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专家到“意识形态专家”--谁把金一南“逼上梁山”？

金一南当过工人，技师，大头兵，图书管理员，后来成为着名军事专家、战略学家。他的讲座和着作刮起了一阵又一阵“金旋风”。

但在多数人眼里，真正让“金旋风”名世的，倒不是他的军事专家身份，而是“意识形态专家”角色。一部《苦难辉煌》，其实也是一部凝结着血与火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奋斗史。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无不荡气回肠，三月不知肉味。

一个军事专家，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建树如此出色？以至于让一些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研究的专家也相形见绌？

内因是出色的根据，外因是出色的条件。

金一南的出色，内因是执着的信仰，外因是被逼出来的。

有人把金一南逼上了“梁山”，把一个军事专家逼成了意识形态专家。

逼迫者，是一群社会主义的敌对者们。

2000年，金一南到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进修，学员是30名军官，来自东欧、西欧、中东、南美、东亚及南亚的26个国家和地区。

这26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

第一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类：前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

第三类：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家，那就是中国。

在这个进修班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是25比1。金一南既荣耀，又孤单。

进修班的组织者“出坏”，想出社会主义中国的“丑”，于是策划了一场闹剧。让学员们抓阄，谁抓到，谁就讲话。规定所有军官不能讲军事学，不能讲战略学，要讲本国的意识形态，比如什么党执政，奉行什么社会制度。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要“孤立”中国，要看中国人的笑话。

抓阄结果一出来，课堂上哄堂大笑。

原来，第一名是爱沙尼亚，第二名就是中国。两个国家的反差太大了：

爱沙尼亚很小，100多万人口。中国很大，人口12亿。

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分裂出来，中国则正在反对台湾独立。

爱沙尼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中国则是全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

金一南犯愁了。怎么讲？讲什么？

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员，偷偷告诉金一南，这是有人在借抓阄“捣鬼”，目的就是要你难堪，所以你不要理会，就随便讲讲中国历史，反正15分钟演讲，很容易对付过去的。言下之意，你要真讲中国的意识形态，那你就上当了，就很可能会被大家取笑，何必呢？！

讲，还是不讲？金一南在思考。

不讲意识形态，就破坏了进修班上的“国际规则”。

讲意识形态，看组织者和那帮学员的得意劲儿，可能会上当。

怎么办？

金一南反复思考之后，决定 —— 讲！

就讲中国的意识形态！

但是一个长期研究军事学和战略学的专家，怎么才能讲好意识形态呢？

意识形态学，实在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太过复杂的学科，像一部二十四史一样，从何讲起？

金一南白天听课，晚上回到宿舍，苦思冥想，两宿没有怎么合眼，硬是把课件做出来了。

演讲开始了。

爱沙尼亚军官先讲。

这位军官的课件做得极好，资料丰富，还配有录像。录像里，显示出10年前爱沙尼亚与立陶宛、拉脱维亚三国200万人手拉手，要求独立。录像演播了BBC的航拍镜头：跨过桥梁、跨过高山、跨过原野，众多男女老少手拉手牵在一起，组成一条蜿蜒不断的人链，要求脱离苏联获得独立。这个镜头令人震撼。戈尔巴乔夫当年就是看了这个镜头后，同意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戈尔巴乔夫当时想，既然你们想独立，那就独立吧，也许有一天，你们还会要求重新加入强大的苏联。但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像推翻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苏联的解体自此开始。

台下军官们对爱沙尼亚军官的演讲一片叫好。

这不怀好意的叫好声，隐含着对苏联解体的喝彩，也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揶揄，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赞美。

轮到金一南上台了。

金一南说，我的课件很简单，不像爱沙尼亚军官那么复杂，其实就三个画面，三张幻灯片。

看第一张图片：100年前的中国。现在是2000年，时光回溯100年，那正好是1900年。那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清王朝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协定》，赔偿各国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沦为任列强入侵、掠夺、凌辱的不折不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说到这里，金一南指一指台下的学员，说，那一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其中就有你们国家啊！

再看第二张图片：100年后的中国。也就是现在的中国，2000年的中国，此刻的中国。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是个站起来的巨人，自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科技、中国的国防都获得巨大发展，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全世界都在热议和羡慕“中国奇迹”！

相信每一位到过中国的学员，对这第二张图片显示出来的“中国奇迹”都不会陌生吧！

学员们在点头。

看第三张图片：马克思。金一南说，100年前的中国那么落后，总是挨打（你们在座的一些同学的国家不就侵略过中国吗）；100年后的今天，中国翻天覆地、国富民强，没有谁再敢侵略我们。100年间，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就在于，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在于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在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金一南的讲述，让台下人听傻了，课堂非常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

金一南有些激动地告诉大家：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与各种主义熙熙攘攘，来来往往，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中国人从来不是为了主义而主义。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是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真理。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完成救亡、发展、复兴，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也依据自己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华民族百年来追求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可以说，我们做到了。

金一南三张课件，15分钟演讲，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即便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学员，听了金一南的演讲，也不得不走过来握住金一南的手叹服道：你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而更多的学员，因为金一南的讲演，对比自己国家的命运，深受感染，受到强烈震动。印度的学员找到金一南说，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印度还没有……

每次重读金一南教授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都热血沸腾，彻夜难眠。我总在想，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到让人（包括敌人）都心服口服，是宣传理论工作者必须逾越的难关和答好的考题。如此，才能抢占世界思想道德文化的制高点。“金旋风”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每次讲西柏坡，学员也在问我：“赵新月老师，您的西柏坡学演讲为什么总是让人感奋激动？”

我说：“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不一样，西柏坡研究使我常常处于亢奋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信仰的追求、策略的完善、规则的探索，还是创造和改变历史的魄力与胆识，乃至领袖个人的才学魅力，还有凝结在其中的意识形态，常常使我感动不已。面对一帙激荡人心的历史，研究者本人如果没有心潮澎湃的时刻，那么也就不可能与研究对象发生共振，这种情感共振非但没有使我的研究失却学术理性，相反却更加与之啮合。”

100年间中国的巨变，金一南教授用一条意识形态的红线贯穿其中，而我要做的是截取西柏坡时期的这一段，仅仅这一段，就包含着无以计数的信息。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者需要向金一南学习，既学习他对信仰的执着，也学习他面对有意或无意的刁难夜奔“梁山”的豪气！

做学人，要做金一南这样的学人！

2016年10月18日赵新月写于野草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