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 | 毛泽东是怎样在与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挽救中国革命的？——兼论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带给我们的光明与黑暗

【本文为作者彭水周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一

马克思主义创立距今不过100多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它还只是一个蕴藏着无穷生命活力的新生婴儿，是一轮从早晨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始露峥嵘的崭新红日，充满蓬勃生机。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运动着的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生产生活的科学，它不挟主观色彩、充满超越规律性的自然思辨已经超出它的纯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界限，而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使得其间的各分类科目彼此融汇贯通。

基于李嘉图、黑格尔、蒲鲁东们以抽离历史和现实的概念、范畴、方法、规律来替代鲜活的现实本体而生成的主观推断的形而上学的理论，马克思抽丝剥茧：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唯物精神的精髓，即无论人类社会发展还是自然万物运动，永不停滞的运动、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人们一旦陷入唯规律与概念化方法的思维泥淖，思想必将囿于一隅，继而陷入陈腐僵化的教条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过程的，是一条充满艰险曲折的需要在理论结合实际的实践中不断领悟、探索、修正之路。事实证明，凡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客观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并结合实际科学地运用它，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便取得胜利，凡是在实践中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切行动都遭到碰壁或失败。

二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光辉典范。

1927年8月7日，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在革命实践中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审时度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着名革命论断。此后，他领导了在湘赣边界发动的秋收武装起义。在敌我力量悬殊、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他从实际出发，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取得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动态的辩证唯物观，综合研判形势，将剩余的宝贵的革命火种引上位于湘赣交界处的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成功地走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化革命的正确道路。

关于革命初期我党领导新生的革命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说：

【“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一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于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革命阶段性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生动实践和发展。

工农武装割据主要内容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其中，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建立在工农武装力量斗争上的胜利，就不能创建革命根据地及继之而起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迫切要求，关系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丧失了革命的核心意义，革命战争就不能获得群众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失去了依托，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的剩余的革命中坚力量，挥师井冈山，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功实现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并且在全面深入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中，使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共产党红色政权日益巩固。

三

任何新生事物，尤其是志在推翻黑暗腐朽的封建反动统治，为天下穷人闹翻身的革命事业，在漫长的征途中遍布暗礁险滩，尤其在革命行动受挫、革命陷入低潮时期，许多同志由于片面的主观认识往往导致疑虑、悲观、彷徨情绪病毒瘟疫般蔓延。

初上井冈山时，面对全国在城市发动的革命武装暴动的屡次挫败，井冈山残存革命星火相对占统治地位的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些同志由片面的主观狭隘认识所产生的悲观疑惑的思想情绪一度泛滥开来：偏于一隅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革命思想和奋斗目标，丧失灵魂的盲目、茫然的革命行动必然导致失败的恶果。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深入剖析当时中国社会形势，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撰写了旨在拨开遮住同志们思想迷雾、昭示革命光明未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系列光辉篇章，他以浅白质朴、饱蘸激情的文字，回顾、总结我党领导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和取得的经验，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和特点，提出我党时下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和行动纲领。毛泽东站在唯物辩证思想的峰巅，以充满自信的豪迈情怀憧憬革命未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哲学思想，是从不泥于教条框框和僵化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

自1930年至1933年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军事力量对包括井冈山在内的湘赣闽革命根据地进行4次围剿，且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多。在以毛泽东、朱德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带领指挥下的红军武装力量，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支持，采取切合我军实际的灵活多变战术进行反围剿斗争，不仅粉碎了反动统治者的阴谋，而且还乘势拓展了根据地范围、壮大了革命力量。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范围扩大至跨湘、赣、闽、粤四省30多个县，红军兵力增至10万之众，且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均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根据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

四

1917年，马克思主义践行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922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成立。此后，苏联便成为引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红色灯塔，成为无产阶级为砸碎反动统治者强加在身上的沉重锁链、谋求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朝觐取经圣地。苏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神圣责任，为掀起革命热潮的各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培养了大量卓越的领导者和军事人才。但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实施的系列对内对外政策上逐渐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致使苏联不仅在对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产生系统性矛盾和问题，而且在对外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中，犯了不少由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而产生的片面主观、教条机械，甚至类大国沙文主义的刚愎武断的错误，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惨痛的负面影响。

我党早期领导人王明(原名陈绍禹），就是联共亲自栽培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他1925年（时年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由苏联出资创办、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命名、旨在培养中国革命才俊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天资聪颖，在学习上刻苦勤奋，很快练就一口流利俄语。他在4年的学习生涯中，尤其专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的研读，他能大段甚至整篇地背诵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撰写的无产阶级圣经《资本论》。

对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直接掌握，再结合自己的思考和主观认识，王明在公众场合同他人辩论或发表演说，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一连串哲学术语和马列理论卓见令对垒方和听众折服。王明的马列理论水平在同学中所达到的罕有匹敌的水平以及他的“唯圣”“唯理论”“唯联共革命经验”的顽强的个性表现，得到校长米夫的激赏。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进入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联共将他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进行特别培养。

但可能出乎共产国际领导者和王明本人意外的是，恰恰是他们对于抽离复杂生动的各国、各时间段的具有比较差异的发展着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貌合神离的教条化运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这一基本原理，概念化的凝滞的剥离实际的理论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高举它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武器，必将碰壁。任何一种理论一旦上升至宗教崇拜，那么往往就会因之使思想和行动滑向僵化教条而导致理论原旨的异化及继之行动的失败。理论澎湃的动力在于准确把握其已经实践证明的内在的科学精髓，通过新阶段的艰辛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在这里孕育。在此期间，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的伪马列理论学派逐步发展为本本教条主义，在对革命理论及苏联经验的狂热崇拜中，又很快发展为一个派系。他们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以贲张的青春激情和“左倾”激进的革命思想，打击政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而王明成为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派系的灵魂人物。

五

1929年至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自此直到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党及红军中占据统治地位。

对于毛泽东在湘赣闽根据地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以王明为首的执掌中央大权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宗派提出严厉批评。他们把毛泽东在根据地推行的政治军事策略归纳为“三大错误”：一是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二是不对地主、富农采取赶尽杀绝的敌对立场，是绥靖主义的温和的“富农路线”。三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行动上忽视“阵地战”、“街市战”的所谓“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王明们加在毛泽东身上的“三大错误”，是典型的将马克思主义本本化、教条化导致偏激思维产生的结果，罔顾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以及在血与火的对敌斗争磨砺中取得的经验。

红色政权存亡与根据地人民支持与否息息相关。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和我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力量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通过实施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深受根据地百姓的拥护、支持，并日益呈燎原之势。但在1933年前后，秉承教条主义的“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领导权，强硬推行一系列过“左”政策，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党与群众间的关系，影响了我党对群众这一对革命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

六

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和实际的动态的辩证唯物论相结合，显示出蓬勃生机，迸发出强大力量，在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连续4次对根据地的围剿。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坐卧不宁。他置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于不顾，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决定向苏区中央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意欲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这次围剿，蒋介石投入了更加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兵力方面，共调集约100万人，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在战术方面，采取步步为营的 “堡垒式”阵地战和持久战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诸如装甲车、山炮等新式武器用于进剿。据国民党统计资料，1933年至1934年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用于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为一举剿除“共匪”这一心腹大患，蒋介石还在南昌专门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苏区的围剿行动。

面对敌人重兵压境，已在苏区中央根据地红色军政机构高层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通过王明、博古，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对中国革命实情一窍不通的军事顾问李德等掌控军政指挥权的主要决策者，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军事指挥权肆意滥用。他们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已在军事指挥权上“靠边站”的毛泽东的基于实践的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机械地照搬苏联革命战争经验，幼稚地主观认为，反围剿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冒险主义作战方针，南橘北枳地采用以硬拼军事力量的阵地战代替迂回穿插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使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诞生的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引领下蓬勃发展起来的革命势力遭到惨重挫败。

更为可笑、可悲的是，在“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在经过2个月浴血苦战，遭受重大损失，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且完全陷于作战被动地位的危急情况下，王明、博古、李德等却依然固执己见，命令红军退而求其次的转入阵地防御战，用剩余的军事力量继续与数倍于我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面抗衡。这就不单单表现为带有消极意味的无脑的疯狂的鲁莽，而是严重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常识，其状况及恶果是，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时时挨打。

以王明、博古及李德等组成的中共苏区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反围剿军事战略部署，完全吻合蒋介石进剿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旗开得胜、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紧对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于1934年重新调整部署，开始对根据地实行全面进攻。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苏区临时中央仍以机械死板的惯性，贸然轻率地采取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将红军主力散布在兴国、古龙冈、头破、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六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无谓的赌徒式消耗战，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彻底陷入被动地位而告失败，不得不于1934年10月10日夜间，黯然撤离江西瑞金，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人类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七

王明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反马列主义原理的口头与本本马列主义遗毒甚深，流毒甚广，在中共早期中央领导机构霸占政治、军事统治地位时间很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种荼毒一直延续至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遭受国民党军队疯狂围追堵截，几使红军全军覆没的惨烈的湘江之战后，以无数的红军战士付出的血的代价换来的遵义会议才宣告结束。

王明的抽空客观现实的刻板教条的书本革命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吞活剥之后的未加反刍的幼稚的主观想象，它对我党我军于革命初期造成的毒害、损失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反省、深思。组成历史长链的段落虽然形式与内容不同，但有些片断，其实质往往惊人的相似与重复。为什么相对拥有广博知识和上乘智慧的顶层领导机构有时会集体犯下幼稚的思想路线错误，由刚愎自用的理论武断导致见识及经验性狭隘的教条主义自然难辞其咎，但仅仅只是因为教条主义吗？事实上，诞生于实践的且根本要旨是不断发展着的鲜活的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并非只是社、资两大思想意识领域里的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抽象化概念，它不是一个囫囵的筐，凡是带“共”性思想范畴里的东西都可以往里填装，它只是一门指导人类社会如何科学和谐发展并为实现最终的世界大同这一人类崇高理想而矢志探求的科学，决非庸泛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攻击的狭隘的派系学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证明，在人类前进的各阶段中，无论中外，凡是在实践中正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永恒运动着的唯物论史观，人类就向其光明的目标前进一步，否则，人类前进的道路便显现迂回曲折、自我戕害的晦暗情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指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根据人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发展，每个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综合历史经验教训，正确研判前进方向，将源自实践的理论反复重置于新时期的生动火热的社会实践熔炉中，获得理论内涵的丰富、升华，正是保持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则。任何理论一旦形成纯粹的理论教条而致僵化，在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理论僵尸下确立的政策方针和路线，很难不失偏颇。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即以为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平民阶级谋幸福的理论正义和发展人类文明为其理论基础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历经奴隶制社会、封建君主制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最早的家族世袭式封建皇权统治到后来的反动军阀势力统治以及列强的殖民奴役，朝廷官府和外来侵略者罔顾百姓死活，采用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在与治下的草民之间用残暴的武力、冷酷的刑法划出了一道鸿沟。而人民在年复一年的封建王权，列强、军阀、豪绅恶霸，还有宗教迷信的精神桎梏的奴役下，如一盘散沙卑微麻木的挣扎在看不见光明和希望的黑暗的死亡线上。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新中国的崭新红日喷薄而出，希望的曙光才照亮人民的双眸，驱散压抑人民心头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