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劳动”视域下的“供给革命”：批判、反思与启示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开宗明义就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马克思、恩格斯，1995：589)。而且这一着作让马克思攀登到最高处，从而“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1995：589)。对于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上演的“供给革命”，有学者将其视为成功的典范顶礼膜拜，大加赞许。更有甚者，将供给学派的理论视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然而，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理论审视这场新自由主义闹剧，就可以将其本质“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余”，发现其最荒谬、最卑劣之处。

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理论：简要的概述

原始积累是资本关系形成的历史起点，因为资本关系要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分离为前提，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2004：821-822)。原始积累以一种残酷的暴力手段实现了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4；823)。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劳动力也成为商品，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这种方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重新结合，占有生产资料的货币所有者成为资本家，劳动者则成为雇佣劳动者。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在流通领域完成，表面看起来是平等的、自愿的交易，但是只要深入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就会发现，劳动总体上是受资本支配，因为工人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劳动，工人的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实质是资本家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过程。当追求的目标不是有限数量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不断增值时，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榨取就是没有止境的。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式，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不断演变。资本家在组织上和技术上不断改进劳动过程，榨取剩余的方式不断精巧，当资本主义生产跨进机器大工业时期时，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就从形式上隶属发展到实质上隶属。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构成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个别资本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掌握了巨额财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即“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2004：742)。一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阶级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体现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陈学明，2014)。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两大阶级之间一直存在着关于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以及劳动成果分配的对立与斗争。

二、“资本与劳动”视域下的“供给革命”

(一)供给学派的兴起和政策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家干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缓和，美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矛盾的对抗程度必然会日益加深，到了20世纪70年代，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利润率的滑坡引发70年代的经济停滞，美国陷入长达数年之久的“滞涨”泥沼而不可自拔(鲁保林，2013)。

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解释“滞涨”现象，供给学派乘势兴起，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管理不同，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试图复活萨伊定律，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供给学派的先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的论点和主张同凯恩斯主义相反，引起了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国会众议员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罗伯茨拟定减税提案，聘请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贾康，2013)。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俘获了那些面对“滞涨”危机一筹莫展的西方政客。1981年，美国新上台总统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贾康，2013)。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道推动供给管理风靡资本主义世界，上演了一台“供给革命”的好戏。“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确实为克服“滞涨”危机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改革举措也埋下了很多隐患。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供给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暴露得越来越多。2008年的金融危机，祸起美国，殃及全球，至今已经8年，危机的阴影仍未散去，“供给革命”对此难辞其咎。

(二)“供给革命”的本质

中国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在《供给学派的实践典范》的开篇写道：“供给学派尽管声誉不佳，但在政策实践领域，往往是挨骂最多，反而最为成功。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不仅实践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并成为实践典范。”(管清友，2013)供给学派为什么挨骂最多，声誉不佳呢?难道不是因为“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为什么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在政策实践领域里会走向极端?只要我们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显微镜来观察所谓的“供给革命”，就不难看出，“供给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资本的利益。这样一来，就加深了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与对立，以及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为金融危机的频繁发作埋下了祸根。

1.“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演变为“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

“大市场、小政府”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圭桌的教条，供给学派也不例外。供给学派认为，政府过多的规制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活动空间。所以，里根和撒切尔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干预，主张放松政府调节，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撒切尔夫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使得企业的自由受到侵犯，损害了西方繁荣的基础，强调要把决定经济的权力从官员手中转到企业家手中。里根也有句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名言，即“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批准成立了以副总统布什为主任的撤销和放宽规章条例的总统特别小组。特别小组在1981年审核了91种现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的法令条例，当时已经撤销或即将撤销、放宽的有65种，包括《空气清洁法》、《水污染控制法》、《矿工安全法》、《汽车交通安全法》、《反噪音法》等(毛晖，2007)。这些法令规章涉及生产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等方面。撒切尔夫人在其执政期间更是力推国企私有化，到1988年12月底，英国已有27家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地实行非国有化，有约70万名职工从原国有部门转入私营部门。

“里根革命”破坏了“二战”后“黄金时期”形成的发展模式，即“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卢荻，2015)。这种模式曾经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因为：第一，“大企业”可以确保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第二，“大工会”一方面可以保证工资增长不会严重滞后于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消费与产出保持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工人生产技能积累的提升，进而为生产率改善以及工资提高奠定基础。第三，“大政府”一方面为居民提供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城镇住房保障和相应的公共设施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技术进步、投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军工综合体、国有企业等)为私人资本提供激励。在美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21.4%上升到1973年的31.1%，英国同期从34.2%上升到41%(李民骥、朱安东，2005a)。不难看出，正是依托“大政府”和“大工会”的存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得到了缓和，才形成了“二战”后这样一种“收入增长一内需扩张一生产率上升一工资递增”的发展路径。其中，“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如果消解了“大政府”，所谓的“大工会”以及福利国家将不复存在。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时期，“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走向“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一步步放松，实际上是宣告政府权力向资本投降。在美国，“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对华尔街有益的就对美国有益的，政府演变为金融寡头谋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工具。富人通过竞选献金、游说政客和官僚等手段影响选举、立法和监管的过程，这是为什么民主未能减缓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宋小川，2015)。

2.善供给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实虚”比严重失调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2004；743)。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打着提高效率的旗号，实行了很多改善供给的政策，也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提高垄断资本的盈利能力。

首先，以改善劳动供给的名义“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其目的是削弱工人的权力和谈判能力。在美国，政府和资本家联手打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工会，解雇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1981年，里根总统对空运管理人员的罢工进行干预，解雇了11301名罢工参与者。对工会的打击导致工会成员率大幅减少，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将近25%的美国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到21世纪初，这一数字低于13%(李民骥、朱安东，2005b)。克鲁格曼写道，20世纪60年代似乎与工会运动达成了和解的企业利益集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工会发动反击。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温文尔雅的劝服，而是真刀真枪的手段。例如，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就常常遭到非法解雇。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投票支持工会的人，至少有1/20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计甚至认为是1/8(克鲁格曼，2008：117)。此外，联邦最低工资的法定水平被冻结了七年多，实际最低工资从1979年的5.81美元(按1994年美元)跌落到1989年的4.00美元，十年下降了几乎1/3(高峰，2002)。在英国，撒切尔“几乎毁掉了英国在全世界都曾经非常有名的福利制度，被称为民主国家独裁者。并且她对工会奉行强硬路线，在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态度强硬，通过修改工会法、派遣军情五处人员渗透进入全国矿工工会等手段，不惜让警察和矿工发生流血冲突，从而彻底击败了工会组织，极大地削弱了曾经非常强大的英国工会势力”(朱继东，2013)。

其次，供给学派强调，只有减轻大资本、大企业的税收负担，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其力量。里根时期实施的《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把最高边际收入税从70%减少到1982年的50%，把最高资本收益税从28%减少到20%。《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进一步降低了1987-1988年的边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降至28%，公司税从50%下降到35%。1986年税制改革将个人税级由14级简化为2级，从总体上来说降低了税率。公司税收的等级从原来的五个减少为三个，税率也有所下降。1986年法案使个人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了，企业税率降低了(胡莹，2013)。

最后，加速金融自由化，改善资金供给。里根政府于1980年和1982年颁布了两项放松金融监管的新法规，分别是《储蓄机构取消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与《储蓄机构法规》，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投资等非银行金融业务。而混业经营在“二战”后黄金年代是不允许的，当时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使金融行业里的银行、保险和股票市场实行分业经营”(李民骥、朱安东，2005a)。但是，一旦受管制的金融部门放开，金融资本必然会像脱4}的野马一样难以管束。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证券化和金融创新快速膨胀，金融资本循环逐渐脱离产业资本循环，形成以未来价值索取权的占有为基础的独立系统(谢富胜、李安、朱安东，2010)。

综上可见，给企业减税、削弱工人的权力和福利尽管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促进了供给的增加，但是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在美国，政府对资本的偏袒和工会密集度的下降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脱节日趋扩大。从图1可以看出，整个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非金融公司生产性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产性雇员的实际工资增速有所提升，但是其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工人收入停滞的背景下实现的，这就意味着资本所得占净产出的比重在此期间上升了。

由于生产性和非管理雇员的收入水平增长迟缓，消费需求缺乏支撑，继续增加供给只会导致更多的无效供给。为缓解生产过剩带来的压力，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就被创造出来，以刺激低收入阶层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赵磊，2009)。金融资本具有高投机性、高营利性和高度灵活性，最符合资本最大限度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拉斯姆斯指出：“金融资产形式实际上没有产品成本或者销售成本，对它们的需求和市场是即刻发生的和全球性的，所以更具营利性。”(杰克·拉斯姆斯，2009)实体经济的低迷与虚拟经济的火热并不矛盾，实体经济的进一步扩张日益依赖于资产泡沫的膨胀所产生的虚假购买力，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资产泡沫膨胀所产生的巨大财富效应又吸引更多的资本涌向虚拟经济，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许多非金融公司也趁机把利润用于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价。“实冷虚热”致使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退出，投身于并不创造价值的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实体经济更加依赖金融活动提高盈利能力。1982-1990年，私人实体经济中几乎1/4的工厂和设备投资转向了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罗伯特·布伦纳，2012：218)0"1989年，也是里根总统任期届满的那一年，美国金融类公司的利润在美国企业部门税前利润中的比重首度超过20世纪70年代的最高水平，此后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科茨，2011)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当年美国实体经济的36倍左右，这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重已经严重失调。由于缺乏真实收入支撑，虚拟财富增长和居民举债推动的即期消费扩张往往是异常脆弱和难以持久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导致金融资本一步步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虚拟泡沫不断吹大，金融领域的风险不断累积。现实资本积累和总需求的长期下降，最终转化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和长期停滞。

3.“涓滴效应”并未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导致收入两极分化

“涓滴理论”的鼓吹者笃信降低富裕阶层的税率可以激发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实现总体的经济繁荣。里根和撒切尔认为，公平应当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让穷人变富的最好方法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配有限的“蛋糕”。在他们执政时期，政府大举减税，特别是富人的个人所得税，里根任内将平均税率从70%大幅削减到28%，撒切尔也将最高税率从82%削减至40%(管清友，2013)。给富人减税的目的是想激发富人做大“蛋糕”的积极性，然后通过富人的消费、创业等带动贫困阶层走向致富，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宣称的“涓滴效应”。“涓滴理论”认为，社会财富会有一个自然的渗漏过程，不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对分配进行干预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刘志国、边魏魏，2013)。撤开“涓滴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前提和假设存在错误不说，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减税政策一开始明显是偏向富人的。例如，里根的税收改革虽然使全体美国人平均减少税额6.4%，但是超富裕阶层平均降低了16%，低收入者的实际税率下降不多。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削减了大多集中在低收入群体的补助项目，涉及几千万美国人，包括退伍军入福利、老年残疾救济等在内的社会福利计划(胡莹，2013)。据统计，里根政府时代的社会福利支出明显放缓，增长幅度不及2。世纪70年代的1/2。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削减，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作为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政府缓和劳资冲突的能力，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一步步加深(赵峰，2009)。在资本主义社会，“涓滴理论”设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总体繁荣。实际上，该理论从前提假设到具体操作实施，都是在为资本利益服务。美国的智库研究发现，“这种误导性理论不仅没有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反而影响了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张小溪，2013)。结果导致，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不仅没有出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涓滴效应”，反而出现了穷人财富缩水，穷人财富向富人反向渗透的“负向涓滴效应”(Daphne T. Greenwood，Richard P. F. Holt，2010)。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发现，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35%上升到2000-2010年的45%-50%(见图2)。5%最富裕群体和20%最贫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967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小溪，2013)。

新自由主义时代收入分配比重的演进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戴维·豪威尔指出，被富豪们控制的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使财政部门的利益优先于大多数民众。越来越少的最低工资、越来越弱的工会力量以及对金融部门日渐松弛的监管都是证明。“涓滴经济学”已对美国的制度和政策造成了损害(张小溪，2013)。难怪在1988年，老布什称里根“兜售的富人与企业减税是巫毒经济学”(高连奎，2013)。

三、“供给革命”的教训与对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一)“供给革命”的教训

如果站在资本的立场来看，“供给革命”的确取得了成功。然而，如果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以及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它只能算作失败的样板。因为“供给革命”导致政府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金融资本像吸血的魔鬼一样吞噬实体经济和普通民众的收入，经济增长演变为一种依靠资产泡沫和债务支撑的“贫血式增长”。

第一，由于“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演变为“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政府权力被资本绑架，资本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中占据支配地位，不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如果“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能够在政府的介入下得到有效协调，劳方的利益得到尊重和保障，资本的任性得到约束，就有助于形成一种“收入增长一内需扩张一生产率上升一工资递增”的平稳发展路径。相反，如果信奉“市场决定一切”，任由“无形的手”在劳资关系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资本积累的逻辑只可能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有人提出：“当年里根和撒切尔用一场思想革命将‘大政府’送入历史，中国也同样需要一场发展思想的革命。”(管清友，2013)笔者认为，若按照此思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可能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送入历史，其后果不堪设想。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能仅仅满足于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还应强化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二，以工人为代价来改善供给只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加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调。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短期来看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但是从长远来说，由于需求乏力，市场有限，供给就会遭遇“瓶颈”，无法进一步扩张。一旦实体经济的发展走进死胡同，资本就要在虚拟经济方面做大做强。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的社会资本脱实向虚，金融创新畸形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根基被削弱。实际上，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也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二者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本末倒置，就会导致根基不稳。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依靠刺激虚拟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难以为继，贻害无穷。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去实向虚”现象，大量的资源追求短期投机，而不是长期投资，大量资本追逐房地产泡沫，而不是踏踏实实在制造业领域创新创业。

第三，“涓滴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公平改善，已经被证明是骗人的谎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实际上，“新马派”的理论已经证明，“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程恩富，2007)。这就启发我们，效率提高不需要，也不能以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为代价。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势必会导致消费疲倦，内需不足，甚至于社会产生分裂，最终会抑制效率潜能的发挥。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差距适度拉大有助于克服“平均主义”思想，今天，缩小贫富差距则更有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既能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也能推动经济效率的改善。

(二)“供给革命”对当前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波三折，从高速增长渐次滑落，这其中既有国际市场复苏乏力的负面影响，也与国内经济关系失衡有关，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恶化，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2015年，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警惕以下四种倾向。

第一，警惕把“产能过剩”归因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学者认为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化不彻底，政府干预过多，要想摆脱产能过剩，必须搞“小政府、大市场”。实际上，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优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也不能削弱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否则，我们就丢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第二，警惕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有企业。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恢复生气无望，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予倒闭的负债企业。僵尸企业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要想化解过剩，必须清理僵尸企业。有学者认为，要清理僵尸企业，主要涉及国有企业。因为民营企业经营不善，市场就会自动出清(张卓元，2016)。这实际上是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有企业，然后打着清理僵尸企业的旗号顺理成章地消灭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没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何以立足，何以存在?

第三，警惕把“降成本”等同于“减税+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给企业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但是减税容易增税难。税收减免势必会带来财政收入减少，如果政府的刚性开支没有减少，就会导致政府债务不断累积。因此，为避免债务消极被动增加，可以提高奢侈品的税率，弥补因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固然在短期内能够提高资本的利润率，但是市场需求会进一步萎缩，供给也将成为无效供给。而且，中国的劳资利益关系失衡比较严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且有固化趋势，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这是导致当前出现产能过剩的重要根源。要真正降低企业的成本，还是要依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依靠创新培育和壮大我国的实体经济。

第四，警惕以增强用工灵活性的名义修改《劳动合同法》。有人提出，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偏袒劳动者，影响了用工灵活性。其实《劳动合同法》强调用工要规范化，企业对待劳工不能像之前那么“任性”，构成了一道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屏障。如果修改《劳动合同法》中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工人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这实际上是以工人利益为代价，为资本打造“黄金降落伞”，以度过产能过剩的寒冬。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分工演进、结构变迁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再探讨”(14GZQN05)、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贵州省产业升级测度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D20141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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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保林，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察网（www.cwzg.cn）摘自《海派经济学》2016年第4期第1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