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哈维的视角及其局限性

唐正东老师和哈维在南京大学哲学楼走廊哈维照片处合影

摘 要：戴维·哈维在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上的解读是有深刻之处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把对空间因素的强调融进了对社会过程一般理论的建构之中。他不只是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理解成一种政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把它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并且这种景观还是冲突性的。但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些优点恰恰也暴露出了他在空间的解读方法论上的诸多局限性。哈维满足于观察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建构能力以及对社会空间形式的调节能力，但对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空间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并不感兴趣。哈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是其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它决不会因为通过空间生产来表现出来就被权力再生产过程所替代了。至于哈维所说的其空间建构理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这当然更是值得商榷了。

戴维·哈维是当代西方学界研究空间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侧重点是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深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解读。与列斐伏尔相比，他似乎更在意对某种元理论的建构。这使他在强调空间维度的理论重要性时，并没有走向对具体空间的特殊个性、空间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等特征的强调，而是致力于把空间因素融合进关于社会过程的一般理论的建构之中。“我的立场绝非论证空间性使理论处于不可能之境地。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1]11当然，哈维的这种理论抱负对他深入探讨空间的社会关系性等问题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解读思路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深化对哈维学术观点的理解，可以对我们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进对空间问题的思考提供较好的学术启示。

一

尽管列斐伏尔等很多学者都研究了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但客观地说，哈维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和具体的。他不只是要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理解成一种政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要把它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并且这种景观还是冲突性的景观。在这种较为丰富的解读视域下，哈维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空间的社会建构(与时间的社会建构放在一起)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首先，空间的社会建构本身就是在具体的时空形式中完成的。“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建构物并非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各种时间和空间形式塑造的，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它们。”[1]239哈维指出，虽然我们致力于强调空间是被社会力量所建构的，但这种建构过程并非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形式中发生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绕口，但通过这种阐释，哈维想清晰地表达如下的观点：那些建构空间的社会力量并非来自于某种理想目标的指引，而是来自于当下状态中各种要素之间的集合与链接。它们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状态中所呈现出的历史—地理景观。也就是说，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其实就是对历史—地理景观的唯物主义描述。当哈维把这种历史—地理景观理解为人们的生存斗争中所遭遇的对象时，他其实也是为了强调景观的当下性及具体性。哈维并没有说这种景观中存在着什么矛盾，更没有说景观中的这种矛盾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是革命了的空间关系与原有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对立，这其实只是一种经验层面上的矛盾。

其次，对空间的理解依赖于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技能。“时间和空间或许是‘自然之事实’，但就如谈论‘自然中的价值’一样，它超出我们自身在语言、信仰系统等等之中的文化嵌入性的范围，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事实是什么。”[1]240

对哈维来说，我们可能知道的空间只是一种表征层面的空间，而不是事实层面的空间。物质空间无非是我们人类与客观物质之间在策略及感觉上进行相互作用的一个世界，它是经验的世界。……但我们如何去表征这个世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当然不会用一种武断的方式去构想或表征空间，而是会通过一些抽象的表达方式(如词语、图形、地图、图表、照片等)来找到关于我们周围的物质现实的适当但并非准确的表述。……这些表征性的空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279哈维把事实的空间与表征的空间区别了开来。他虽然没有否认前者的客观存在，但明确地指认了前者的真实内容已经越出了我们文化及认知技能的边界，即我们不可能建构出对它们的认识。应该说，哈维的这种观点是跟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读视域直接相关的。他关心的是社会要素之间的组合或切换及其可能带来的权力建构，而不是具体的社会要素本身的内在本质。

再次，作为社会建构物的空间概念一旦被人接受，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哈维认为，空间概念被建构出来后，并不是放在一边无人理睬，而是融合进了客观事实并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着影响。他列举的下面这个例子虽然是关于时间概念的，但由于他总是把时间与空间放在一起讨论，因此，显然也适用于对空间概念的分析。例如，在现代社会，尽管时钟时间是一种社会构造物，但我们还是将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加以接受。它提供了普遍遵守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依据它组织自己的生活，评估和判断各种社会行为和主观感受。即使我们不遵循它的时候，我们也深知自己反叛的是什么。[1]240

对哈维来说，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他致力于解读的，是资本推动下的历史—地理景观之构建，而不是对孤零零的某个社会空间的纯粹的地理学解读，或者对某个空间概念的纯粹的语言学解读。“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3]172

复次，空间的社会定义被融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哈维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对上述第三个观点的发挥，即更加清晰地表述了社会性的空间概念被人们接受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效应。例如，布迪厄(Bourdieu，1977)揭示，在北非卡拜尔人那里，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日历、住宅内部的分割等)如何通过把人与活动分派给不同的地方和时间从而构成社会秩序。与特定时空组织模式一致，群体有序地安排其等级、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其实质性嵌入的选择最符合时空的社会构造物，这种选择使社会关系(以及机构的和社会的权力)内在化。例如，在卡拜尔人社会中，妇女的角色是以特定时间中所占有的空间来定义的。[1]240-241

哈维指出，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内在化，意味着空间具有了象征意义，因而，对空间的争夺也就意味着对特定的象征意义的争夺。在谈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时，哈维指出，中世纪的空间概念就因为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服从于基督教的观念。“对自我实现和救赎的探寻‘被理解为空间中的运动：圣徒将升入天堂;而有罪的人则下地狱’……因为基督教界之外的空间‘丧失了其优点’，所以基督教空间的扩展便成为那种从罪恶力量手中夺取空间的经常性暴力斗争的组成部分。”[1]243在对南希·穆恩(N. Munn)的《加瓦的名声》一书进行解读时，哈维就房子和花园这两种空间形式的象征意义进行了阐释，“房子和花园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时空构造领域，该领域高度性别化为妇女的领域，并且在建构象征意义和价值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模板”[1]244。应该说，哈维此处的论述是蛮有意思的。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会把一幢打扫得很干净的房子，与一个能干的主妇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个装扮得非常漂亮的花园，与一个很有气质的家庭妇女联系起来。

二

客观地说，在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阐释上，哈维是做出了理论贡献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维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实是付出较大的理论代价的。哈维不再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梳理出私有制条件下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只能停留在对资本在某一点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景观所进行的描述上。严格地说，他所研究的只是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完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命运问题。哈维把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的权力建构视为其理论分析的当然前提，就跟当年的亚当·斯密在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把私有制视为当然的前提一样。他们在解读视域上都受到了其所在学科的限制。斯密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哈维则受到了地理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尽管他是持批判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是说，对哈维来说，社会空间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透过社会空间而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化过程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一般的经验现象层面，这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哈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统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是其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即使是透过空间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依然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绝不会因为通过空间生产表现出来，而变成了无内在矛盾的统治权力的再生产或叠加过程。

在阐释空间的社会建构时，哈维并不把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视为解读的重点，尽管他事实上也谈到了这一点。[1]274-275哈维所谓的矛盾只是当下的社会空间形式与先前的空间形式及其以此而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当下社会空间形式本身的内在矛盾。他在有些地方的确谈到了资本因为“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3]172而不得不摧毁以前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但问题是：他只把这种摧毁当作了一种政治的选择，而不是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哈维事实上没有对这种政治的选择做出历史观上的证明。实际上，他是反对基于历史逻辑的阐释方式的，他宁愿倾向于基于政治学选择的解读方式。例如，威廉·布莱尔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须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3]169

既然在哈维看来，历史只是一种政治学的选择，那么，前后不同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历史过渡或逻辑递进之关系，自然也就没必要加以阐述清楚了。由此一来，哈维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的理论精力集中在对资本所构建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的理论描述上了。哈维的问题是：他没有对这种空间形式的历史来源、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历史逻辑层面的研究。导致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哈维在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了。“在所有论证中，包含着不止一种经常受到批评的……相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当前的‘生产力’(技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桎梏(政治管制)中解放出来，而使市场自由大行其道，如果这种论证行得通，那便万事大吉。”[1]15哈维显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不但不会相信只要自由市场大行其道便会万事大吉，而且还会把空间被资本所奴役直接归咎于自由市场的大行其道。因此，他在批判这种庸俗的历史观时，连生产力的线索也一起放弃了。对哈维来说，生产力的线索是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空间批判理论是不应该跟现实生产力的线索相纠缠的。

哈维坚持认为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1]263的，并且似乎还有他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发展着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思。但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在这个概念上加引号的原因是，在我看来，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做出准确的解读。哈维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被称作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好。

对哈维来说，空间建构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是由历史的视角和唯物的视角拼凑而成的。就唯物的视角而言，他实际上是从经验性的消费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唯物视角会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原因。在哈维看来，当我们在家里吃某种食物，即在经验的时空性中与某种商品发生消费关系时所体会到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该商品时所呈现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空间性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即使我们对后者完全不了解，我们也一样可以使前者发生，即可以消费我们的食物。我们知道，这种现象马克思当年也曾分析过，他是从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及消费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解读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40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之所以能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把生产关系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语境中来加以考虑的，因此，他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因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也必然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生产关系。但处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哈维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事实上同时承认了上述两个层面在资本主义批判维度中的重要性。“哪一种经验最贴切地捕捉了资本主义的时空性呢?答案是‘两者都是’，这是因为这两者同样都是物质地和历史地建构的。正是在这里，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获得了统一(如穆恩所提倡的那种)，表明‘青年’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持续对话(而不是对立)。”[1]264

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哈维其实并不在意搞清楚消费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致力于探讨的只是资本在特定的空间点上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构建地理景观的。哈维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哈维的解读思路中并不具有内在矛盾运动史的思路，只具有基于社会关系来解读空间之内涵的批判社会学思路。因此，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层面，即消费关系的层面和生产、交换关系的层面，对哈维来说，不存在哪个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相反，它们都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景观，只不过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空间景观而已。这就是他认为这两个层面都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空间性的原因。

就历史的视角而言，哈维实际上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界定这种“历史”的。这当然是跟他仅仅在社会学层面上来界定“唯物”的视角直接相关的。一旦只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理解“唯物”，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也只能从历史学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永远不可能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维度，即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的维度上来加以理解。反之亦然。哈维事实上是从资本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景观的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的，“不断变化的商品流定义了新的时空和价值体系”[1]264。他满足于观察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建构能力以及对社会空间形式的调节能力(这种调节的需要是由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不断增强的科技变革能力等因素所导致的)，而对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空间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矛盾并不感兴趣。因此，对哈维来说，重要的是描述地理—空间景观的不断变化过程，至于这种变化过程中蕴含了何种内在本质矛盾则处于他的解读视域之外。“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在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5]255

三

客观地说，在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阐释上，哈维是做出了理论贡献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维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实是付出较大的理论代价的。哈维不再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梳理出私有制条件下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只能停留在对资本在某一点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景观所进行的描述上。严格地说，他所研究的只是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完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命运问题。哈维把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的权力建构视为其理论分析的当然前提，就跟当年的亚当·斯密在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把私有制视为当然的前提一样。他们在解读视域上都受到了其所在学科的限制。斯密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哈维则受到了地理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尽管他是持批判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是说，对哈维来说，社会空间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透过社会空间而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化过程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一般的经验现象层面，这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哈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统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是其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即使是透过空间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依然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绝不会因为通过空间生产表现出来，而变成了无内在矛盾的统治权力的再生产或叠加过程。

在阐释空间的社会建构时，哈维并不把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视为解读的重点，尽管他事实上也谈到了这一点。[1]274-275哈维所谓的矛盾只是当下的社会空间形式与先前的空间形式及其以此而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当下社会空间形式本身的内在矛盾。他在有些地方的确谈到了资本因为“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3]172而不得不摧毁以前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但问题是：他只把这种摧毁当作了一种政治的选择，而不是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哈维事实上没有对这种政治的选择做出历史观上的证明。实际上，他是反对基于历史逻辑的阐释方式的，他宁愿倾向于基于政治学选择的解读方式。例如，威廉·布莱尔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须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3]169

既然在哈维看来，历史只是一种政治学的选择，那么，前后不同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历史过渡或逻辑递进之关系，自然也就没必要加以阐述清楚了。由此一来，哈维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的理论精力集中在对资本所构建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的理论描述上了。哈维的问题是：他没有对这种空间形式的历史来源、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历史逻辑层面的研究。导致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哈维在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了。“在所有论证中，包含着不止一种经常受到批评的……相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当前的‘生产力’(技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桎梏(政治管制)中解放出来，而使市场自由大行其道，如果这种论证行得通，那便万事大吉。”[1]15哈维显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不但不会相信只要自由市场大行其道便会万事大吉，而且还会把空间被资本所奴役直接归咎于自由市场的大行其道。因此，他在批判这种庸俗的历史观时，连生产力的线索也一起放弃了。对哈维来说，生产力的线索是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空间批判理论是不应该跟现实生产力的线索相纠缠的。

哈维坚持认为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1]263的，并且似乎还有他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发展着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思。但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在这个概念上加引号的原因是，在我看来，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做出准确的解读。哈维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被称作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好。

对哈维来说，空间建构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是由历史的视角和唯物的视角拼凑而成的。就唯物的视角而言，他实际上是从经验性的消费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唯物视角会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原因。在哈维看来，当我们在家里吃某种食物，即在经验的时空性中与某种商品发生消费关系时所体会到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该商品时所呈现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空间性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即使我们对后者完全不了解，我们也一样可以使前者发生，即可以消费我们的食物。我们知道，这种现象马克思当年也曾分析过，他是从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及消费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解读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40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之所以能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把生产关系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语境中来加以考虑的，因此，他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因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也必然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生产关系。但处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哈维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事实上同时承认了上述两个层面在资本主义批判维度中的重要性。“哪一种经验最贴切地捕捉了资本主义的时空性呢?答案是‘两者都是’，这是因为这两者同样都是物质地和历史地建构的。正是在这里，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获得了统一(如穆恩所提倡的那种)，表明‘青年’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持续对话(而不是对立)。”[1]264

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哈维其实并不在意搞清楚消费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致力于探讨的只是资本在特定的空间点上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构建地理景观的。哈维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哈维的解读思路中并不具有内在矛盾运动史的思路，只具有基于社会关系来解读空间之内涵的批判社会学思路。因此，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层面，即消费关系的层面和生产、交换关系的层面，对哈维来说，不存在哪个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相反，它们都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景观，只不过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空间景观而已。这就是他认为这两个层面都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空间性的原因。

就历史的视角而言，哈维实际上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界定这种“历史”的。这当然是跟他仅仅在社会学层面上来界定“唯物”的视角直接相关的。一旦只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理解“唯物”，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也只能从历史学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永远不可能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维度，即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的维度上来加以理解。反之亦然。哈维事实上是从资本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景观的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的，“不断变化的商品流定义了新的时空和价值体系”[1]264。他满足于观察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建构能力以及对社会空间形式的调节能力(这种调节的需要是由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不断增强的科技变革能力等因素所导致的)，而对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空间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矛盾并不感兴趣。因此，对哈维来说，重要的是描述地理—空间景观的不断变化过程，至于这种变化过程中蕴含了何种内在本质矛盾则处于他的解读视域之外。“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在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5]255

参考文献：

[1]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David Harvey. Space as a Keyword，in 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M]. Edited by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Malden，US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3]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5]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