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误导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盛名难副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1期

一、前言

我们知道，在求新求异的学术氛围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众多流派，他们往往基于不同视角并在特定引导假定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无法通约和优劣比较的知识论体系;尽管如此，那些被称为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在认识论上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都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都将自然科学当成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都热衷于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实际上，正是在数学工具这一共同媒介下，理性建模和统计实证构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它们主导了主流院校经济系的主要研究方向：主流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如凯恩斯流派和反凯恩斯流派都着眼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应地，这两大研究领域共同瓜分了研究资金、教学课程以及各种奖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非出现明显的社会经济变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几乎都是轮流倾注在这两大方向上。例如，就统计实证而言，凯恩斯就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失业理论，而弗里德曼则在统计分析基础上构建其货币数量论;而就数理建模而言，凯恩斯学派的萨缪尔森位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新古典宏观学派的卢卡斯则宣称萨缪尔森的数理方法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那些缺乏方程式的文字论文称为废物。正因如此，尽管凯恩斯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具体政策上争吵不休，但它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却基本一致，这也是当前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如此甚嚣尘上的原因。

事实上，哈耶克就指出，“从这一点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1]究其原因，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它们在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上却存在截然的不同。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理性》杂志编辑采访时就说：“40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强烈反对数量理论，因为这种方法太粗略了，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只能乞求上帝，希望观众永远不会相信那些理论。因为它太吸引人了，简单的方程式，容易理解。我很遗憾，弗里德曼那样具有的才智出众的人竟然把它看成一切，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工具来利用。所以，归根到底，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弗里德曼是实证主义者，他相信，任何东西只有是经验上可以验证的才能进入科学研究范围。我的看法则是，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已经够详尽的了，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形成秩序。我们不再需要太多心信息了，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更聪明，除非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情势的信息，但从理论上讲，我相信统计研究做不到这一点。”[2]哈耶克甚至还说，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最危险的书就要数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为经济学戴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不仅是经济学被推崇为“社会科学的明珠”，而且助长了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心态;但问题是，这些奖项的设立它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进步吗?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了吗?是以本文就此作一阐述。

二、一份20世纪伟大经济学家排名表

这里首先来看一份有关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表，它是由2000年来席卷整个欧洲经济学界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评论杂志2006年根据网络调查获得的。这里的“伟大”主要是指对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增进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而不是指对经济学这个职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投票方法是：每个投票者选出他认为最“伟大”经济学的前5位，并且给最高的5分，第二位4分，……最后一位1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投票少于5位。共有1249 订户进行了投票，最后的投票结果如下：

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名单(略)

尽管这份排名并非一定是科学和客观的，却有几个显着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第一、仅有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此名单中，而不在此其中的则有36位。后者分别是：弗里希(R.Frisch，1969)、康托罗维奇(L.Kantorovich，1975)、库普曼斯(T.C.Koopmans，1975)、俄林(B.Ohlin，1977)、米德(J.E.Meade，1977)、舒尔茨(T.W.Schultz，1979)、克莱因(L.R.Klein，1980)、德布鲁(G.Debreu，1983)、斯通(R.Stone，1983)、哈维默(T.Haavelmo，1989)、米勒(M.H.Miller，1990)、马科维茨(H.M.Markowitz，1990)、夏普(W.F.Sharpe，1990)、福格尔(R.W.Fogel，1993)、海萨尼(J.C.Harsanyi，1994)、泽尔腾(R.Selten，1994)、莫里斯(J.A.Mirrlees，1996)、默顿(R.C.Merton，1997)、斯科尔斯(M.S.Scholes，1997)、蒙代尔(R.A.Mundell，1999)、赫克曼(J.J.Heckman，2000)、麦克法登(D.L.McFadden，2000)、斯宾塞(A.M.Spence，2001)、格兰杰(C.W.J.Granger，2003)、恩格尔(R.F.Engle，2003)、基德兰德(F.E.Kydland，2004)、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2004)、奥曼(R.J.Aumann，2005)、菲尔普斯(E.Phelps，2006)、赫维奇(L.Hurwicz，2007)、马斯金(E.S.Maskin，2007)、迈尔森(R.B.Myerson，200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Ostrom，2009)、彼得.戴蒙德(P.A.Diamond，2010)、莫特森(D.T.Mortensen,2010)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A.Pissarides,2010)。

第二、在31位克拉克奖获得者中，只有9位名列此名单中，而有多于三分之(2)不在其中。后者分别是：克莱因(L.R.Klein，1959)、霍撒克(H.S.Houthakker，l963)、格里利克斯(Z.Griliches，1965)、内洛夫(M.L.Nerlove，1969)、乔根森(D.W.Jorgenson，1971)、费希尔(Franklin M.Fisher，1973)、麦克法登(D.L.McFadden，1975)、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1977)、斯彭斯(A.M.Spence，1981)、赫克曼(J.J.Heckman，1983)、豪斯曼(J.A.Hausman，l985)、格罗斯曼(S.J.Grossman，1987)、克雷普斯(D.Kreps，1989)、萨默斯(L.H.Summers，l993)、卡德(D.Card，1995)、墨菲(K.M.Murphy，1997)、施莱弗(A.Shleifer，1999)、拉宾(M.Rabin，2001)、利维特(S.Levitt，2003)、阿塞莫格鲁(D.Acemoglu ，2005)、苏珊.艾希(Susan C.Athey，2007)以及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2009)。

第三、不在此名单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几乎都是数理出身并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工具的学者。例如，弗里希、库普曼斯、克莱因、斯通、哈维默、福格尔、赫克曼、麦克法登、格兰杰、恩格尔、基德兰德主要发展了计量分析方法或应用，康托罗维奇、德布鲁、米勒、马科维茨、夏普、海萨尼、泽尔腾、维克瑞、默顿、斯科尔斯、斯宾塞、奥曼、菲尔普斯、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森等人则主要在数理模型上;另外的俄林、米德、舒尔茨、蒙代尔则相对集中在专门经济领域，同时也主要是作为技术性经济学而存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诺贝尔奖委员会之所以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单独设立经济学家奖项本身在很大程度是二战以后国民经济日益计划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物质资本的配置这一工程学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把经济学当成自然科学来看待的;正因如此，早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里昂惕夫、康托罗维奇等人，他们的成就都与经济计划有关，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或者直接就是经济计划的领导者和推行者。而且，由于从事数量分析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并逐渐控制了经济学界，因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现在，经济学的走向也为这些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人所控制;结果，后来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也大都是这一领域中的学者，如阿罗、希克斯、库普曼斯、弗里德曼等都是如此。当然，随着计划经济问题的日益暴露以及完美市场的崩溃，诺贝尔经济学家所授予的领域逐渐有了扩大，但定量化和精确化还是控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有年轻化的趋势，至少获奖成果大多是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青年时期所作出的。

第四，克拉克奖得主不在此名单中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克拉克奖更有利于激励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集中于一般规律，而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基本原理去分析大量自然现象，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需要是综合各方面的知识来分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正因如此，两者产生成果的时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如哈耶克指出的，人类智力产生最佳劳动的年龄与一个人成为合格专家而必须积累知识的年龄之间的距离，随着我们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而会变得越来越长。事实上，在自然科学中有大量的天才涌现，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则是罕见的，它需要建立在后天知识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例如，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也许18岁就可以做出最辉煌的成果，而历史学家有可能在80岁才能成就其最好作品;事实上，康德到了71岁才开始写作《论永久和平》，哈耶克到80岁才完成他的《立、立法与自由》一书。但是，克拉克奖授予的对象却是40岁以下的经济学者，从而激励经济学者转向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因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自然科学化，从而更容易早出成果。[4]事实上，克拉克奖几乎全为数理经济学家所获得，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托宾、阿罗、克莱因、索洛、乔根森、费希尔、费尔德斯坦、斯彭斯、赫克曼、格罗斯曼、克雷普斯、卢卡斯、墨菲、施莱弗以及阿塞莫格鲁等，尽管其中一些得主功成名就后也开始思考更广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排名表引起的主流经济学之反思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其所衍生出的经济现象的学科，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所构成的市场和组织等;显然，人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其行为深受社会的、经济地、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制度的影响，这与以自然物为研究对象的天文、化学、物理等自然学科以及以一般生物为对象的动物学、生物学等存在很大的不同。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偏偏要借鉴和照搬这些分析非人对象的物理学等的分析工具，而以所谓的“硬”科学自居;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作为经济学基石的人性及其行为机理极度简化，从而推导出许多在无人的环境中才能存在的所谓原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与其他社会科学出现越来越大的脱节，以致往往热衷于以非常繁琐的数学符号来证明其他学科早已认识到的现象乃至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乃至以复杂的数学来对尝试进行“革新”。譬如，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政府、社会大众乃至经济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掩盖”下那个已经熟视无睹的社会失业问题：一方面雇主往往难以找到所需要的员工而出现缺工问题，另一方面有这种技能的劳工又往往难以找到工作而陷入失业困境。其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来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市场提供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的，搜寻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个人成本。[1]正是因此，如果一般人由此宣称他有了重大发现，那么他的行为就只能属于野人献曝，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嗤笑;但是，当这个问题被现代经济学长期忽略或视为“伪”问题后，一个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运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推证出来时，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等获奖的贡献也就在此。

同样，教育对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作用已经为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识，而且也为社会实践所证实;但是，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为了其建模的方便却假设：教育仅仅起到甄别能力或智力水平的作用，而对提高自身的效率并没有帮助，智力水平则是天生的。也即，教育本身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是它增加了社会成本却没有提高总产出。如阿罗就认为，毕业文凭基本上只是一种不完备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而不是拥有技能的证据;大学就像一个双层过滤器：一方面对进入与没有进入大学的社会成员进行挑选，另一方面是对能否通过大学的社会成员进行筛选。[2]斯彭斯则进一步发展出了劳动力市场模型以及信号机制理论：领头者是一个知道自己生产率的工人，并且他必须选择一个教育水平;跟随者是一家(或数家)厂商，它观察到工人的努力水平，但不知道他的生产率，然而决定支付工资。[3]天哪，这种理解与现实是何其远?(1)教育对个人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作用吗?这一假设是何其的大胆。(2)入学和毕业考试能够完全甄别出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吗?在很大程度上，它甄别出的仅仅是适合这种规则的优胜者。(3)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主要是其在孩童时代就决定的吗?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状况受父母旨趣、仅仅状况、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莱亚德和塞凯罗波罗斯(Layard & Psacharopoulos)就给出了三条驳斥理由：(1)退学者与完成学位者得到同样高的教育收益率，所以学历不能是信号，尽管教育年限可能是;(2)不同教育水平的工资差异岁年龄而提高，但当雇主已多次观测工人的产出后可以预期信号的重要性将降低;(3)尽管各类测试成本低于教育，但它在雇用中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然而，这种理论却为数位学者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也曾指出，尽管数学是一种工具，掌握它是很难的，它却是也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只有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的。显然，根据这一看法，即使是在当前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者克拉克奖得主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相反，不懂数学或者数学水平不高的人往往照样可以搞经济学研究，甚至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因为他们同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且还具有异常的观察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譬如，历史上特别是古典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那一大批经济学大师基本上都出身于社会科学，但他们的思想见解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至今依旧源远流长;不幸的是，当今经济学界懂数学而不知历史何物的经济学者却所在皆是，张五常认为，这些人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思维的传世机会看来还是零。事实上，当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默顿1997年因提出“期权定值公式”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吃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默顿身上，甚至也发生在纳什等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上，试想：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却成了数学家摆弄数学的“意外收获”，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固然，这些现象反映了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本身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像那些普卜那个学者尤其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那样是为了获得某种学术之外的特定目标(如奖励、晋升、声名)而“研究”;但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得主本身也没有意识到其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没有因为这种坚定的学术信念而不断呐喊的精神。这与早期经济学家的特质存在很大的不同：早期积极学者往往对其学说具有强烈的自信，如果没有为社会所认同就会不断地为之呐喊。

事实上，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自斯密以降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学相互争论史：这种争论不仅体现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萨伊和马尔萨斯、萨伊和李嘉图之间，而且也体现在西斯蒙第、德国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与之间。在古典经济学末期，一些新兴的边际主义者更是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例如，数量经济学先驱古诺坚信将将微积分引用到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并完全运用数学分析撰写了经济学论文《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从而成为提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这种史无前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创新方法并没有因其世人的兴趣，为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地阐述这种数理分析的意义，不仅试图通过简化数学的使用而使人更容易接受，而且还努力影响周围的人。正是古诺的坚持，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成了他崇拜者，后者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一书送给他儿子里昂.瓦尔拉斯，要他沿着古诺开辟的道路去研究经济学;正是古诺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里昂.瓦尔拉斯在发展出了一般均衡理论，但尽管里昂.瓦尔拉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在当时依然无法刺激其同伴或学生的研究兴趣。因此，里昂.瓦尔拉斯不遗余力地兜售他的一般均衡体系：为使概述其体系的文章能够被发表，里昂.瓦尔拉斯往往不顾脸面地游说杂志编辑;而且，为了寻求其他经济学家对数学分析的支持，里昂.瓦尔拉斯几乎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进行了通信，把自己先前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免费呈送给别的经济学家请求评论。正是基于这种基于宗教狂热的努力，使得里昂.瓦尔拉斯的分析体系逐渐为整个经济学领域所接受，最终经济学皈依了对一般均衡的“信仰”。

与早期经济学这种“有心栽花”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成了数学家的“无意插柳”;以致有人就说，如果你要在经济学上有所作为，你应该去读数学，而不是读经济学。问题是，尽管很多数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往往是“无意插柳”之作，但由于克拉克奖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奖项的设立为其他后来者树立了一个追逐的“圣杯”，这种有利于数量经济学的评价体系使后人在数量道路上“刻意栽花”。于是，这两个奖项设立进一步激励经济学朝数量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从而完全混同了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一般地，这两大奖项的设立对数量经济学的强化作用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获奖带来的巨大学术声誉和丰厚物质财富激励众多的经济学人为之奋斗;(2)这些巨大学术声誉使得得主们可以培养更多了类似研究倾向的学者。事实上，每年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新闻媒体乃至学术界炒作的话题，那些追奉者们也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于这些泰斗所划定的“领域”：学习、传播和发展;而那些奖项的得主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则心甘情愿地被那些追随者供奉为“教主”，在他们周围则形成了一群上流或一流的研究者，旁支者则努力挤入“主流”的行列。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

问题是，尽管美国社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声名赫赫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甚至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和隔年的克拉克奖颁布都会不断“制造”着这样的经济学大家，他们垄断了指导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但试问：美国的经济在他们的“治理”和“良策”下运行得如何呢?持久的失业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经济的萧条，当前已经持续两年的深度危机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所以，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认为30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用，在经济坏的时候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因而我们正生活在“宏观经济的黑暗时代”;特别是，他在2009年9月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中强调指出，“经济学需要放弃基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市场运作是完美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简洁却错误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学的分析当然不会是简洁的，但我们能够期望它至少具有部分正确的优点。”[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它起源于对自然利用的理性，从个人角度为个人的功利行为支招，但却不知如何应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如何促进整个社会的和睦合作;显然，将自然主义的思维应用于人类社会之中，把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用于公共领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和囚徒困境的丛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开始对这些奖项的评审产生了质疑，因为这些奖项的设立极大地壮大了经济学家的世界声誉，但对这些“圣杯”的追逐却激励人们不断推出新的却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这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不断求新求变却几乎是在反复轮回，不仅几乎没有实质的理论进展，而且现实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解决。正因如此，由经济计划化所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强化的经济学数理化取向就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反思。

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误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源于：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思潮中，由于数学的大量引入而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的产物。如哈耶克就指出，“建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按照普通公众的意见，经济学被授予物理科学的某种尊严和地位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5]但问题是，经济学所效仿的牛顿力学本身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普利高津就论证牛顿的线性力学和平衡态分析只是一个更普通过程中的特定情形，而这一更普遍的过程则是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曼德尔布罗特就论证说，欧几里得几何也是一个更普遍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情形，在更普遍的过程中，真实的世界必须用分型的坐标来作基本度量。为此，沃勒斯坦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以牛顿的前提为基本，但就在物理学家拒绝牛顿前提的时候，在当前的知识画面中，难道新古典经济学家却想成为一个日益不重要的、日益增长着的理论化的反科学模式的最后的辩护者吗?一方面经济学家给定理提供证据，但另一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获得者却为此提供反证，难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会继续给这些经济学家吗?”[6]

更不要说，尽管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奖往往是没有争议的，但经济学的学说却是有争议的：它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经济学毕竟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奖项的激励反而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而扭曲性地向物理学等攀亲，反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形式逻辑，经济学家的视野也越来越狭隘;萨缪尔森就曾指出，在这个专业化时代，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全能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些奖项的设立，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遭受了进一步误导：在这两大奖项设立之前，绝大多数最为知名和博学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史学家，但此后被视为经济学家的却越来越多仅仅是数学家;相应地，经济学“科学化”取向日益加深，以至技术性经济学大行其道，经济学也越来越像自然科学。究其原因，这些奖项往往具有指针性作用，它为其他学者以及青年学子设立了一个模仿的路标。正是在此“灯塔”指引下，人们把对萨缪尔森的评价置于他的老师熊彼特之上，将弗里德曼置于它的竞争对手加尔布雷斯之上，将与主流范式接轨的科斯、威廉姆森等置于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凡勃伦、康芒斯、霍奇逊等之上，将希克斯、索洛、莫迪利安尼等置于注重人文分析的琼.罗宾逊之上;而且，另外一些曾极大拓宽经济学视野的经济学大师如韦伯、波兰尼、斯拉法、斯威齐、卢森堡、沃勒斯坦等人则越来越不为青年学子所关注，而一些试图重新引入社会科学分析思维来研究经济学的新一代学者如朱莉.纳尔逊、鲍尔斯、劳森、麦克洛斯基、费波尔等人则更不为人所知。

在很大程度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迄今为止所奖励的主要是发展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相反，许多具有杰出思想但并不符合流行时尚的经济学家往往不可能获得此类奖，尽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对经济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远比那些技术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奖得主重要。譬如，琼.罗宾逊夫人就曾在垄断竞争、价值和价格、收入分配、资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军备竞赛、宏观经济政策等众多领域取得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却一直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究其原因就在于她所持的学术认知和研究思维两个方面：(1)她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改造现实取向，这脱离了主流经济学家注重解释的理论框架;(2)她的研究思维新颖别致而富于感染力，这与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的分析方式不相符。同样，尽管老制度经济学的复兴者加尔布雷斯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着作，但由于他热衷于使用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并毕生都在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从而也就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也曾中肯地评论说：当我们的数理经济模型变成垃圾时，人们还在读加尔布雷斯。

事实上，如果不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哈耶克很可能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当时已经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从而也没有能够在经济系获得教席，而只是被接纳为没有正式薪水而由一个私人基金会向他支付薪水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员。而哈耶克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就在于，尽管哈耶克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而对以洛桑和剑桥学派共同组建的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提出批判，但无论在基本思维和政策主张上都与主流经济学相一致，都主张经济形势的普遍性而试图建立一般性的规律，都主张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而反对政策干预。巴克豪斯就指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在基本政策主张上是一致的，都相信市场的有效性;但两者的主要不同则在对待数理模型的态度上：主流经济学强调模型化，而奥地利学派则持反对态度。[7]同样，如果不是21世纪初这场球全球性经济危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几乎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因为她也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而且是受聘于政治系。其实，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埃莉诺的名字从未出现过;《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12日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甚至连马斯金、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其研究都知之甚少。[8]

正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奖得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研究，而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远不如我们想象的以及主流媒体吹嘘的那样大;而且，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设立之前经济学界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大师，但设立之后思想大师反而急速减少了。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也活跃着马歇尔、帕累托、维克塞尔、埃几沃斯、克拉克、霍布森、凡勃伦、奈特、费雪、庇古、米塞斯、凯恩斯、哈耶克、熊彼特、罗宾斯、斯拉伐、琼.罗宾逊、杨格、康芒斯、米契尔、库兹涅茨等一大批经济学大师。而且，美国经济学协会是在美国历史协会1885年年会上成立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参与成立经济协会的学者都属于历史协会;因此，最新为纪念美国经济协会成立125周年而特别发行的《2010-2011年经济学家日历》所介绍的18个着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思想性的，他们分别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穆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埃几沃斯、伊利、凡勃伦、费雪、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冯.诺伊曼、琼.罗宾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活跃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或者在此之前受到的经济学教育。当然，美国经济学协会成立的一个基本宗旨是：对所有经济问题争论的完全自由给予鼓励，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设立却为经济学的研究设立了单一的研究范式和思维，只奖励那些为主流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理论创新，而对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方面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的探索都采取毫不理会的态度。

最后，需要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也是导致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正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辉，金融结构、银行大肆创造各种金融衍生品，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关系愈发脆弱。正基于此，2007年曾预告银行家过度依赖所谓的“风险模型”可能导致意料之外大灾难的畅销书作家泰力布就要向瑞典中央银行提告索赔，因为正是瑞典央行1968年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将诺贝尔桂冠颁给这类数理学者，从而招致了经济、金融危机。台湾《经济日报》2010年10月13日的社论就指出，现代经济学“充其量，这只能说是一个试图‘虚拟实境’的‘拟真’人工智能”，而且，“如果1968年瑞典央行未曾多事地为一个稚嫩的‘拟真科学’设立诺贝尔奖，或许金融海啸在2008年不致造成，而事发后也不会引发政府种种过当作为，酿成严重的后遗症，令经济迟迟不能回归正轨。”[9]

五、简短结语

霍奇逊曾说，“马克思提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认知，凡勃伦致力于探究经济演化和制度变迁，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就业的病理学，熊彼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契约而突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耶克则分析了市场经济中知识的性质和作用。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应得的荣誉”。[10]但试问：当前那些获得极大声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得主又为我们的认知提供了什么呢?又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呢?难道就是凭借一股工具理性创造出各种水晶球般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难道就是把社会发展交给那些充满功利主义的赌徒手中?斯基德尔斯基就写道：“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三大前提是理性预期假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他们相互关联，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这些理论的创建者先后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非经济学家会把这些理论看为无稽之谈，但它们却是如今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研究这门学科的唯一路径。”[11]

很大程度上，当前的经济危机正肇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风险模型”。为此，瑞典经济学教授彼得.索多鲍姆就强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部分属于具有狭隘心智的新古典学派，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成为新思想的绊脚石，从而应该被撤消;或者应该承认，它所标榜的所谓经济学假定是价值中性的这种观念是虚假的。[12]因此，无论是从本源意义上还是实践功效上讲，人们不妨思考：如果能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颁发，是否将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呢?费耶阿本德曾指出，“今天的科学肯定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不合理的不会仅仅因为在其背后有大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变得更合理些”，[13]显然，这句话对现代经济学尤其适合。

[1] 实际上，只要撇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搜寻成本能造成了工作机会的供求失衡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此，我们更应该努力探究特定时期发生工作机会的供求失衡的主要原因，要剖析产生搜寻成本的主要原因，并进而探究减少搜寻成本的方法，但现代主流经济学显然不在这方面着力。

[2] 阿罗：《信息经济学》，何宝玉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3] Spence A.M., 1973, Market Signall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5] 哈耶克：“似乎有知识”，载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6] 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9页。

[7] Backhouse R. E., 2000.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Mainstream: View from the Boundary.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3 (2): 31–43.

[8] 笔者去英国访学不久就遇到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宣布，于是努力询问了所在大学经济系的那些教师对埃莉诺及其研究的看法，但似乎只有一个年轻学者以前了解过她的研究。

[9]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907050.shtml。

[10] Hodgeson G.M., 1999, Economics & Utopia: Why the Learning Econom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Preface xvii.

[11]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页。

[12] 彼得.索多鲍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思想的绊脚石”，贾根良译，《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26日。

[13]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