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个30年也刚好符合人从30岁到60岁的30年。60岁左右是领导世界的年龄。中国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两个30年，将真正地进入第三个30年。这三个30年可以分别称作:改造创业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全球化在这里的含义是指中国的全球化，而不是指世界的全球化，因为世界的全球化早已启动;是指中国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而不是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广义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因为广义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已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早已一同启动。

改造创业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是为工业化做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制度打造时期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时期的社会主义，是为改革开放夯实国家主权和创造国际机遇的社会主义。它的核心内涵是“抓革命，促生产”。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和市场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制度探索实现方式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为共同发展的全球化做积累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样化时期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内涵是“抓改革，促经济”。

前两个30年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产生很多巨大的问题。成就是我们不断努力的结果，问题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压力或动力。这就是历史。下一个30年也依然如此。我们既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我们还必须记住，后一个30年从来不是对前一个30年的否定，而是继承和发扬。在“抓改革，促经济”的年代，并不能否定自身同样具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性质和内容。

下一个30年，也将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或者说全球化时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再下一个30年也许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因此不妨把下一个30年直接说成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对内共同富裕对外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全面金融化和全面信息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区域一体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全球协调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全球分工体系可协调可控制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造全球形式时代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抓一体化，促发展”。同时，“抓革命，促生产”，“抓改革，促经济”依然是它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这30年里，中国人民的团结是尤其重要的。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式大团结，我们都必须创新、支持和发展。

在这一团结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始终是核心。法治建设永远替代不了先进性领导集团的愿景能力、凝聚能力和动员能力。先进性领导集团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不是为了削弱而应是为了强化和优化领导集团的先进性和领导力。做没有自己私利的领导集团，而不是做为自己私利服务的统治集团，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定位之一。以党内团结带动人民团结，党领导人民实现团结;全党全民在新的战略愿景中团结起来。

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党和党员的知识化程度得到飞跃提升。这与过去知识程度普遍不高的状况大不相同。如果说第一个30年党员知识程度普遍不高，第二个30年是党员知识程度量的积累时期，那么第三个30年是党员知识程度普遍性的质变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员具有知识化、权利化、市场化、全球化、理财化等特征，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和党员知识分子占比越来越高。这些特征如何与党性统一是党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目前党建的难点之一。

这些新特征具有高度的离散性，而党性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先进性与人民的组织性先进性的统一。高度的离散化与高度的组织化的辩证统一，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阶段党性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辩证统一必须落实在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阶段性具体战略愿景的统一性中，必须落实在党的严格而有效执行的政治纪律中，必须落实在随着新党员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和新战略愿景明朗到一定程度而周期性的整风运动中，必须落实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和日常运作中，必须落实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工作实践中，必须落实在有组织的一线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改造中。有组织的一线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改造，是所有落实工作的前提和本质。

在这一团结里，共同富裕是必须的，但这共同富裕不能只是分配领域的共同富裕。单纯分配领域的共同富裕，只会破坏对外的共同发展道路，因为它要求对外的高额利润的攫取。只有彰显劳动正义的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对内共同富裕对外共同发展。劳动的形态无论怎么演变，比如创新性劳动、创业性劳动、管理性劳动和领导性劳动，全球分工体系无论怎么拓展空间和高级化，但提供初级财货的生产性劳动必须是其核心;劳动正义必须是其政治原则主体。

在这一团结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制度只能加强而不是削弱。国有并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关键看它为谁服务。它为以劳动正义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它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有资本的核心，是建设发展生产性劳动和彰显劳动正义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和社会主义金融市场。

在这3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需要极大地加强。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关键课题之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来实现劳动正义、共同发展、区域一体化、全球分工和全球协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就是要从政治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金融工作，也即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把握金融，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良性融合中把握金融，从劳动正义、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把握金融，绝不能使自己成为金融集团的代理人，也不能使自己在全球金融领域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大力研究金融，在大力发展金融学研究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政治学、金融社会学、金融人类学等研究，大力培育相关研究人才和实务人才。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就是不断完善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组织，注重领导人员来源的多样性，注重在各级各种一把手中培养在整体工作中把握金融的领导能力，使他们成为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成员的主体来源。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就是不断提高党在全球金融领域构建全球共同愿景的能力，就是不断创新和完善在全球金融领域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的多样而有效的战略工具、战略性中介组织和战略方法。

在这30年里，中国将是远交近攻的30年。中国积极参与的全球分工与全球协调，必须为中国所在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服务。远交近攻是最佳的陆地战略。在战争时代它是战争的远交近攻;在经济开放时代它是经济一体化的远交近攻。在中国，海洋战略只能为陆地战略服务，而不能成为战略主体。绝不可沽名学霸王，而忽视脚踏实地的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

中国积极参与的所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一定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一区多制的一体化。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要为中国所在地区一体化一区多制提供制度智慧和治理智慧。一区多制要求超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统一性架构。在我看来，它主要包括物理的架构和文教的架构。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核心。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大力推动基础建设，便是物理的架构思维。文教的架构思维尚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领导人培养机制的基层经验，必须拓宽到中国周边地区。我们要通过各种驻外机构的派驻及其在当地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及与内地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领导工作机会的轮换，为中国未来领导人积累一大批具有国内外基层工作经验群众工作经验的后备领导人才。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必要因素。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容易使我们在领导人培养机制上出现严重迷失，过分看重所谓的国际高端人才、学术人才，而忽视基层工作经验和群众工作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培养机制的根本之一，错把“参谋”当“领导”使用。

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时代认知和战略愿景中来规划我们的研究。我们要走积极开拓的道路，不断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一个从来未有的新高度，而不只是走辩护性的和讴歌性的道路。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保守和改革，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保守必然是保守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中国走积累道路和演进道路的必要前提。一切优秀的因素，都必须通过改革和实践检验放到社会主义总框架中。在儒家已经逐步复苏，即将也可能复兴的新形势下，我们可以允许“一个实体，各自表述(一个社会实体，有不同的表述)”，但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诉求的主体性，确立“基本秩序”的至上正义性。除非放弃积累道路和演进道路，而走猴子掰包谷的不断激进的道路。

确立新的时代认知和战略愿景是必要的，也是研究前提。一切指向实践的研究都是如此。可重复实证的科学研究，都只是指向实践的研究的准备工作，是全部研究工作的第一小步。实践从来都是面向未来，未来从来不处于可实证的重复中。未来的提前到来，从来存在于战略愿景中。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