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旧上海与芝加哥

《马路天使》和《芝加哥》是两部拍摄于不同年代的电影，反映的也是不同国度中的生活。但是，在笔者看来，两部影片有着类似的主题，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时空下资本主义法治的实况，反映了资本主义法治下底层阶级的生活。因此，这里将两部影片放到一起分析。

一、旧上海的市井百态

《马路天使》拍摄于1937年，是一部广为人知的黑白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压轴之作。影片描写的是1935年的旧上海的贫民窟太平里的市井生活。这里没有大上海似乎当然的繁华和灯红酒绿，有的是真实的生活图景，其中有天真无邪，有苦中作乐，也有忍辱负重，还有奋起反抗。

太平里是上海的贫民窟，是底层劳动者的聚集之地，乐队的吹鼓手小陈、报贩老王、理发师、失业者、小贩、小云、小红等都住在这里，他们从事着最底层的劳动——吹号、卖报、卖身与卖唱等。他们本来有各自的苦难，却也还能快乐地生活。小陈、老王、理发师、失业者、小贩等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把兄弟，他们住在太平里低矮的小阁楼里。小陈和老王的住处正好与小云、小红姐妹的住处对窗而临。这姐妹俩因家乡失陷，从北方流落到上海，被琴师和他的鸨母妻子“收养”、霸占。小云从此过着不堪忍受的苦难生活，她在马路上卖淫赚钱，以作为对鸨母“收养”自己的报答;小红不谙世事，终日随琴师出入茶楼酒馆卖唱，倒也快乐。天真无邪的小红与机灵诙谐的小陈尚不识愁滋味，他们对窗而居，两情相悦，产生了爱情，经常临窗以歌声和琴声传递情意。小红含羞地对着小陈唱着《天涯歌女》，小陈更是常在窗口同她逗乐，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身心遭受重创的小云也暗恋着小陈，但小陈却因小云的卖淫女身份而瞧不起她。只有老实善良的老王一直默默地关心小云。

麻烦很快就到来了。一天，小红随琴师去酒楼卖唱，被流氓头子古成龙看中，他便买通了琴师要把小红占为己有。琴师和鸨母见钱眼开，决定把小红卖给古成龙。小红深知自己将遭厄运，在姐姐的建议下，他便找小陈和老王商量。老王在墙壁上的旧报纸中看到了一则“养女告鸨母”的消息，从中受到启发，意识到可以通过打官司“维权”来摆脱困境。于是，小陈和老王一起去高入“天堂”的法律事务所找律师，希望律师能帮助他们。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律师告诉他们打官司需要钱，而且需要500两银子，这对于生活在贫民窟的小陈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始终让小陈耿耿于怀、愤愤不平的是，“打官司居然还要钱”。

小陈等人无计可施，最后想到了逃跑。在兄弟们的帮助下，小陈偷偷地把小红接出来，搬到了别的地方，并且在兄弟们面前结为夫妻。小红虽然被救出了魔窟，可老王还惦记着小云。他去找小云，劝她也逃出来与他们同住。也许是出于惧怕，也许是担心小陈等人的歧视，他拒绝了。一天晚上，小云因“站街”而被警察追赶，情急之中逃到了小红、小陈、老王等人的住处，小陈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从此以后，小云加入了他们，在这里住了下来，并逐渐对老王产生了爱意。这一群底层劳动者在苦难的生活中寻求乐趣，在黑暗的现实中互相扶持。

但是，好景不长，报纸上登载着巨额白银出口的消息，各行各业都不景气，理发店濒临歇业。为了挽救理发店，小陈和老王又吹号又敲鼓，颇有声势地帮忙招揽生意，不料却由此招来了灾祸。他们在喧闹中被琴师发现，琴师暗中跟踪，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很快，琴师就纠集了古成龙等流氓前来抓人。正巧这时老王和小陈都出去了，小云从窗口发现他们后，便掩护小红越墙逃走，自己却在与琴师的搏斗中被一刀扎中。古成龙一看要出人命，便抽身溜走;琴师见状心虚，也逃之夭夭。等到老王等人闻讯赶来时，小云已奄奄一息。老王焦急地出去找医生，却因钱不够而折返。当他无奈地回到家里时，小云已含恨离开了人世。

二、芝加哥的舞台与闹剧

电影背景是193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灯红酒绿的夜总会，神情善变的绅士美女。体现了那个时期荒诞淫乱，呼风唤雨的西方社会。从片中描绘女子监狱的歌舞场景看来，早年的芝加哥应该达到了婚外情和妇女犯罪的顶盛时期。情欲在这个年代的泛滥，犹如人们对摇摆爵士的狂热节节上升，不能逆流，无可阻挡。而记者会之所以成为操纵在律师十指间的木偶剧场，法庭之所以摇身一变成了杂技舞台，全凭律师和政界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律师一张口，就恍若得心应手的魔法师。整个法庭都受之迷惑，连带整个上流社会的单纯无知尽显于此。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传奇，芝加哥也有。但是，与每个地方不同的是，芝加哥的传奇，只能写有一个人的名字……

罗克茜是一个既没多少天分、脑子又不开窍的女孩。可丑小鸭偏偏想吃天鹅肉，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明星。老实巴交的丈夫不可能帮她成名，他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老实人，却因为太过平庸而没有任何光彩，是那种走到哪里都不会让任何人再看他第二眼的人。于是，一个根本没有娱乐圈关系的男人光凭几句不太花巧的言语就把她骗上了床。但她死活不明白自己跟对方的真实关系，直到人家把她粗暴地推到地上，并几番直言相告，她才反应过来。这一反应可了不得，她一枪就毙了对方。

监狱有各式各样的女杀人犯，但是她们其实并没有罪(“是那些男人自己的错”)。在一幕堪称《杀夫六人组》的歌剧中，芝加哥库克县女牢六名杀人犯的讲出了作案过程。这六个杀死丈夫或男友的女子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她们不是因为受到男人虐待、忍无可忍才下毒手的，她们的杀人似乎出于极端的女权主义倾向。这群美国娘子军没有一丝悔意，她们像对付南霸天似的仇恨身边的男人。这些杀人的震撼效果，就来源于其极端性。

第一个女犯人，在歌剧中独白了她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就有那些小习惯，会烦死你。比如伯尼(她的男友或老公)，伯尼喜欢嚼泡泡糖——不是嚼，是“泡”(指吹破)。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正需要有人安慰。瞧伯尼躺在沙发上，喝着啤酒，嚼着泡泡糖——不是嚼，是“泡”。我说：“伯尼，你敢再‘泡’一次……”他还是‘泡’了。于是，我从墙上取下手枪，开了两枪警告……打进他的脑袋。

第二个女犯独白的故事：我在两年前认识了从盐湖城来的厄兹克尔·杨，他说他是单身汉，我们一见钟情，便开始同居。他上班、下班，我为他端水送饭，虽然只有两间半小屋，但小日子过得美满如天堂。后来我发现了真相：什么“单身”，“单身”个屁!他不仅早已结婚，而且有六个老婆——摩门教徒!那天晚上，他照常回家，我照常为他准备了饮料……你知道吗，有些男人对毒药简直缺乏抵抗力。

第三个女犯独白的故事：我站在厨房里，切鸡，作晚饭，忙着家务。老公威尔伯闯进来，妒火中烧：“你是不是勾引那个送牛奶的?”他简直疯了，不停地吼叫：“你是不是勾引那个送牛奶的?”然后，他冲进了我的刀……他连续十次冲进我的刀!

第四个女犯是匈牙利人，她的故事：我来这儿做什么?那些着名的匈牙利警察说我打倒我的丈夫并砍下了他的头。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是无辜的。真不敢相信美国人说我做了。他们说我那么做了，但我真的没有。她说完后，旁边的姐们问她：“那你杀了他吗?”她回答说：“呃呃，我没有罪!”“呃呃”(Uh-uh)是美国女人有几分嗲气地说“No”的一种方式。

第五个女犯是影片的女二号，叫维尔玛•凯丽，是女犯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她独白的故事：我和妹妹维罗尼卡走江湖演双人歌舞，我的老公查理也跟我们一起跑江湖。我们的压轴节目是连续表演20个高难度杂技动作：四、五……劈叉、雄鹰展翅、反转筋斗、连跳筋斗，一个接一个。那天晚上，我们在西斯罗演出，我们三个人坐在旅馆房间里，喝着酒，谈笑风生。后来冰块用完了，我出去取，等我回来，打开房门，发现维罗尼卡和查理正在表演第17个动作——雄鹰展翅。我完全惊呆了，眼前一片黑暗，以后的事什么都不记得。等我醒来，发现自己手上全是血，才知道他们两个全死了。

第六个女犯的独白：我爱上了阿尔文·力普希茨，爱得死去活来。但他是一个充满艺术气质的人，感情丰富……画家呗。他有很多烦恼，总在不停地寻找自我。他每天晚上都出门“寻找自我”，顺便还找到了露丝、格莱蒂丝、罗丝玛丽和厄文。我猜想我们分手可以说是艺术见解的差异：他看他自己是活的，而在我眼中他是死的。

女二号维尔玛•凯丽，是女犯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她是一个歌舞演员，本来名气不是很大。当她在发现自己的妹妹和丈夫通奸，一怒之下射杀了两人。这案子在芝加哥城里沸沸扬扬已经传了好一阵子，伴随着媒体的争相报道，她成为全城最引人瞩目的女谋杀犯。虽然关在监狱里，虽然背着谋杀的官司，但是律师比利•弗林在后面帮助她为她宣传造市。比利是芝加哥最能颠倒黑白的律师，他惯于借助各类臭名昭着的谋杀案来提升知名度。于是乎各路传媒也是争先恐后，极尽其能，深怕错过了这两位“大人物”的新闻。正当维尔玛陶醉于从聚光灯到镁光灯的“升格”快感中时，贪婪的比利已经盯上了另一个可以让他声名大噪的委托人——刚刚进入监狱的罗克茜。

罗克茜进入监狱不久，就发现了维尔玛在监狱里的地位举足轻重，于是向她讨教，维尔玛对她斥之以鼻。倒是女舍监在要了一百块钱之后，给了她一条忠告，去找比利•弗林。比利发现罗克茜的案件更加能够吸引公众目光，就故意推迟了维尔玛的庭审时，准备借助罗克茜案赢得更大的声名。很快，罗克茜就在他的教导下一板一眼地举行了无数次新闻发布会。她凭借自己的楚楚可怜的外表，果然赢得了公众的瞩目和同情，她的案子越来越受人注目，她不再是遭人唾弃的杀人犯，而成了令人怜惜的受害者。她的名气正在一天天超过维尔玛，各路市侩传媒更是心领神会，将焦点从维尔玛转向了罗克茜，以至于连维尔玛都无人问津了。此时“一杀成名”的罗克茜也尝到了甜头，一场不知廉耻的成名闹剧进入了高潮。维尔玛自然不甘于人后，她发觉了自己地位的下降，便找到罗克茜，竭力向她讲述两个人合作的好处，她们可以重新把双人歌舞团的生意做下去。罗克茜对此毫不动容，也许她还记得之前自己得到的冷遇，更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的成名忘乎所以了。她甚至开始对比利•弗林的建议不那么顺从，以为自己已经是名人。

又一起女人杀人案轰动了芝加哥城。这次的杀人犯凯蒂在比利•弗林和各家媒体的记者簇拥下拥进了监狱，她的态度暴戾嚣张，罗克茜一眼就明白她的风头将超过自己。但是罗克茜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急中生智假装昏倒，然后吐出“我没有关系，但是我那没出世的孩子……”的话。于是立刻所有的镁光灯又打向了她。几小时后全城都开始讨论她那没出世的孩子的爹是谁。罗克茜对比利•弗林越来越相当不满，她认为是她自己想出怀孕的伎俩，比利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这时，当地法院连续了47年的规矩被打破了，匈牙利女人被送上了绞架(而且她还是在这群杀人犯里面唯一无辜的一个)。罗克茜和维尔玛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将来，慌乱起来。她们找到了比利•弗林要求帮助。

在法庭上，比利•弗林当众质问罗克茜的丈夫阿摩斯，他是否能接受罗克茜的小孩(因小孩显然不是他的)，忠厚的阿摩斯同意接受，于是所有的媒体一片欢呼，大家都感激阿摩斯的宽宏大量，为罗克茜高兴。比利•弗林让维尔玛去找警察，与警察做了交易，同意在罗克茜案中作证，条件是释放自己。果然维尔玛在庭上作证，但是比利•弗林振振有词地驳倒了她的证词，最后罗克茜还是被宣布无罪释放。之后，罗克茜和维尔玛合作，成立了双人合唱团，她们拿着枪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芝加哥人为此而疯狂。芝加哥的荒诞也一览无余：凶杀加炒作可以等于名利双收，司法和媒体都没有正义可言。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

旧上海和芝加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典型。这两个资本主义社会有其共同的属性，也有发展阶段的不同。两个影片的背景时间都是20世纪30年代，《马路天使》中的旧上海和《芝加哥》中的芝加哥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之中，尽管它们的发展阶段明显不同。旧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而芝加哥却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中心。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两个地方有着或同或不同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首先表现为它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马路天使》的故事发生在民族灾难深重20世纪30年代，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国家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严重的阶级分化。影片多次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城市的阶级分化，巧妙而意蕴深刻。小陈等人租住的房子低矮而破旧，老王不得不常常用报纸糊窗户、补墙壁，他们常常只得拖欠租金。好不容易有了一块洋钱，很快就被房东要了去，于是又身无分文。而鲍律师在高楼大厦里工作，站在窗边往外看像是“已经站在云里头了”。当小陈和老王为了解救将要被卖的小红而来到这里，上了“天堂”，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奇的。舒适的沙发，方便的饮水机，一切都让他们羡慕不已，这些高档用品在底层人的生活里都不曾见过。如果说太平里是落后和愚昧，这里就是先进与文明;如果说太平里是嘈杂贫穷，这里就是安静富裕。环境与人的冲突给人一种滑稽感——他们与这一切格格不入。城市社会分化由此可见一斑。

人物之间的对立不是影片要刻画的重点，影片要控诉的是整个社会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对立不仅仅以具体人物的对立被凸显，更是以人与司法制度的对立体现出来。小陈和老王忐忑地回答鲍律师的问题，才说几句话，就被告知：“照我们这里的规矩，五两银子一个钟头的询法费，写一封律师信是十五两银子，帮办律师出庭是一百两银子，我亲自出庭是五百两银子。”说完后，鲍律师就夹着香烟扬长而去，留下小陈和老王无法理解的感叹：“五百两银子!妈的，打官司还要钱呢!这我倒没想到!我从来没听见过!”尴尬，失落，他们仿佛是从天堂一下子坠落。代表着太平里的小陈经过天堂的遭遇开始清醒，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从太平里到天堂，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生活在底层的人民深受重压，进入天堂需要金钱。天堂里的法律，只为有钱人准备着，法律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上海的高楼大厦，对他们而言是如此遥远，他们或许永远只能仰望。

在社会阶级分化的背景下，本来应当成为保护国民的警察，却成了压迫底层劳动者的工具。底层人面对他们，有的不是安全感，而是恐惧。警察根本就不能也不会去保护穷人。在小云去世之前，巡夜的警察出现在出租房外的街道上，这群底层穷人并没有向他寻求帮助。无论是请求救治小云，还是请求追究杀人犯的责任，他们都没有想到。由此可见，警察在穷人中的形象。此时的小云却表现出对警察的极端恐惧，当她听说是警察时，他惊呼：“警察!警察他来干什么?他抓人!他抓我!他抓他!放了他……放了他，他是穷人。”这一警觉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国家机器不会保护穷人，它是穷人的对立面，是压迫穷人的机器。

影片中的底层人物只是一个点，他们代表了广大的底层人民，他们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一两个恶霸，而是压在他们身上的整个黑暗的社会!其中尤其包括压迫他们的法律制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底层人民最终只有团结一致，互帮互助，才能实现自救，法律制度帮不了他们。小云去世之前，小陈请求她原谅他曾经对她的歧视，小云说：“大家都是一样的苦命，谁也说不上原谅谁。”这象征着穷人的觉醒，这是阶级意义上的觉醒，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萌发。也只有底层穷苦人民有了阶级意识，他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救。

在芝加哥，法律同样也是为金钱服务。芝加哥是一个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大都市。它是一座巨大的马戏城，一座舞台，在这里只有追名逐利才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舞台上的那些演员则是不停地更迭，没有谁是永远的主角，只有谁能给谁带来利益和好处而已。这里看起来光鲜照人，实际上却无比灰暗，阴冷黑暗的监狱，萧瑟寒冷的街道，更重要的是芝加哥的利益至上，人心与人心间则是壁垒森严，坚冰无法轻易消融。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追求出人头地不惜出卖肉体的女子，也可以看出法律也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围绕它的是颠倒黑白是非的律师、惟利是图的监狱长。比利•弗林可以说是芝加哥的一大人物，他是城里办凶杀案最好的律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女人、陪审团、媒体和大众的心理。他的名言是：“要是耶稣当年在芝加哥，他拿着五千块钱找到我，说不定就没有十字架的故事了!”他受理案件的收费不低，无论是谁，先要拿五千美元来。

没有钱，法律的正义之门就不会为你打开。只要有钱，黑白可以颠倒。影片两个犯下命案的女子在律师比利的辩护下成功洗脱罪名，重获自由;而律师也通过她们的案件的炒作以及运转攫取名利。监狱里六个人里只有那个匈牙利人是无辜的，可事后她却是唯一被判死刑的。这无疑是对芝加哥法治的重大讽刺。芝加哥的法律审判，是金钱动员下的一场表演，律师、媒体、陪审团、当事人，都是表演舞台中的一个角色而已。这场表演，没有正义，也没有真正的法律，法律在其中不过是道具而已。当事人以金钱作为敲门砖，来购买律师的服务;律师则通过心计和表演来误导陪审团，来赚取媒体的同情;媒体基于自身利益则乐于传播误导性消息，歪曲事实;陪审团和法官看是审判中的权力中心，其实不过是整个司法表演过程的一个支点而已，他们毫无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在庭审过程中，整个陪审团和法官在比利的“迷魂术”之下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其中有一幕值得注意的片段：一位手持天平的演员被蒙上了眼睛，这象征着法律与公正此刻已经荡然无存，这也投射出了整个芝加哥的社会状况，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司法过程。

在司法过程中，媒体起了非常坏的作用。电影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画面：在记者招待会上，律师如同操纵木偶一样，指挥媒体做出他所希望的报道。而媒体在律师的摆布下，集体进行了不真实的报道。社会大众就在这种误导性报道中上当受骗，进而滥施同情心，陪审团和法官也与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心态。这段电影揭示了媒体的本质，以及对社会运转起实际作用的潜规则。显然，这场记者招待会只是比利手中的一场杂耍而已，正如歌舞段落中，比利操纵着的那些木偶一样。所有的人，罗克茜以及那些媒体不过是他手中的玩具罢了。这让观众深刻认识到了律师如何搬弄是非，他的手腕怎样之高超;更然他们认识到了媒体是如何集体丧失理性和判断能力。在案件即将宣判时，街上的报纸摊早已印好两种报纸，“有罪”和“无罪”。一听到从法庭来的消息，报商们马上搬出“无罪”的报纸大卖特卖起来。可惜，罗克茜的热潮没有持续下去，她刚要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忽然法庭外面一个女人光天化日之下就开枪打死了一个男人，所有的记者都狂奔出去，再没有人看她一眼。罗克茜无法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媒体永远都在追求热点，而不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追求正义。因为对它们来说，热点就是眼球，眼球就是广告，广告就是利益。

芝加哥的司法舞台，是有产者的舞台，是围绕利益运转的舞台。真正的老实人在其中是被忽略的，完全被蒙蔽的。阿莫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好先生，深爱着罗克茜但是却愚笨无能，无法讨老婆欢心，他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基本处在被动的、妥协的、失语的状态。他是一个“透明人”，在歌舞段落中他化身一个头顶礼帽、身着肥大西装，貌似卓别林的人物，这象征着他一直扮演着一个小丑的，被人愚弄的角色。他独自一人在漆黑一片的舞台，只有一束顶光将他打亮，孤独，寂寞之情不言自明。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个冷酷的世界里，他成为了彻彻底底的透明人，强烈的光束完全从他身边透过，他的内心呼喊没有一个人能听的到。

旧上海和芝加哥，时空虽然不同，司法运作的背景也有所差异，但都是资本主义法治。这种法治为底层民众设置了一道门槛，司法运作由金钱启动，为了利益而展开，最终成为利益的俘虏。法律为有钱人服务，是律师和媒体追求利益的空间和舞台。

四、旧上海和芝加哥的法治启示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法治，还是美国法治，都是资本主义的法治。吊诡的是，在今天号称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民国法治和美国法治似乎成了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目标，如何面对资本主义法治对底层民众的疏离甚至强制，应该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法学家，似乎对民国时期的法学家非常推崇。经常听学者说，没想到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那样发达，民国法学家的理论功底如此之深。甚至一些学者说，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完全是在走回头路，重新走上了补课阶段。言下之意，新中国建立时，废除民国六法全书、批判国民党旧法统是走错了路，如今只好回头补课学习。这些学者还断定，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法学家，因为当代法学家的理论水平甚至还未达到民国法学家的水平。

毫无疑问，民国立法确实已经发达，就连1946年哈佛法学院院长庞德应邀来华，国民政府聘为顾问，协助立法，改革法律教育。庞德先生都说：“以后中国的法律，不必再一意追求外国的最新学理，中国的法律已极完美，以后的问题，应当是如何阐发其精义，使之能适应中国的社会，而成为真正的中国法律。”六十年前，在美国法学权威眼里，本本上的中国法律就已“极完美”了。然而，正如冯象先生所感慨，在民国法学前贤的文集里，“没有看到一句话，哪怕是暗示，那‘极完美’的法律连同支撑它的独裁法统、迸阐释它的‘幼稚’法学，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身处法治倾覆的前夜，却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即中国革命的进程尤其革命的政法策略，处于隔绝或视而不见的状态：作为优秀的法学家，这隔绝便是致命的学术缺陷了。”

民国立法的完善，最多只能说是“翻译抄袭”比较成功;民国法学家的伟大，最多也只能说紧跟了当时的美国潮流，很难说他们留下了多少中国法学的遗产。根本原因，还是这些法学家的学术眼光没有放到中国本身，更是未能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这导致他们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未能跟上时代洪流，未能切中国家和法治的要害。他们对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生活的人民生活毫不关心，对已经开始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民国法治缺乏批判。不关注当时实践状况，缺乏政治敏感的法学家，怎么可能是伟大的法学家呢?

电影《马路天使》的背景是中国北方已经沦陷，农村人民到大上海流浪，城市失业越来越严重，整个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小红在唱《四季歌》的时候，电影画面切换的她的故乡沦丧，人们抗争。而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刻，城市的精英人物在做什么?他们忙于挣钱，忙于剥夺人民，他们进行的是500两银子一次的诉讼，他们不会帮助底层挣扎的人们。最顶尖的法律精英津津乐道于一套西方法治理念和制度。他们中没有人关心底层民众的心酸与苦辣，没有人明白底层民众的梦想与需要。而发誓要推翻这套法统的共产党人宣称：“我们的法律是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和掌握的。我们社会的主人是人民大众，主要是工农群众。”可以想象，这对底层民众有多大号召力!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国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今天我们又以全新的姿态重新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然，执政党仍然持有六十多年前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为共同富裕的理想而奋斗，立志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然而，既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旧上海和芝加哥的法治问题，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仍然可能存在，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对此不能不有政治敏感和政治觉悟。

旧上海法律为有钱人服务的现象，今天仍然可能存在，甚至数量可能还不少，我们对此当然应当有足够的警惕。然而，今天中国法治所遇到的问题更多可能是影片《芝加哥》中的问题，媒体对法治的操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媒体缺乏理性判断能力，受自身利益的支配，不能中立地面对社会事件和司法过程，不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真正问题。

今天，媒体往往借助法治话语向人们灌输所谓的普适价值，并给予民众一种正义的幻象。正如冯象所言，新法治话语强调权利法定、私有产权和程序正义，它用以帮助压抑或消解政治意识，放逐道德理想，从而模糊关于改革的方向与步骤的争议，绕开官方理论一时不便触碰的难题。因此，“学理”同架构、操作脱节，意味着新法治只能侧重于立法、法条诠释与宣传教育，即建构意识形态，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新法治只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表面来看，媒体通过宣传权利和法治向人们输出了正义的幻象，但实际上，新法治体系并不能解决民众的问题，化解民众所遭遇的压迫。因为腐败者大多享有完备的法律保护，包括利用法律“漏洞”和繁复的程序障碍，而在这套话语和实践下，社会矛盾得以掩饰，中产阶级受到安抚，他们“信法为真”，其利益立场得以空洞地宣扬。媒体常常成为掩饰而不是揭露并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

媒体本来负载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对社会事件进行如实报道，让大众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了解事件真相后，事件中弱势的一方可能得到支持，舆论因此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事件的解决。然而，媒体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它需要通过报道事件来获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它追求新闻的时效和轰动效应，因此报道常常可能理性不足，容易被操纵，甚至可能直接因资本利益而受操纵。这样，媒体就可能通过舆论影响法官和陪审团，左右他们对案件的独立判断。在芝加哥，传媒有着巨大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看起来比较隐蔽，但其影响力却相当惊人。在当前中国，媒体也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们常常将一己之私塞进所谓的新闻自由、知情权、舆论监督之中，从而维持其巨大的隐蔽权利。而按照经典理论，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因此，掌握传媒权力的人应受到充分的监督。

毫无疑问，在当前中国，舆论监督是必要的。正是因为媒体介入及其介入的可能性，社会强势群体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克制，而不敢随意压迫底层民众。然而，媒体的介入，有时缺乏分寸，不能以中立的立场客观地面对问题，反映矛盾两方面的情况和诉求，沟通双方的立场，探索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和具体的办法，并监督其实施，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时为了制造热点，吸引眼球，夸大事实，甚至制造假新闻。在最近的一些社会焦点矛盾中，一些媒体记者为了获取“猛料”，暗示、放任甚至鼓励、教唆社会弱势群体以自焚、自杀等方式来博取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媒体也可能对争议点和争议事件本身也会有所选择，它可能赤裸裸地服务于自己的广告客户，对相关争议作出对广告客户有利的报道。这样，媒体就很容易被有产阶级控制，成为有产阶级操纵的木偶。媒体常常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促进社会正义，而可能导致社会不正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不可能毫无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当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得以满足。因此，需要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管，防止其堕落为《芝加哥》中的媒体。

总结来说，《马路天使》和《芝加哥》是两部很好的电影，好就好在这两部影片有阶级的眼光，能够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这对于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能够从经验层面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法治的种种不足和虚伪，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纠正法治实践中存在的种种不足。（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