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发展反保守右派的进步力量，是台、港当务之急

陈映真先生

【按：台湾着名左翼作家、社会主义统一派活动家陈映真先生，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谨转载陈先生这篇剖释香港问题的文章，表达我们的沈痛哀悼。】

今年(2004)，我在香港通过电视全程报导，目睹了“民主派”推动的“七・一”大游行，有一些想法。

战后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斗争，多半发生在宣称是民主、自由、人权表率大国美国为其经济的、政治的、战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扩及广大亚、非、拉、中东的许多扈从国家。这些国家，在冷战体系下，以各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扞卫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国家权力发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讯、投狱、处决、暗杀，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义的知识份子、作家、记者、市民、学生、工农人民和社会运动家，杀人以数万、十数万、甚至百万(印尼推翻苏卡诺的反共政变)计。从东亚看，在战后的韩国，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的军事反共独裁统治，韩国民主市民和学生屡仆屡起，为民主主义奋力抗争，被拷问(有人因而致死)、投狱者不知凡几。在台湾，情况不用多说。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台湾有两波民主化运动。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陆上向蒋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党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民主化运动。这个运动感染到台湾，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万余高校学生参与了声援抗议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斗争，同年二月有要求台湾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变。一九四九年四月，陈诚先发制人，爆发了大量逮捕台大、师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学生二百余人，史称“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以“惩治叛乱条例”，大举肃清新民主主义运动。一九五○年韩战爆发，美第七舰队介入中国内战，“保卫”台湾独裁体制，白色恐怖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粗略保守估计，枪决四、五千人，投狱八千至一万两千人。而在美军驻在的星条旗下，台湾以“民主、自由中国”之名成为美国东亚冷战的前线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东、在非洲，美国支援的“国安・压迫”性国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几，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残酷镇压各地的民族・民主运动，严重摧残人权、蹂躏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杀民主市民、学生和工农。于是各地乃有与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运动。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两年的号称五十万人的“民主”示威，貌虽类似，有本质的不同(今年游行的人数事后客观估计，只在十四至十九万人)。

从口号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权”，要求还政于民，也有社会的弱势者抱怨生活艰苦，抱怨特区政府“漠视弱势群体的需要”。其实核心诉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众“直选产生”。

香港当然应该有安全部门。回归前几年，我受大陆邀请参加在港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时，港英当局拒绝发给我入港签证，经会议向港英交涉了两天才临时补发。今年二月份，我受浸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签证手续特别难，经校方斡旋才办下来。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签证很快就办下来，我的则至今还在折腾不决。我估计是特区“回归”后一直没有更新“安全”档案的缘故。这种事情，也部份说明今日“香港问题”的一隅。

但回归后香港的媒体，除了《文汇》、《大公》之类的少数“官报”，无不以“亲中”为戒，莫不以批评、调侃甚至谩骂中共为卖点，为“先进”、“自由”和“民主”。有人说，回归后，这种现象反倒变本加厉了。但从来没有香港的言论人，记者被捕，报馆杂志社被封。没有警察特务的任何恐怖，没有持政治异见者成群失踪、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狱，这与冷战时期五○年代独裁政权下的民主运动的命运，情况完全不同。

则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断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长的统治历史时期下，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什么是今日香港问题的症结呢?我不禁沉思。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政治”，具体到实际，是夺取政权和把持政权。夺取不在手中的政权，和把持已经到手的政权的斗争，发生在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如“巴黎公社”惨绝的斗争，如国共内战;也发生在同阶级间不同阶层和宗派之间的斗争——如今天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不同政党间选举轮替，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

香港的执政党团队，大抵上代表船运、物流、地产、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务业)大商人资产阶级和一部份旧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高层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约代表律师、会计师、传播企业资本、高层管理者、各级教师、中小企业、市民、城市贫民等阶层的利益。其中取得领导地位的，大约以律师、会计师、高层管理者……。后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阶级、民族、宗教的强烈矛盾，那么，就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化与对立。

战后，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策略，让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独立，支援殖民地时代的“合作精英”组建独立后政权，以确保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这些精英，都在旧宗主国受过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国的价值系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熟悉其语言和文化。我听说英国不能不离开香港时，发给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国以外的各国有效的护照，每年三张免费往返英港的机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权利等“特权”。这些人以英国的殖民统治为香港文明开化的根源，自觉比“落后”的中国大陆人更现代化。高级知识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据说不少。

台湾和香港同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后沦为半殖民地的总过程中，被割占为殖民地的两个地方。但他们的殖民地统治历史却颇有不同。

日人据台时，台湾人口已在四百万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农体制为骨干的社会。一八四○年代开港后，发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经济和外向型商品农业。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为中心聚合的社会纽带巩固化，以儒学、科举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结构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后，以地方豪强和农民武装游击为主的反割台、抗日斗争长达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后现代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以“台湾文化协会”、“民众党”、“农民组合”(农民工会)、“台湾共产党”等从右到左不同光谱的反日斗争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夺我国东北时，才被全面镇压下去。但嗣后曲折、艰苦的抵抗、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还负嵎顽抗。在“皇民文学”的压迫下，真正投降为日帝写过损害民族的作家，也不过两三人，没有出现若在日本、朝鲜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属左翼的作家)“转向”军国主义文学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台湾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觉地展开殖民地文化意识的自我清算，自觉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遗毒，进行“良性的中国化”以光复后眼见的国民党贪污、腐败为“恶性中国化”，后来又逐渐瞻望大陆内战，战前优秀的作家简国贤、吕赫若和朱点人等潜入地下党，于五○年代大肃清中牺牲。

相形之下，英人据港时，香港是人口不满八、九百人的渔村。英人开埠，主要目的在经营一个商港，和日本之据台旨在使台湾成为日本独占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和积累的工具(原料、食粮的供应地和日本工业商品的倾销市场)不同，统治和反抗的构造自不相同。香港历代移民，初期则谋生营商、逃荒、四○年代末为内战难民、和六○年代大陆社会动乱时的难民等几波。当然，英帝占领香港时，港人似也有过规模小、时间短的，以宗族为中心的反占领武装斗争。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罢工” ，六○年代中期有过激进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击活动和躲避国民党法西斯压迫的“南来”左翼文人和反国民党民主党派人士。但较台湾在殖民统治下的长期民族・民主运动发展了现代民族启蒙和文学运动，激发和巩固民族意识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国支持下，迫使蒋介石放弃收回香港，使英国继续领有香港，并利用大量涌港的困危难民的廉价劳动力、最早发展加工出口经济，逐渐和台湾一样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式的“亚洲四龙”。

至此，台湾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战体系下，台湾政治经过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断、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国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对峙下，使台湾成为美国新帝国主义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对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依附，并且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中，发展了民族两岸的憎恶，反目和对峙。八○年代，国民党流亡集团的权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台湾独立”思潮上升为主潮。

香港在战后延长的殖民体制下的加工出口经济成长，加上五○年代后大批“反共难民”成为中坚在港人口。而不同于台湾。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陆与香港，目睹经济发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风波，加上亲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归前竟而激起了恐共离港潮，和台湾光复时一时的“欢天喜地”形成对比。而回归后，基本上没有政治、思想、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回归后”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没有去殖民政策与方针。而回归后特区执政团队的弱质，都增加而不是减少和消弥了港人对大陆、对“中央”的不信赖，甚至反抗。

“殖民地后”的清理，是战后世界史的共同问题。“后殖民批判”的内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国丧失”和认同的“白痴化”，成为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深刻伤痕的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而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的“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区在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之论，如果把“爱国者”和殖民时代“合作精英”相对立而论，就不是当前泛民主犭儒主义者所能轻易嗤之以鼻的说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区政府背后的豪商资产阶级的对立，台湾“蓝”、“绿”的斗争，都是两地右派、保守派间的政治斗争。港台两地进步势力的边缘化和弱体化，使民众失去第三个真正的民众的民主主义势力的选项，才是症结所在。发展反保守右派的进步力量，也许是台、港两地当务之急。实际上，台湾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争取“民主”的议题，只存在进步和保守右倾之间的矛盾。在解严后和特区化后的台湾与香港，所谓争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假的议题。人们必须对民主主义从新定义──强调社会正义，经济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会压迫下争取自由，从而把“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和旗帜，从伪善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到广大民众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察网摘自陈映真主编《爪痕与文学：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台北人间出版社，149-156页)。原标题：陈映真：在香港看“七一”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