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在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损失惨重。1931年9.18事变，东北民族工业落到日本人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工业企业仓促内迁，但是仍然有无数民族企业毁于战火，另外一些日本人垂涎已久的工业企业被强占，而内迁企业也是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到了西南内地之后，民族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由于缺乏完整的重工业基础，在经济受封锁的情况下，发展陷入困境。

抗战爆发前，华北乡村妇女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国家和民族观念淡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华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将妇女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对妇女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使她们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得到强化，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显着加强。华北乡村妇女政治意识的嬗变，体现了这一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

灾荒救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把“赈济灾荒”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把“救济难民灾民”作为主要施政方针。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枢，因此，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实施的灾荒救助与备荒政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对于当今救灾、防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本文中，李效黎回忆了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的情景，这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共产党根据地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集中采访活动，也是中共对外宣传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在具体的统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引导统筹宗教统战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凝聚和团结起来，形成了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民兵不仅是连接国家与乡村重要纽带，也是连接中共在基层成立的青、工、妇、农四大组织的核心。战时中共在民兵内部建立了党团组织，支部是自卫团与民兵队的核心，民兵成为战时中共在乡村各种政策的承载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中共向乡村基层各个角落渗透。

70年前，抗日战争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这场全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