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潮：台湾官产学复合体灾难才刚刚开始

中研院院长卷入浩鼎生技公司内线交易案，遭检方列为贪污被告并限制出境。本案涉及的金流人脉之错纵复杂，投棋布子之细致绵密，产官学巨头联手坑杀股民之处处机心，令人不寒而栗。其中所暴露的不仅仅是翁启惠个人的道德败坏、中研院学术地位的斯文扫地、政商两栖权钱交易的憷目惊心，它更说明了过去三十年来，台湾当局奉行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力推导产官学合作的“公私伙伴关系 ”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机制所带来的结构性崩坏，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台湾新将继任的领导人不能从浩鼎案中总结教训，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恶梦中醒来，从作为“产官学复合体”操盘手的沾沾自喜中回头，走了一个翁启惠，还有更多的“翁启惠们”在中研院的院长室门口排队;关掉了一个浩鼎公司，还有更多的生技公司作为未爆弹就枕在你我的头下，蓄势待发。

纵观浩鼎公司以一个美国上市公司Optimer Pharmaceuticals在台百分百投资的子公司，其主要产品尚未通过解盲、认证，非但从未实现过一分钱的盈利，2015年的税后净损还高达9.39亿的情况下，却能够通过行政院金管会的护航，援用《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挂牌上柜，在短短3年间让股价暴涨20余倍，上演了一出买空卖空、坑杀股民的生技噩梦。撇开当事人的犯罪动机不论，环绕着整个浩鼎案的核心是产官学三方在伦理和利益分际上的界线模煳，而产生这种模煳化的根本，恰恰就来自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迷思下的“公私伙伴关系”。自上个世纪八〇年代起，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宰着整个世界的经贸秩序，它主张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除了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由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之外，还在国家与企业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积极鼓励发展“公私伙伴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力”的逻辑，透过WTO、IMF所制定的规范，强拉国家进入国际竞争体系，凡举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大众媒体以及学术、医疗等领域尽皆统摄其中。在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政府的施政目标就在于如何提升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及科技转移等，以便尽可能的让厂商从中获利。

三十年来，历届政府不分蓝绿，无不致力于推动知识商品化，将知识与知识劳动者整合到生产体系当中，藉以实现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产业转型。因此，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挹注，以“五年500亿”介入大学改造，以便使学术研究能够与企业的需求密切结合，在私有领域及第三部门中致力推动“公私伙伴关系”。其中，生物科技和生技制药恰恰是作为明日之星而成为其重点扶持对象。在追求利润极大化与资本积累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下，政府部门将自身的健康职能从“事前预防”转向“事后治疗”，有意识的引导生技产业发展，促使更多的医药生产与医疗服务进入研发领域，同时全面地推进并发展与健康相关的研究，通过大量的量化统计、医疗论文、药物实验等科研成果，不断地产生新的医疗话语、新的疾病建构及健康概念，刺激并创造消费者的病识感和医疗化需求(如医美、减肥或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与治疗)，藉以扩大医药产业的资本积累。

如今，产官学复合体之市场力量已成岛内发展生技和医疗产业的不二法门，符合新自由主义提倡“公私伙伴关系”的发展主旨。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下，政府引导知识经济与核心科技发展来作为经济扩张的力量，大力发展生技科学园区、给予厂商补贴、减税、土地租赁优惠，并引导学界投入知识生产，将学界与产业界结合在一起;学界也越来越强调向校外筹募资金，通过从企业取得专利权、科技移转或承担研究园区顾问服务等方式不断涉入医疗化领域;个别党派与政治人物通过政策制定、法案审理和特许经营来图利厂商，从而取得政治献金和经济回馈，形成了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再生产的产官学复合网络，所遗留下的就是在医疗化市场中不断碎片化的个人，任其宰割。

此外，这种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和啓动资金、学界出力、企业获利为主要经济增长模式的产官学复合体，存在着专业科技、市场机制与政府部门三者之相互共构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市场利润所带来的经济诱因，其科技研发将难以为继，再伟大的科学设想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甚至是一场骗局。浩鼎事件最令社会大众难以接受的是，在新药尚未上市，还未能在医疗市场中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却能透过股市的炒作来掠夺社会资金，而且还是中饱私囊。在这个由浩鼎案所揭露地产官学复合体的本土图像中，翁启惠不但透过技术转移以人头接受企业赠股谋利，还假借中研院院长的学术光环为一个已知失败的新药解盲护盘，但却私下转移持股坑杀散户;蔡英文长期主导政府生技产业政策，不顾利益回避为其家族事业在生技领域噼荆斩棘，从宇昌案和浩鼎案都有其家族成员涉入寻租的足迹;金主尹衍梁逢低接手获取暴利，却将利益输送给指定人头，让穷画家一夕成为亿万富豪。以上三者，代表着台湾产官学界的三大龙头，其行径着实在令人不堪闻问，也让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公私伙伴关系”，似乎没有经济学家描绘的那般美好。

最后，敏感的你或许还会问：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台湾强大的“公民社会”，不就是牵制政府政策过度向市场倾斜，保障公共利益，反制企业寻租行为的社会堡垒?别傻了!以接受政府财政挹注为主要经济来源的NGO，表面上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执行着社会治理的政府职能，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政府极小化的产物，是产官学复合体的鸾生兄弟，要求他们起来反对自己，非但陈意过高，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