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常态”下我国人口政策的取向——基于结构合理化的国家治理视角

一、引言 

人口，既是一国政策之依据，也是一国政策之归宿。

在中国古代先贤们看来，国家的繁荣昌盛是离不开人口的繁荣的，如《大学》所载之“有人有地有财论”(胡寄窗，1981)、商鞅之“徕民理论”(杨伯峻译，1989)。

在西方学术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仅臭名昭着，而且很有市场，他立足于人的消费者身份，主张采用战争、瘟疫等罪恶的手段来遏制人口的增长。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了放任人口增长的政策。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规模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被西方学者所认识(布鲁姆和威廉姆森还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西方诸多国家随即开始实行了鼓励生育或从外国引入人口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不同，它基于人民大众乃至国家的利益立场、强调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探究人口问题，如马克思的人口相对过剩理论(马克思，2004)、恩格斯的人口合理分布理论(恩格斯，1972)和计划生育理论(中央编译局，1971)、列宁的帝国主义殖民理论(中央编译局，1972)、斯大林的最低限度人口理论(刘铮，1986)、毛泽东的人口有计划增长理论(刘铮，1986)。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就极为富有争议。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学术界围绕人的消费者身份和劳动者身份，就经历了着名的“人手论”和“人口论”之争(程恩富，王新建，2010)，最终是“人手论”占据了上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鉴于中国人口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快速增长，“人口论”占据了上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鉴于新生人口的快速下降、劳动力工资上涨(“人口红利”面临丧失的危险)，以易富贤和蔡昉等为代表的“人手论”又占据了上风;与此不同，程恩富和王新建等，从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角度提出了“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王新建，2010)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人口发展也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政策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规律进行探究，以期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分别从我国人口政策及其效果的回顾、我国人口问题现状、改革开放期我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我国新常态下人口政策的取向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二、我国当代人口政策及其效果的简要回顾

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口政策，从1949年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先后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到限制、再逐渐放宽限制的历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总体上讲，我国的人口政策是自由放任主义，人口从1949年的5.42亿增加到了1979年的9.75亿，人口增长了78.89%、年均增长了2.63%。这段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除了人口政策的因素外，还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抚养的社会化有关。

如图1所示，在计划经济时期，(1)我国0-14岁人口比重是先下降(1953-1964年期间)、后大幅上升(1964-1982年期间);(2)在1964-1982年期间，0-14岁人口比重大幅上升的同时，伴随着15-64岁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要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在1973年就开始倡导“晚、稀、少”的生育方针，但一直到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期后，我国才开始全面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仅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农村可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略有放宽——允许农村居民有条件地生二胎，部分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个别可生三胎。

在1979-1984年期间，我国人口由9.75亿人增加到了10.44亿人，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1.42%，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1984年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并没有改变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和增长率处于低位的趋势，如图2和图3所示，在1982-1992年期间，(1)0-14岁人口比重快速下降，由33.59%下降到了27.60%;(2)10-14岁人口增长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甚至是负数，如1987年为-1.8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注1：1987年和1990年数据分别指与1982年和1987年相比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注2：2000年和2010年0-14岁人口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估计是这两次人口普查之前测算的0-14岁人口增长率被高估了所致。

(二)改革开放深化期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即人口年龄结构失调态势)已经形成，中国人口政策进一步放宽。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城镇居民“双独”可生二胎，2014年部分省份城镇居民计划生育进一步放宽——“单独”可以生二胎，2015年10月中央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二胎的政策。但是，该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出现有人所预期的人口的爆发式增长。

如上图2和图3所示，(1)在1992-2011年期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呈现出加速下降的态势，由27.6%下降到了16.5%，年均下降0.58%;我国0-14岁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大多数年份为负值，2000年和2010年甚至分别为-9.20%和-9.73%(远比改革开放初期最低增长率-1.87%低)。(2)在1992-2015年期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呈现出了连续上升的趋势，由6.16%增加到了10.5%;虽然我国2012-2015年的0-14岁人口有所增加，但是仍然呈下降的态势。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当我国人口增长态势回落到零增长时，新生人口趋于下降的态势能否被遏制?

三、我国人口问题现状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宽松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问题了。中国人口问题还表现在总体规模大、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城乡结构失调、家庭规模日趋萎缩(即家庭内部人口结构失调)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总体规模大，人均资源量下降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人口困境之一，是人口总体规模大，人均资源量下降。由图4可以看出，从1980年至2015年，中国人口总数是在不断增长的，而且人口基数庞大，由9.8705亿人增加到了13.7462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约为13.827亿人)，人口净增长了3.8757亿人。人均资源量自然下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扩张，诸多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日趋匮乏，能源、铁矿石等资源已需要大量进口;北方水源严重缺乏，沙化、漠化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城市垃圾、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加剧。凡此种种，不仅与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发展方式、消费和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中国人口规模大有关。

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人均资源量的下降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这也是主张继续实行控制人口增长论者所提出的主要依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二)家庭人口规模日趋萎缩

家庭人口规模日趋萎缩，是我国当前人口问题的又一重要表现。如下表2和图5所示，我国家庭人口规模趋于一人或二人，三口及其以上家庭占比成下降趋势。这除了直接影响人的正常家庭生活外，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社会组织的人口延续和养老的功能将弱化，最终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上升(详见下表1)，养不起孩子和老无所养等问题。时下有不少不愿意生育的家庭，都与家中无人照料孩子有关(孩子的抚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年度数据(2017年)。注：2010年数据缺失(人口普查年);2005年和2015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其他年份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

如上图5所示：我国在2002-2015年期间，(1)两口之家的比重由18.41%快速上升为

2014年的27.65%，由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2015年略有下降);(2)一口之家比重由7.7%上升到2014年的14.92%，由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2015年略有下降);(3)一口之家和两口之家合计比重，由26.11%上升到2014年的42.57%，提升了16.46个百分点;(4)三口之家比重由31.69%下降为26.42%;(5)四口之家的比重由23.06%下降到了2014年的15.90%(2015年略有上升);(6)五口及其以上家庭占比(由2002年的19.15%)下降到了2013年的14.25%(2014和2015年略有上升)。

(三)城乡人口结构失调

我国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人口结构也出现了失调，如下图6所示：(1)在1949年至1995年期间，我国城乡人口呈并行增长的态势;(2)在1992年后，我国城镇人口呈快速增长的态势;(3)1992年后我国农村人口增长开始放缓，1995年后我国农村人口开始持续下降。

虽然农村劳动力不断往城镇转移，为我国改革开放期间城市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1)农村大量耕地抛荒、粮食生产粗放、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大量农村住房闲置、毁坏;(2)农村空壳化、留守儿童的教育抚养问题、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3)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季节性的交通运输拥挤问题，城市交通拥挤、城市教育资源紧张、城市就业压力大等城市病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一方面，让农村的资源闲置，另一方面让城镇公共资源紧张，这无论如何讲，都不符合经济的原则。更不要说，这给背井离乡、抛妻离子者和空巢老人所带来的家庭生活上的巨大福利损失了(人的福利并不仅仅是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更别说，再过10-15年，现在支撑我国农业生产的五六十年代的农民大部分丧失劳动力或去世后，“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了。当然，我国1995年后农村人口快速下降，或许还跟我国城乡人口统计口径有关，农民工在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被计入城市人口。

我国上述种种人口新问题的出现，都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探究和理解我国改革开放期的人口规律，以期确定我国人口政策的取向。

四、改革开放期我国人口规律

(一)计划生育与人口抚养负担由社会向家庭转移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期后，一方面采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财富分配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化政策，人口的抚养由主要是社会担负(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增长规律之一)转变为主要是家庭担负，人口增长不仅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还受到个别家庭人口抚养能力的制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规律之一。

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0-14岁人口(新生人口)比重迅速下降(见上图1和图2)，其增长率迅速下降乃至为负值(见上图3)，(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其总数也由1982年的3.41亿人下降到2013年的2.23亿人(2015年回升至2.27亿人)。

由上图3可知：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新生人口增长率有两个显着下降的阶段，一个是1982年至1987年间，一个是2000年至2011年间。第一个阶段的新生人口增长率显着下降，一般认为，主要是因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严格的“一胎”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个阶段的新生人口增长率显着下降，一般认为，主要是因为城市人口推迟结婚、推迟生育和生育减少所致，而这又与以下因素有关：(1)我国1997年开始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城市出现大规模失业人口，失业家庭人口抚养能力下降;(2)医疗、教育产业化改革和城市住房供给市场化改革，城市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成本迅速大幅度上升，人口抚养成本上升;(3)近年来人口生育力减退，尤其是城市人口不育率增高(于农村)。(周猷，庞成等，2011;檀大羡，莫毅，2012)

不愿意生和生不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前者大多是因为家庭人口抚养能力下降所致。这正好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形成对比。

(二)市场化下的城市化，已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城镇人口的增长不仅要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还要受到社会化大生产下商品(产品和劳动力)价值实现规律的制约。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人口规律之一。

在纷繁复杂的商品货币关系中，市场不确定性和就业压力的存在，使得城市家庭往往采取推迟生育和降低生育意愿的保守做法。2010年至今，我国新生人口增长出现了一次加速减少(见图2和图3)，不能排除与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受到重创、城市就业压力增大有关。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市场化，还拉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城市里出现了新型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育意愿大多数因为养育能力的下降而下降了。据中国社科院报告(2011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约5000万人。

其三，当大量的农村育龄人口向城市转移时，全国的新生人口增长率自然会受到影响。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不同家庭之间彼此知根知底，年轻人一般到了十八九岁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二十岁出头就开始生育，而且成功婚配的比例非常高。而在陌生人社会的城市，男女及其家庭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男女成功婚配的概率因此下降。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

我国人口绝对量下降率先出现在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和地区，比如，京、津、沪、大连等大城市。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6‰，连续第十三年保持负增长。(徐剑，2010)据国家计生委公布数据，上海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0.83(远低于超低生育水平线1.3)，出生率为1.98‰。

其四，是农村大学生规模的扩大(这是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农村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一般是二十三四了，毕业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积蓄、没有自己的房子，一毕业就及时婚育的可能性较低，等到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能够谈婚论嫁时，大多都在三十岁左右了，(与农村育龄青年相比)婚育年龄因此而推迟。而城市远大于农村的生活压力，又让他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从2003年我国出现(1999年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面临就业难开始，这个影响就开始凸显了。

所以，随着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化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育龄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一方面婚育年龄较小、婚配成功率较高、婚育意愿较强的农村育龄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婚育年龄较大、婚配成功率较低、婚育意愿较低的城市育龄人口增长，在这此消彼长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新生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就是必然。

当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对城市新生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与城市化带来的对新生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以及2007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新生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叠加在一起时，我国新生人口增长在2010年开始表现出加速下降就是必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表现出了对人口增长的遏制特征(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三个人口规律。

但在城镇收入水平持续远比农村高的不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下，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尤其是在大学大规模向农村招生和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户籍壁垒被取消的情况下)。这可算是我国改革开放期的第四个人口规律。

从上述分析来看，要维持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在某些方面降低市场化的程度和遏制城市化了，尤其是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否则，若中国在未来不幸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再与高度市场化和高度城市化合力作用，中国人口就将陷入灾难性的结构失调之中，并由此将中国经济陷入所谓的“人口红利”丧失的困境。这也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人口-经济危机”——“人口红利”丧失、经济扩张缺乏动力、相对过剩问题无法解决。

(三)中国人口问题仍然存在乐观因素

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式家庭农业生产，这使得我国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不如城市的快，但是规模庞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掩盖了这一特征，反而表现出农村居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期的第五个人口规律。

虽然在1996年之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一直存在，但是农村新增人口远比向城镇转移的人口多，所以在1996年以前农村和城镇的人口基本上保持同步上涨。

另外，中国到现在为止，仍然还保持有大量的农村家庭，中国人口的下降态势与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相比，理论上讲要缓和很多，汤梦君的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汤梦君，2013)。

也就是说，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村家庭，事实上成为我国人口问题的乐观因素。在农村抚养孩子的成本，远比在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低，比如说，在孩子婴儿和幼童时期，农村不需要请保姆，而城市很多年轻夫妻需要请保姆(因为夫妻双方的父辈要么年老，要么需要上班，要么不在一起生活，等诸多原因)，在农村不用上昂贵的幼儿园，而城市幼儿园昂贵的入托费用已经成为年轻夫妻抚养孩子的一个沉重负担。

从上图6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都在1995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乡村人口从此开始一路下滑、而城镇人口一路上升，这也可以反证我国1995年后城镇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乡村人口转移所致。无独有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就开始高速扩张，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形成。中国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征进一步被强化。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我国城镇原居民人口没有增加，那就错了。从下图7我们可以看出，1995年后我国城镇人口的年增长速度比乡村人口下降速度(绝对值)大。这说明，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不仅来源于农村人口的转移。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在了解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问题现状、理解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五个人口规律(也可称为五个人口假说)后，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探讨我国未来人口政策的取向了。

五、新常态下我国人口政策的取向

(一)理论探讨

学术界“人口论”和“人手论”的争论，关键在于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大于其消费。一个新生的人口，究竟是对社会的贡献多还是对社会的索取多，从微观个体上讲，这本身就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成为天才伟人，有的成为社会的垃圾甚至毒瘤;若从人口资源关系来看，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资源远远没有穷尽，就以耕地资源而言，美洲每年都有大量的耕地处于休耕和粗放式耕种中、以及大量的草原粗放式地养殖，更别说茫茫大海所蕴含的丰富资源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资源归谁利用、在不同人口之间如何分配，即生产关系的问题。

再说了，单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消耗，一个人其实是用不了多少的，而且如粮食水源衣物等完全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循环生产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单位土地可养活的人也完全可能增多)，房屋等基础设施也不是年年都需要修建和大量耗费资源的。在科学技术远不如现在的清代，中国能够养活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4亿。就中国现有的耕地而言，若精耕细作以充分利用，养活现有的13亿人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整个社会崇尚于浪费、崇尚于奢靡、甚至于醉心于虚荣的满足(所谓的消费主义)，那再多的资源也不够的。如果一个社会大量的人口脱离了生产资料，或失业，或不从事实物财富的生产，那这个社会也养活不了多少人的。前者是上层建筑之消费观不健康的问题，后者是社会经济基础之生产关系不适宜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假设人的欲望无限，进而推出人口消耗无限，那么再多的资源也是不够的，所以要控制人口增长。但这个理论显然不能成立。中国古话说得好，“大厦千间，夜宿七尺;良田万顷，日食斗升”。真正无限的欲望，不是人的正常消费，而是人对财富和资源、对权力的占有。在一个大同世界，同样的资源可以养活的人口，远比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可以养活的人口多。前者是人的道德品质或消费观的意识形态问题，后者是一个社会之生产关系问题。

所以说，人口问题，不是单一的人口增长快还是慢、人口过多还是过少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共同作用在人口上的表现——或人口繁荣，或人口趋于衰竭;人口政策，也不是单一的是限制还是鼓励生育的问题，而需要放在整个国家治理框架中去考虑——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否有利于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这样的人口理论。

(二)我国当前面临“新常态”的时代特征

探索我国未来人口政策的取向，必须要结合“新常态”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呈现出了“新常态”——即上述“四大问题”和“五大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新常态”。

从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爆发开始，世界已经进入了“危机、冲突、紊乱、分化与重构”的“新常态”。这意味着，(1)中国以前所面临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开始恶化了，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2)随着希腊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中东局势的动荡、南海局势的紧张和东南亚国家的动乱，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消化能力下降，我国1992年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受到遏制;(3)再加之我国工资水平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我国靠廉价取胜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更是雪上加霜。

再加之，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粗放型发展和凯恩斯主义式的增长后，现在也进入了以调结构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这也都要求我们在讨论我国人口政策时需要新的思维。

(三)我国未来人口政策的取向

按照习近平的“新常态”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我国未来经济将立足于共同富裕、以内需为主、优化结构、在国际分工中依赖高新技术等垄断性优势，以谋求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即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同时，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我国改革开放期的人口“新常态”，作者认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在目标和措施上需要有新的取向。

首先，在人口政策目标上，应以人口结构合理化为取向。即我国未来的人口政策目标，不应该是人口总体规模不再扩大、更不应该是促使人口下降，而应该是维持人口代际平衡和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家庭内部结构的合理化，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家庭，是社会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单位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问题的核心是家庭内部人口结构合理化的问题。所以说，一个好的人口政策的着重点，应该是在努力平衡不同群体的家庭之间的收入水平，保障每一个家庭都能获得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成本的足够补偿，保障每个家庭具有充分的人口延续和足够的养老功能。

其次，人口政策措施，以下取向是须要的：

第一，强化财富分配和人口抚养（在国内）的社会主义。

只有在共同富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内需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地不断增长，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内需增长-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要放在国家治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调节的大框架中，以加强对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力度、加强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以缩小城乡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保障育龄青年有足够婚配条件和抚养能力，才能实现我国城乡间人口结构、家庭内部人口结构的合理化，才能提高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以期遏制新生人口下降趋势进而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同时，对于保障城市家庭能够获得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成本足够补偿的目标而言，降低城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价格也是重要的途径。

第二，强化社会产品生产的规划性，以遏制市场化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导致的对人口增长的不良影响，进而避免出现人口的相对过剩，进而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和风险，以提升他们的生育意愿。

第三，在文化上，大力倡导对婚姻家庭的忠诚观念，消解个人主义倾向对婚姻家庭稳定和人口生产的不良影响(我国近年来离婚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是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倡导和营造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主义，同时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传统优良品德、反对铺张浪费和奢靡消费。比如，个人所得税，就应该由现在的对单个人征收转向以家庭为对象征收。

第四，充分保障国民的食品安全，提高育龄人口生育力。这除了需要建立数量足够、营养充分的食品供给安全保障机制外，还须建立质量合格的食品供给安全保障机制。

第五，继续保持总体上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避免人口总量上的过快增长(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非常弱了。这是与上述政策相匹配的政策，也就是如果中国育龄人口恢复了想多生、也生得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实施对三胎的限制政策，否则也会造成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失衡)，以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和产品的占有比例和全面实现小康生活。

总之，人类只有从个人主义的“必然王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才能摆脱“囚徒困境”;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我们才能通过计划生育做到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合适比例，也才能摆脱目前所遭遇的人口-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1]《商君书•算地》(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12).

[2]杨伯峻译.白话四书•大学[M].长沙：岳麓书社，1989：67-68.

[3]马克思着，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2004:725-738.

[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543.

[5]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人民出版社，1971：145.

[6]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316.

[7]刘铮主编.人口学词典[M].人民出版社，1986:10.

[8]程恩富，王新建. 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回应十个不同观点[J].人口研究，2010(6)：78-91.

[9]周猷，庞成等. 中国不育症研究进展[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1(7)：445-446.

[10]檀大羡，莫毅等. 广西地区正常生育力男性精液质量的调查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与妇产科，2012(2)：9-12.

[11]徐剑. 中国人口政策效果分析[D].沈阳：吉林大学，2010：70.

[12]汤梦君. 中国生育政策的选择：基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验[J].人口研究，2013(6)：87.

【刘明国，察网专栏学者，经济学博士、教授。本文系作者投稿，原载于《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