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为什么现代人被压抑的感觉那么强烈？

温铁军教授认为，城市人的“怀乡病”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为什么(在城市中)的人被压抑，被伤害的感觉，会越来越普遍和强烈?他说，因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不方便、不安全，医疗和教育也是如此。

“这是资本导向的公共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结果，使得大家都不方便、不安全。”】

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乡土感从过去那种小资群体已经被充分表达过的“一缕乡愁”或农民打工者返乡过年的‘难舍亲情”，愈益演化成为一种中资主导社会变迁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

如何认识这种趋势?首先，这是因为人类处在资本主义历史不同阶段的不同趋势。

中国目前还处在产业资本阶段，主流认可的以大城市来聚集人口的城市化，是典型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表现，通常叫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后来通过殖民扩张和两次大战出现了英美结盟之后，进一步演变成了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模式对世界的滥觞，产生了过多地集中人口的城市化模式，也同步造成我们都能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病，比如毒品泛滥、黑社会分割控制等乱象，以及普通人在大城市生活高度紧张导致的社会性精神病态。

不仅所有被这种模式覆盖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有这种弊病，例如早期的伦敦和曼彻斯特随殖民化被复制到芝加哥和洛杉矶，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先是在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出现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等，接着扩展到亚非，蔓延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的孟买、孟加拉的达卡等，到处都是大型贫民窟。此外，还有埃及的开罗、菲律宾的马尼拉等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种把本来分散在农村的贫困人口“空间平移”集中到大城市贫民窟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给产业资本化解内生性的生产过剩释放了空间。但同时，所造成的制度代价和发生的社会危害却数不胜数。

可见，只要是以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那么在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就都有类似的情况，哪怕这种模式演进到金融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之都的纽约也还有多个贫民窟。美国这样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的高度现代化国家，也不能根本解决大城市病。如果简单地加快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那只不过是沿用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某个特定模式来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人口迁移。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还有第二个模式，叫莱茵资本主义，主要就是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一带，在欧陆中心的这些国家大城市很少，主要是中小城市和城镇化为主的城市化进程。它体现了城乡兼容、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社会文化。此外，它的工业中小企业很多，大多是坐落在乡村的，很多服务业也在乡下，并不是把所有的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例如，在欧盟产业资本最为雄厚的德国找不到几个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不像中国不仅到处都是百万级大城市，连千万级的城市也是世界之最，而这种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型城市在欧洲基本上找不到。所以，欧洲不像美国或照搬美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经常出现枪击案件，也很少见到黑社会分割黄赌毒势力范围和社会性精神病等城市病。

莱茵模式为什么不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中国人说的思乡情结，那是中小资产阶级身上出现的，那是城市病的一种。它只不过是城市生存压力过大，不愿意在城市残酷压力之下变成精神病，想找回一点自己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要找回人成之为人的那点本性，所以思乡了。但如果在欧洲看看，这种乡愁别绪似乎很少。因为，在莱茵模式下这种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在城乡不那么严重分割对立的地方，不会动不动就有枪杀案出现。中国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也不在大城市，恰恰是在中小城市。正因为莱茵模式不过分追求城市化，所以那里的工厂、学校周围就是农田，很多建筑物根本没有隔离区，也没有高墙和铁线网。政府根本不搞统一的草皮，也不反生态地去确定那些“市花、市树”，从工厂望出去就是绿色的果园、牧场和农田。于是，人们也就不用去找田野乡情，那里的农村经济追求的也不是所谓土地产出率，政府确定的农业政策是生态化的景观农业，要求搞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循环农业。这样，人和自然就和谐共生，人的心理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的第三种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政府经济——资本内化于政府，就成了最大的垄断公司。其实这种模式的特性类似于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只不过主要因为这类国家大部分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实行这种国家剥夺能够很快完成原始积累，所以这样的政府公司化运作方式之下工业化发展会很快。其中，我们城市民众的一缕乡愁就是在这政府经济制造的水泥森林、柏油沙漠里形成的。

我们国家类似于这两种模式的混合体，挣扎着试图走出盎格鲁 -美利坚模式，适当借鉴莱茵模式，可能最终是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的亚洲模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欧洲一样，把产业大量地转移出去，整个生态得到恢复。我们也进入不了美国模式，因为没有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金融吃全球那种铁嘴钢牙的条件，没有美国那种同时控制两大洋的海权制胜能力——中国人从来没有在海权竞争中取得过胜利，我们早过了郑和的时代了。

此外，中产阶级崛起对“去城市化”有客观需求。

中国在新世纪初完成了国家垄断银行资本的市场化，随即进入了一个金融业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的城市化高速扩张的时期。短短的十年，海内外大地产商把无数的钢筋水泥堆到了各个城市的有限空间里，造就了一大片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压抑的水泥丛林!让人在这种巨大的水泥丛林里产生了一种自我的矮化感。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作为人，人性和人所有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被剥夺，这是一种很残酷的人的属性的杀灭——房奴、车奴、蜗居与穷得只剩下钱，这是一类问题。

为什么人的精神压抑，被伤害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普遍和强烈?因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不方便、不安全，医疗和教育也是如此。其实，这是资本导向的公共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结果，使得大家都不方便、不安全。

此现在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也是这个资本导向造成的。因为，城市扩张挤占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是最好的土地。当人们对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那就只有不断地使用化肥，到处大棚泛滥，为了让土地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再加上城市的扩张吸引了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政府集中让农民上楼居住，以便更多占有农村建设用地。结果是养猪的都变成吃猪的了，这就更得加大高污染化肥和有害饲料的使用，造成食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但包装和广告越来越华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人都要在周末去乡下的农家乐的原因：他们觉得农家乐比较环保，相对安全。人们在这种地产压抑和不安全的挤压下，就得去思乡了。

现在政府和媒体主流的意见是工业化、城市化再加农业现代化，这样的主流思想罔顾三大制度代价的恶果相加必将爆发，也许这种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大部分是裸官或者兜里有绿卡。其实，在我们强调这些之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三四十年的逆城市化潮流。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只能满足过剩的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相结合的获利需求。在前面说的这些城市病的挤压下，人都会有那种“去城市化”的愿望，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就出现了。所谓思乡，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去城市化”趋势，当然也伴随着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的增强。

美国推动绿色食品消费和绿色经济的是“布波族”，布波族是布尔乔亚(Bourgeois)和波希米亚(Bohemia)的缩写组合单词，来自一本翻译所引进的书《天堂中的布波族》，布尔乔亚阶层和波希米亚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布波族”。布波族既讲究物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讲究所谓的“质感”)，又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和浪漫主义风度。他们是 21世纪的精英一族，追求心灵满足是其工作的动力，并善于把理想转成产品。这群精英族，同时拥有 20世纪 70年代被视之为波西米亚人的嬉皮及20世纪 80年代的被视之为布尔乔亚的雅皮特质。

21世纪最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这无所谓对错好坏，反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随之，中产阶级引领的“去城市化”则势必成为一种趋势。

(本文为温铁军于 2012年 8月 25日对湖南卫视“回不去的故乡”纪录片编导组的部分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