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的美国人付不起四百美元的生活应急费，依赖每个月发工资才能揭锅。美国新增加的工作中，94%属于没有福利的合同工。那种一个公司干上几十年的稳定生活光辉不再。虽然失业率在0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控制，但是过去十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这个数据里包藏着大量脱离就业市场再也不找工作的人。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表明，经济模式已经变成了一种“赢者全拿”，分配不均的现象日趋严重。国民财富增加部分大幅流向金字塔顶端的1%的人，更确切的说，其实是排在社会尖端0.1%的人。中底层社会地位上升渠道越来越窄，阶级固化加剧。

香港民粹主义是香港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之一，其表现形式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如市民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内地人和本地经济精英的非理性反对，以及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等；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精英政治策略，如反对派对敏感议题的炒作、对反对运动的操纵和对“工具性公投”的利用等。香港民粹主义既是反对派骑动的结果，也是香港现阶段结构性矛盾的产物，对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及繁荣稳定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民粹主义的火焰是被他煽高的，现在风朝着中国吹，所以火看起来是要烧到中国这里，如果中国团结起来，吹起一股更大的风，那么民粹主义的烈火就会反过来烧到他身上，他自己将被民粹主义吞噬，一如他利用民粹主义的火焰吞噬特蕾莎·梅一般。最后要说的是，新首相的到来，是一场中英之间进入巅峰对决的标志，这场较量是没有退路的，中国只要后退一步就将万劫不复，任何中国人都不要存有丝毫的侥幸。

大卫·哈维说，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死胡同，新自由主义方案也依然活着，而且活得不错。巴西新当选的雅伊尔·博索纳罗总统声称要实行智利1973年之后皮诺切特的政策。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不再需要人民大众的共识，其合法性已然丧失。我在200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早就指出，新自由主义如果不与国家集权主义媾和，就无法存活。它现在与新法西斯主义结合了，因为我们从所有全球抗议运动中看到，新自由主义将填满富人的口袋，牺牲人民的利益（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并不明显）。

大卫·哈维说，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死胡同，新自由主义方案也依然活着，而且活得不错。巴西新当选的雅伊尔·博索纳罗总统声称要实行智利1973年之后皮诺切特的政策。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不再需要人民大众的共识，其合法性已然丧失。我在200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早就指出，新自由主义如果不与国家集权主义媾和，就无法存活。它现在与新法西斯主义结合了，因为我们从所有全球抗议运动中看到，新自由主义将填满富人的口袋，牺牲人民的利益（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并不明显）。

目前在中国，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存在，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精英主义思潮则主要存在于社会中上层。两者相比，当前，精英主义思潮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要反对民粹主义，更要反对精英主义。

世界百年变局，还表现为伴随中美关系巨变而来的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终止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摧毁之。

帝国的大国已经不能相信“慈善的帝国”的神话，也不能继续肯定由外国资本进行的剥削和掠夺对于“国家的建设”有用处。于是帝国的意识形态借助扭曲与争取解放的斗争有联系积极的观念、将民粹主义与霸道的理论和倒退的政权相结合。掏空了民粹主义原有的解放的内容，将其与一种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排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和每一个群众的人民运动独立于它们的社会经济背景，被认为是倒退的。以同样的方式将民族主义与想赶走少数族群和移民的新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必然的结果，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向美国和欧洲的帝国权力提出在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它是民主的价值唯一的担保者。

民众对如今新自由主义欧盟的不满程度和民众对宣称抵制欧盟的政党的支持程度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2016年夏天，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多数民众都对欧盟持厌恶态度，但在德国却有将近一半参加投票的民众对欧盟持积极态度。对欧盟抱有的愤怒或厌恶情绪是普遍的，但有些时候，决定欧盟选举结果的基础性因素是恐惧，并且始终如此。人们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憎恶是普遍的，但在选举中获胜的却依然是那些造成这一现状的政党，因为人们惧怕推翻现有的令人恐慌的市场秩序将会导致更糟糕的悲剧性后果。单一货币并没有加速欧洲经济增长，还使南欧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脱离欧盟依然令那些受害于现有体制的人感到万分恐惧。人们的恐惧战胜了愤怒。

盛行于互联网的“me too”运动过后，残酷的现实差异仍旧无法弥补。但激进左翼联盟勇于面对真实的全球秩序，并且为质疑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和试图保持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的活力而斗争。

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而特朗普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为超级富豪们设计的，可它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他给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减税，却让中产阶级多出钱。近年来，1%的最富裕人群的收入不断增长，90%的最贫困人群收入则停滞不前。种种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最富裕的人致富只有利于最富裕的人。此外，特朗普报答给富人和企业的资金并没有被用于再投资，也没有被用来提高工资，而是用于资助收购股份计划，这就把钱放到了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的口袋里。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其官方文件中渲染“中国威胁论”，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对华施压的舆论浪潮。然而中国正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合作带动作用，并在为优化全球治理、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不懈努力。反观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置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甚至其盟友的利益于不顾，拒绝接受自身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坚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动辄对他国进行制裁和打压，已成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连其盟友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已成为“变更现状”的罪魁祸首。

现如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推动了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在制造出特朗普、法拉奇、杜特尔特等一大批政治代言人的同时，一幕幕轮番上演的街头示威游行让相关国家变成了世界瞩目的政治大秀场。这些民主乱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溯源至全球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调整，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样。不管是输出也好、传播也罢，西式民主的扩张必将有所回落，“邯郸学步”式的民主化终将成为鸡肋之举。

世界政治新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国竞争和争夺的加剧。在这个时期，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而且一些事物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中美关系为例，经贸关系这个曾经的压舱石开始变成导火索，中国长期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忍辱负重换来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不断进逼。这说明靠利益捆绑无法避免矛盾，维护安全。在发展对外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

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挑战，即资本主义陷入债务危机、“民主制度”遭受质疑、个人主义思想被冲击。西方民众的愤怒概括起来讲，源于现在西方社会经济衰落、生活下降，议会不灵、政府无能，人口失衡、白人失势，信仰危机、上帝死了的现实。西方政治家们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试图改变一些政策，但都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治本之策。反观中国，我们坚信，道路会越走越宽，越走同行者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