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紧扣金融制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的定位，深入分析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与产生根源，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中国化，不仅对新时代维护金融安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为破解当代世界金融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从金融理念、规则制定、体制构建上，中国都深受美国影响。特别是在金融人才培养上，中国的金融教育、人才培养美国化倾向很深。一方面我们学得了先进金融理念、知识、技术，另一方面，也深埋了金融发展的隐忧。如美英等金融教练型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依靠向学生型新兴经济体输出理念、价值观、理论和标准，来影响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体制，使其体制更使金融发达经济体熟悉和易于操控和进出，获得类似软件的“后门和天窗”。如高盛对中国金融人才的培训，对做空机制、资本自由流动等的鼓励，从而把从新兴经济体抽取的储蓄，以资本的形式再投向新兴经济体，利用其娴熟的经验和后门钥匙。

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汇储备是一道重要的金融防线，而选择更加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一方面是为了让汇率变成经济自动修复的工具，另一方面就是不过分消耗外汇储备而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屏障足够稳固。所以，中国不能、也不该把7当成坚守的汇率防线。

在新形势下，做好金融工作，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还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最重要的，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美国监管机构收取大额罚金的基础是其撤销银行执照的权力以及同金融机构达成不公开的和解的特权。美国监管机构首先对金融机构以“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相威胁。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令金融机构暂停业务或吊销其执照的规则，却是模糊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面临失去执照的威胁时，金融机构只能在 “和解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美国监管机构就可以迫使金融机构与之达成暂缓起诉协议或不起诉协议。换言之，金融机构通过缴纳罚款以求生存。

金融改革、金融政策、金融运营不能就金融论金融，而必须站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核心与关键在于：建立规模足够、健康运行的资本市场。因为，包括中长期信贷在内的资本市场才是直接面向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而货币市场仅仅是金融机构之间调节头寸的市场，绝不应当是金融市场的主角。所以，作为中央银行，必须“身在货币市场，心在资本市场”，而现在需要检讨一下：央行身心是否存在错位?

金融开放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预见困难做好充分的金融风险防控预案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金融开放成败的关键。实体产业是经济的基石，金融则是服务实体产业的大动脉，既重要，也脆弱。因此，我们必须以清醒的战略思维，为金融发展锚定正确方向，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维护金融安全。

企业违法必须受罚，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于一些真正为涉恐涉黑融资、以有毒资产欺骗消费者以及像英国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等企业，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正义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由于可定罪的法规多达30万条，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赋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可以选择性执法。一旦对企业提起诉讼，他们就只能赢，不能输。因此，在一些实际案例中，如果对企业提起诉讼，不管是否有证据，不管证据是否充足，执法者会利用手上一切可以利用的杠杆，来敲开企业防卫和抵抗的大门。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前提下，金融开放应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重点是风险管理。首先是开什么?怎么开?应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安全为底线。其次，金融开放应坚持平等开放、对等开放原则。第三，国家安全审查。第四，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第五，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第六，预见和应对风险预案。

金融是国家经济命脉，命脉所系，安全为要。习近平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赵可铭上将曾在《正确看待和应对当前的金融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当前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显着特征，但其国际剥削的本性并没有变，只是更加倚重金融手段而已。为积极应对金融帝国主义，中国应该：转变出口导向模式，摆脱美元依赖，不断提升金融发展主导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断提升金融主权控制力；加快提升金融博弈能力，防范金融颠覆，保卫我金融安全。

只要中央银行坚持“收短放长”操作，大力度扭转中国金融短期化的趋势，金融杠杆率有效降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我们欢迎“收短放长”的操作，而且要想方设法“再长一点、再多一点”。在去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大升大跌都不利，也不行。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会使得我们错失当前经济复苏红利。现在全球都在复苏，包括欧洲、日本、韩国，其实都不错，更别说美国的复苏了，一旦复苏，这些经济体就会经济膨胀，内需就会增加。这些国家的内需增加，就意味着中国的外需扩张，中国的出口企业怎能失去这个市场？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去，如果人民币升值太快，这些国家当然高兴，特朗普也是高兴了，但对我们的出口不利，所以决策层不希望大幅度升值。

2017年最非凡的事情是我党十九大的胜利召开，诞生了一个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8年的我党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人大会议，有很多值得期待的。

金融的繁荣与“创新”却增加了许多金融产品运作环节，提高了实体企业等金融服务使用者的资金成本，使实业发展失去融资依托，并因此劣化了我国经济结构。社会主义金融显然不应以本原异化的美国资本主义金融为样板，应当坚持服务大众利益，要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只要谁敢搞腐败，就必须付出代价。”金融反腐要重点盯住金融腐败的三种形式：一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二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三是把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从我国已经发生的金融腐败案件看，金融腐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滥用权力、利用职务便利、泄露敏感信息等谋取私利，以及参与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

我国金融方面存在五大问题，包括依据外汇被动发钞;推进资本项开放改革;低人民币汇率;政府给市场提供净资金过少和向西方出卖银行股份问题，它们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和金融经济风险。其根源是主流金融界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迷信以及美国精英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假说的华盛顿共识。美国基本没有执行华盛顿共识政策和“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提出的所有14项货币政策建议，它们纯粹是美国误导他国，控制他国思想的意识形态工具。我们应学习美国成功的实际做法，而不是意识形态，它们本身就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