“天下言治生者祖”;郑商人弦高经商途中智退秦军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孔子的首富弟子子贡死后不仅在民间被奉为财神，而且为历朝官方所尊崇，如唐玄宗时追封为“黎候”，宋真宗时追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又被称为“先贤端木子”。

二、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歧视富人的文化传统

第一，西方社会的仇富观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早期基督教教义强调，富人要么自己是非正义的，要么是一个非正义的人的继承人，增加个人财富总是和不诚实的商业活动以及剥削穷人相联系。例如，《圣经》将放高利贷的“银行家”视为十恶不赦的一切罪恶之首。同时，早期基督教教义强调，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例如，摩西就指出，崇拜金牛犊是和崇拜上帝相矛盾的;圣.保罗则强调，“对货币的热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为此，富人就不是上帝的选民，死后也难以进入天国。《旧约全书.15篇》写道：“耶和华啊，谁能寄居您的帐幕?他是不放债取利的人”。《马太福音》则宣称，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相应地，基督教强调，富人只有变卖其财产并将它分给穷人才能求得自赎。耶稣的名言是：“临死的时候钱太多是要下地狱的。”

第二，西方社会对财富态度的转变源自新教的兴起。马丁.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即“义人因信称义，而与善行无关”)说而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此时，信徒可以凭着“信”而直接与上帝交流，并通过虔诚的信仰而获得拯救。不过，路德依旧确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原则，所谓“惟恃信仰，始可得救”。为此，尽管随着中世纪末期向世俗社会的转向，西方社会已经认可对财富的持有，但是，新教仍然宣扬苦行和禁欲，财富积累只不是诚实履行天职的表征。事实上，路德就强调，苦行主义不仅要求坚守传统的消费标准，还要辛苦劳动;因此，路德教派鼓励大众劳动，并将履行职业的劳动视为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也是最基本的世俗义务。同时，路德更加看重国家的财富而非私人的财富，并且尊重国家活动中的企业精神和进取精神，而对个人加以否认。正是这种思想，不仅为皇亲贵族们没收富有的修道院和其他教堂的财产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兴起。

第三，“仇富”运动也充斥在西方历史实践之中。随着宗教冲动力的式微和经济冲动力的偏盛，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从而就爆发出了一轮接一轮的暴力对抗和阶级斗争。纵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反抗与镇压的过程。事实上，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西方社会社会制度很不健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以致收入分配极不公平，从而也就必然会激起那些遭受剥削和掠夺的穷人对富人的仇视。显然，这比中国社会要激烈得多：西方社会中那些备受压榨的工人不仅会表现出“仇富”心理，而且还会极端地破坏企业主的机器设备，从工业革命初期影响甚远的卢德运动到后来更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乃至阶级斗争都是如此。

三、剖析西方社会“和谐”局面的背后因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社会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仇富”运动，而呈现出一幅相对和谐的画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两个方面：(1)通过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西方社会从世界各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利益：一方面通过“输毒于敌”而加剧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掠夺资源在国内的适当分配而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2)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阶层和阶级对抗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和社会制度和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这使得社会收入分配变得相对公平，以致中产阶级长期成为社会的中坚。不过，尽管西方社会呈现出了一派宽容、祥和的景象，但一旦“输毒于敌”策略达到顶峰后，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就会出现恶化，由收入差距拉大潜伏的矛盾就开始显现;此时，西方社会潜藏的“仇富”心理就会被激发，甚至还会爆发出大规模的“仇富”运动。

关于这一点，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1)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西方国家就普遍爆发出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管理层领取高额的年薪和奖励，一些国家的工人甚至将管理层关押起来;(2)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反社会不平等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如法国青年占领巴黎豪宅、西班牙青年占领马德里广场、以色列青年在首都扎营抗议房价、伦敦市郊的青少年暴动。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促发的阶层对抗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2011年9月在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年轻世代之所以将矛头直接指向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就在于华尔街体现了翻云覆雨的贪婪之都，集中了大批唯利是图、贪得无餍、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怪兽，也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制造者和诱导者。

更甚者，“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将目标直接指向有名有姓的超级富豪，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多位亿万富翁的家门前示威，呼喊着口号：“我们是99%”，“向百万富翁征税”“银行家应该关进监狱”“不能给亿万富翁减税”。示威者“造访”的富豪包括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戴蒙、石油大亨大卫.柯赫、金融巨头米尔斯坦以及对冲基金掌门人鲍尔森。示威者事先印发的传单上，有这些富翁的姓名、地址、照片以及发财致富的“先进事迹”。事实上，正是华尔街的少数人操作着自己发明的高风险财务杠杆，赚了钱是进自己荷包，赔钱时则由政府掏纳税人的口袋来补漏;即使风暴导致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民众、失业，这些管理者依然享受着超级“肥猫”的待遇。

正因为制度不公乃造成了社会财富集中最深层次原因，因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改良主义者赞同和支持。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占领华尔街”具有很大的正当性，而很少有人将之简单地定性为是由纯粹“仇富”心理所促发的暴动。甚至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表示能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并对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到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表示同情支持，因为纳税人的钱被用去填补亏损连连的银行，而且已经陷入困顿的银行还让执行主管领取高额红利奖金。

基于这种社会舆论，美国政府也起来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呼吁。例如，奥巴马政府就以公布这些高管的名单或者征收90%的奖金税为威胁，要求AIG(美国国际集团)高管退回在危机爆发后发出的1.65亿美元奖金;在这些压力下，AIG的十名顶尖高管，已经有九名同意退回奖金。同时，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西方政府也开始加大富人税的征收。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3月31日就敦促国会通过对富人增税的法案，而在此之前，美国纽约州已经开始酝酿征收富人税，将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者的税率从6.85%提高到8.97%，年收入超过30万者的税率增至7.85%。与此同时，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在争论对富人征收怎样的税率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例如，法国信任总统奥朗德就将针对高收入富豪的税率由41%大增至75%，英国政府打算将增值税从17.5%降到15%的同时将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人士的所得税率由40%提高到45%。开征富人税的政策还得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极力支持。

四、不同社会对待富人态度的社会调查证据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了这样两大特点。第一，“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其中，澳大利亚人中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超过60%;加拿大与美国的比重相当，均为58%;而52%的中国受访者和51%的印度受访者也持相同看法。第二，“仇富”情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依次为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其中，土耳其人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仅为20%，俄罗斯仅为16%，希腊还不到10%。

进一步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的民众之所以仇富，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国家的“富人”并非是“以义生利”，而是充分利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往往又“为富不仁”，充满了逃税、漏税行为。例如，在希腊，最富有的人主要是得到宪法规定免税的航运业巨头，或因垄断石油、媒体、银行等行业累积巨大财富的“寡头”，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偷税、避税，以致2011年希腊的逃税总额约80亿欧元(将近该国预算赤字的一半)。在俄罗斯，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占有着近85%的社会财富，这些富人的财富主要源于私有化过程中的原始积累;同时，他们又控制了银行、石油等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而广大中小企业则受到排挤和扼杀。事实上，在这些国家，收入高往往成为不诚信的代名词。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越健全、分配规则越公正，社会收入差距就越小，社会信任度也就高，“仇富”心理和行为也就越不严重。显然，在“仇富”榜排行中，那些位居前列的希腊、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都是如此。与上述情形构成明显反差的则是中国。中国百姓同样处于因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不公带来的贫困之中，在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西方社会那种的“仇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这正反映出中国人的宽容和忍耐，而这又与儒家推崇的德福观和责任观有关。

事实上，对中国的社会大众来说，只要拥有生存的一丝空间和发展的一线机会，他们就会为了自身和子孙的生活而勤苦地劳作，只有在无法生计的情况下才会逼上对抗的梁山之路;即使在遭受长期的极端不公正的分配规则之下，勤劳的中国劳动者也往往只是发出一些不平之鸣，表达出对那些穷奢极欲之徒一丝心理厌恶，而很少会采取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或对抗运动。也即，就社会大众的要求而言，他们所希望主要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公平、更人道的对待，能够保留一定的生存环境。试问：面对这些要求，我们又怎能冠以“仇富”心理而贬之呢?要知道，他们所欲所求本身都是正义的呀!尤其是，就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而言，与其说存在穷人的“仇富”心理，还不如说存在富人的“虐穷”心理。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论在心理还是行动上，中国百姓都不能称得上是“仇富”的。如果把对社会不公和贫困现象的不满视为“仇富”的话，那么，西方社会的“仇富”程度显然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更甚者，西方社会的“仇富”不仅体现在“心理”上，而且还经常性地表现在行动上。既然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家为何又宣称中国社会存有根深蒂固的“仇富”文化，人们怀有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呢?其实，这些“天真”的经济学家们更应该想一想：市场交换果真“自由”吗?交换的结果果真公平吗?同时，我们再思考一下，当前那些富人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得来的呢?对“原罪”的宽容果真会导致一个合法和平和的社会吗?事实上，中国人往往更关注现实，而不是铭记仇恨。即使那些富人犯有原罪，但如果能够改邪归正，人们同样会尊敬和信任他们。“以武致财以文守之”“逆取顺守”也是儒家历来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当前的富人之所以不受社会大众的尊敬和称扬，根本上不在于他们所攫取第一桶金的原罪，而在于目前时刻在犯的“现罪”，在于他们的巧取豪夺，在于他们的苛刻盘剥，在于他们的见利忘义，在于他们的为富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