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泪血大控诉：国民党喝兵血

泪血大控诉6：喝兵血

摘选自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六章第6节：

如果说，打骂残杀士兵是旧军队的悲剧，“吃空”(kòng)则是闹剧。

所谓“吃空”又叫吃空额，就是虚报兵员人数并冒领、贪污其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吃空”，一般吃基层连队和独立排的。连队的空额不光是连长自己的，还有上级长官的。上级长官也不是每个连队的空额都吃，所部的空额有的吃得到，有的吃不到，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暂编五十二师“人事、经理自成一系”，上司就吃不到该师的空额。当然，长官吃下属的空额也不白吃，对吃得多的单位，他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在兵员、经费、装备的拨补上，在职务的提拔上，在作战部署等方面，多关照他们。

军官究竟能吃多少空额，没有完整的资料记载，只能根据一些零星文献、口碑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了解一个梗概。国民党独立第九十五师有“赵子龙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嫡系。据该师师长张伯权回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一人就吃800个空额，仅在独立第九十五师就吃150名空额。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只及报表数的百分之六十”。

基层官佐也能“吃空”。排长赵谦说：他所在连队有15个空额，据说这是陇耀师长规定的，让连长们吃了空额以后，就不要再克扣士兵的粮饷了。

原国民党第五四六团特务连一等兵李开国起义后不久，调到该团五连任文书，接原文书开小差后丢下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发现：五连花名册上的士兵有150余人，可是实际上还不到100人。起义后开小差的充其量也就10来个人。

开小差的文书后来无处可去又回到连队，他告诉李开国：五连花名册上有40来人是按照当官的吩咐乱编的名字，叫空额。

经老文书这么一指点，李开国想起来了，部队从吉林市仓皇撤到长春市时，武器装备大量丢弃。国民党国防部在为其拨补武器装备前，曾派人前来点验。点验要数人头，抽花名册当场呼点。为了应付国防部大员，第五四六团临时拆散了一个营，将士兵分配到其他两个营和团直属队。每个临时分去的士兵都被按照花名册安上了个假名字，喊到假名字时，顶替者必须答“到”。拆散了的这个营，对国防部大员则以“在城外执行守备任务”为由予以搪塞。其实，点验第五四六团时，该团的守备早已被其他团接替。

 李开国于1990年代

很难说这个把戏不会被识破，蒋介石的钦差大臣再笨也笨不到哪里。“吃空”在国民党军队比比皆是，太司空见惯了，不“吃空”反而不正常，不然国防部还派人来点什么验?不过，这也没什么难处，有钱能使鬼推磨，安排好国防部大员吃喝玩乐，再塞点钱，不愁他不闭上一只眼睛。

这次点验第六十军破费了多少，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是，各级长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蒋介石撒了个弥天大慌，狠狠地捞了他一把。不捞白不捞!

分队长官也撒谎。国民党军的长官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很少深入基层。上级长官于光天化日之下敢欺上瞒下，连长们何尝不能也干点瞒天过海的勾当?上行下效，背着上级长官发点小财，顺理成章。于是，军、师、团长们不时地也要点验所属分队，抽查人数。空额可以吃，但兵也不能太少了，否则谁来打仗?

遇到这种情况，连长们也要借兵。通常是连队之间互相借。若不成，则找来一些老百姓，给他们套上一身军装，管两顿饭，最多给点小钱，完成冒名顶替任务，再扒下军装放他们回去。

“吃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隐瞒作战阵亡士兵数。据暂编二十一师代参谋长杨肇骧着文回忆，1947年秋“吉林保卫战”结束后，国民党第六十军少报了数百人的伤亡，一方面是为了邀功请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领经费、粮饷。

第六十军兵员经上上下下各级长官这么一折腾，部队的军事实力只能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军长、师长说不清，解放军干部派来后，也只查了个大概：长春起义时，全军报称2.8万人，实际进驻九台2.3万人，其中还包括空额、冗员、冒名顶替者及大批眷属。解放军干部全部到达后，对混乱的部队进行了彻底清查整理，实际人数仅为1.9万人。由于部队起义后的逃亡人数难以统计，上述数据只能概略地反映国民党第六十军“吃空”的大致面貌。

 1949年在四川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赵国璋摄

 网上下载：备受盘剥的国民党士兵

 同上

 同上

空额，由带兵长官掌握、开销。团以上部队长官的空额由于数量较大，通常交军需部门经管，列入特账收支。

纳入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特账的空额，在1948年1月至少有142名，其中在由吉林警务处部队改编的所属第二团和第三团分别有52名和12名，在师直属辎重营有78名。

李嵩的特账不分公私，其收入来源，有制作符号剩余款、购买大车剩余款、行军锅灶剩余款，上级拨发的犒赏费、防寒费，还有从东北交警总局吉林警务处带到暂编五十二师的滚存结余款等等。在所有资金来源中，通过空额吃进来的饷项结余和结余粮代金占半数以上。

上述所有款项的开支均由师长一人说了算。这种私有性质，在旧军队天经地义。李嵩师长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支汇妻子蔡凤仪和长沙亲友李世辉等人的款项，均从这里开支。

上述款项虽然归师长任意支配，但师长并不独吞。有些公务活动也要从其中开支，如特支费、犒赏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费等等。不过这类开支只占10%左右，且其中多数款项后来又转到临时费中去了。军长给的犒赏费，犒赏到部下头上的仅占13%左右。

特账还有一项较大的支出，就是给部分军官送钱，予以补贴。送钱的对象一般是副职或没有经济权的军官。当然，都是用得着的人。至于钱送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师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

各级长官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占有，强化了他们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各级长官对这些不义之财的任意支配，强化了内部封建的忠义道德，而一旦培养出一批感恩戴德的部属，自然不愁打起仗来没人为自己冲锋陷阵。军队的私有性质，随着金钱与地位的循环、流动、交换，不断被强化下去。

在国民党军队，“吃空”虽然比比皆是，但又是最低级的贪污。基层军官的空额不是少吗?贪财者自然会挖空心思打一些在士兵身上榨取油水的鬼主意。

李开国记得，在昆宜师管区基干团这个人间阎王殿里，他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每顿只给一碗稀饭，还掺了不少稻子、沙子，吃下去直拉肚子。就这样的饭，还限制时间，5分钟一到，哨子就响了，没吃完也得把碗放下，说是“锻炼军人的战斗作风”。

最初，大家都以为是上级拨的粮食不够吃。一次出公差扛米，李开国才听说，士兵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半，而士兵们吃到嘴里连一斤都不到。原来，每次到粮店买米，连队管伙食的特务长(即司务长)都要单独挑几个兵跟着他，别人扛一包米回连队，只跑一趟，这几个兵却要进粮店里扛两三次米，而扛回连队的只有一包。显然，一部分大米被他们扛去倒卖了。

转业到成都市煤建公司任副经理的齐云阁，长春起义前两个月，因没饭吃，被迫到暂编五十二师第三团通迅排当兵。他记得，那段时间，长春一个玉米面窝头能卖18亿元东北流通券。排长家在长春城内，经常背着大家偷偷把克扣下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去换金银首饰，起义后，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开小差了。

军官剥削士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扣饷。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士兵该发多少饷，在笔者采访的起义士兵中，竟无一人说得清。

龙培，在暂编二十一师第三团重机枪连和第一八二师通信连都呆过，他说：“旧军队士兵的饷少得可怜，按规定应该每月发一次，但实际上，当官的想起来就给你发一次，想不起来就不发。发饷是一级发给一级，连长发给排长，排长发给班长，班长给我多少是多少，根本不敢问。不打你、骂你，就很不错了，谁还敢惹他们自找不痛快?是不是层层克扣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原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士兵罗珠成说到发饷就来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16岁那年，罗珠成刚分到连队时，班长就问：“你带了多少钱?”

“3圆。”罗珠成老老实实地告诉了班长。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这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

在旧军队，多数是以欺骗手法谋人钱财，赌博就是最常见的方式。

浦绍林当兵时，口袋里装着几枚大洋，一到部队就被几位军官盯上了，高低拉他去赌钱。其中一个还拍起了胸脯：“放心，跟着我，不会错的!”

拗不过他们的浦绍林只好跟着去了。赌博的方式是摇骰子，猜单双。没用多少时间，浦绍林兜里的钱输了个溜干净。

浦绍林说：“在旧军队里要学坏太容易了。我之所以没有学坏，是因为遇到了好人。我一到连队，赵霖芝、张子新他们几位就叮嘱我这个小老乡：‘不许跟周围的人学坏!’那一次，他们把我好一顿臭骂：‘你小小年纪，怎么也学赌钱?那几个人专吃新兵和生人的钱，谁和他们赌，都是输的多，赢的少。’”从那时起，浦绍林就对赌钱产生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厌恶，不但自己不沾，也不许家人沾，打麻将赢点小钱也不行!

与某团长相比，芝麻官要发点小财的确不易。在越南执行受降任务时，某团长“劫收”了一笔让全团官兵都眼热的洋财，货真价实的“大洋财”。

那是一个日本人的保险柜，里面放着金条。该团长不知从哪搞来的，钥匙也没有。那天晚上，他亲自带着团直属迫击炮连的十来个人，将保险柜抬到河边，借着“哗哗”河水流动声作掩护，让士兵轮流用军用十字镐刨，干了一晚上，才将保险柜五六层铁板一块块刨开。

这些金条后来带到了东北。1947年5月，当部队向吉林市撤退时，因为驮马走失，该团长用指挥刀的刀背狠狠地砍了勤务兵殷乎加一通，大家都以为驮在马背上的金条也丢了。事后殷乎加告诉同乡徐树礼：“金条没丢，一直装在一个大望远镜盒子里，由我背着，肩膀都勒出了红印子。”

国民党军队公开贪污，不胜枚举，人称：喝兵血!

军官的贪污直到起义后，还胆大包天地保持着惯性力。原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一团二营某军官起义后，贪污解放区发行的东北流通券4 158.6万元(旧币)。原国民党暂编五十二师第二团炮兵连李连长起义后，贪污、盗卖解放军供给的大米290斤、高粱米900斤、皮大衣6件、棉大衣8件、鞋子7双……

还有，全是士兵觉悟后揭发的。

泪血大控诉7：旧军队太黑暗了

摘选自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六章第7节：

在旧军队，被残杀的不仅仅是逃兵。

一位叫张秋生的揭发，士兵邓秋发患病后，蔡队长不但不安排治疗，反而派人将邓秋发扔进马厩。一夜之间，邓秋发被军马踏烂，拖出去时，连肉和衣服都分不出来了。

在旧军队，一些长官不仅不把士兵当人看，就是下属军官的性命有时也可以随意索取。

1948年7月，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第二巡查队潘队长与上尉队附关向荣发生矛盾，关向荣向长春警备司令部告发潘队长“克扣士兵粮饷，挥金如土”。

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是军统特务机构，内设4个巡查队，其职责除了搜捕“共匪”、检查过往行人的国民身份证及有无携带违禁品外，还包括取缔黑市、没收东西。没收物品拍卖后，按惯例可提百分之二十奖给检举人和检查有功人员，其余充作警备司令部的经费开支。不难看出，巡查队长即便“秉公执法”，也是个很肥的差事。

第二巡查队是从暂编二十一师调过去的，潘队长是军参谋长徐树民非常器重的同乡。关向荣告状后的一天晚上，向关向荣接到传令：“军长有请。”

关向荣急随传令兵赶到军部，但没见着军长。露面的徐参谋长不容关向荣问个明白，更不容申辩，只说一句：“你违法!”便让人拖下去制裁。

当晚8点20分，关向荣被押解至火车站附近枪决，身中三弹。

杀掉关向荣后，徐树民一面以“关队附伙同士兵通共，故已枪毙”的谎言搪塞长春警备司令部，一面编造“关队附患急病已送野战医院诊治”的假话欺骗其家人。直到第三天，才派人通知关向荣妻子：“关队附已病故，由医院安葬了。”

关向荣的妻子阮爱媛是关向荣赴越受降时在驻地娶的越南人，在长春举目无亲。关向荣一死，她的生活便无着落。关向荣的同学黄祥麟、苏文元等四处托人说情，将关向荣的“上尉底缺(领薪处)存留在暂编二十一师”，并从潘队长处要了两个士兵的“空额”，才临时解决了关向荣遗孀的生计。

“通共”，在国民党军中是杀无赦的重罪，因“通共”被杀的，多数其实并未“通共”，只不过说了几句评价共产党的大实话。

国民党第五四六团1947年驻防辽宁昌图时，团长就曾集合全团官兵，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东北民主联军释放回来的士兵，罪名是“替共匪宣传”。其实，这个士兵只是讲了几句：“共产党把我俘虏后，既没挖我眼睛，也没砍我脚杆，挺客气的，说愿意干的可以留下来，不愿干的发路费放你回去。”

送信的也是“通共”。军参谋长徐树民的勤务兵被俘经解放团教育后，于1948年放回长春，并给徐树民带去一封劝其弃暗投明的信。徐树民信也不看，一把扯得粉碎，喊来副官，当下就把这个勤务兵拉出去毙了。

这些人，杀共产党的战俘和地下工作者更不手软。

通常，杀证据确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要张榜公布，以造声势。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一般公文由军参谋长决定，以军长名义签发，盖上军长印鉴。重要案件由军长决定。1947年第六十军驻防吉林市时，军参谋长徐树民亲笔批示了枪决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派出的工作人员孟××，执行之日发布杀人公告，四处张贴。对于证据不足的嫌疑人员，则在严刑拷打后秘密杀害。

1948年3月14日，第六十军从吉林刚撤到长春市，暂设在长春二道河子一家饭馆内的军部闯进一位乌拉街的小学教员，上到楼梯一半时，被卫兵截住，正好又被下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撞上。徐树民一口咬定此人是“八路探子”。

小学教员大呼“冤枉”，申辩自己“不知道饭馆里驻了兵”。

徐树民喊来军部副官处张处长：“把他给我拉下去教训教训，让他招供!”

此时的东北天寒地冻。张处长把小学教员拖到室外，将他的衣服剥得只剩下衬衣、裤衩，然后就是拳打脚踢，直到把他的一只眼珠子打出眼眶，还是没逼问出来什么名堂。当晚，徐树民下令用刺刀将这位小学教员挑死在老百姓的羊圈内。杀这位小学教员，没有公告。

无公告杀人多了，特别是杀战俘。还有活埋战俘的。

1947年，国民党第五四六团驻防昌图时，抓住一名民主联军的侦察兵，团长亲自审讯：“你们来了几个人?”

“两个半。”

“带了几条枪?”

“三条半。”

团长火了：“妈个×，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跟老子吊儿郎当的?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埋了!”

抱着机枪在附近警戒的团部特务排士兵徐树礼，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侦察员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侦察员不求饶，不叫喊，一双眼睛向团长投射出一束极度鄙视的目光，犀利逼人，直到最后一锹黑土埋没头顶，他还顽强地在土里拱，在土里挣扎!

 历史见证人徐树礼

还有残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

依然是这个团，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驻地来了一老一少背着三弦琴沿街卖唱的父女，姓刘的副官硬说他俩是“八路探子”，拷问父亲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又去拷问那个姑娘：“是谁派你来的?不说?不说就扒了你的衣裳!”

女孩子吓得“呜呜”直哭。被反绑双手的父亲，“扑通”一声给刘副官跪下了，一边“砰砰砰”地磕头，一边用呜咽嘶哑的声音哀求。

刘副官一脚把老头儿蹬开，然后走近被反绑双手的女孩，托起她的下巴：“嘿嘿，还是不说?那我可就扒衣服啦!”说罢，就把手伸过去解她的衣扣。

“还不说?”刘副官动怒了：“来人，到猪圈给我拔几根猪鬃。”猪鬃拔来后，刘副官一手捏着女孩子的乳头，另一只手捏着猪鬃直往乳腺里捅……

起义官兵都说，旧军官玩女人太常见了，不吃喝嫖赌反而不多见。逛窑子通常是一些最下级的军官和老兵油子干的事，一般士兵没这个钱，也没这个机会，白天要训练，晚上要站岗、守碉堡，根本出不去。

国民党军也不准逛窑子，部队每驻防一处，都要派出纠察队上街巡逻，妓院自然在纠察范围内，但这种纠察多流于形式。一位当年的纠察队员说：外出纠察都由军官带队。每次纠察到妓院门口，带队军官常常一人进去“喝茶”，士兵在外面等候。军官的“茶”喝完了，再继续“纠察”。

有时也进妓院“抓人”，但一般不真抓，因为这是个捞外快的机会。通常先破门而入，呵斥一通，把口袋里的钱搜去，再赶他们散伙滚蛋。

有的下级军官不但自己逛妓院，还带上几个士兵去“有福同享”。这也是笼络士兵的一种手段。

逛妓院的官兵多数要染上性病，遇到这种情况，就得花更多的钱去买一种叫“九○四”的药去洗，还不一定能治好。

不少国民党军队起义后，解放军的卫生部门都要拿出一大笔款子，去购买贵重药品，为起义官兵中的性病患者治疗。

连以上军官很少去妓院，那地方太脏，又下贱，不屑一顾，但也偶尔为之。也有相对“专一”的，搞一个临时夫人到兵营里同居，走哪儿带到哪儿，不想要了，借部队换防溜之大吉。

还有娶几房姨太太的。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艾维仁离休前讲过一个“笑话”，是他刚从辽南军区独立第二团调到九台改造起义部队时，听起义官兵讲的。

那是起义前的一天，团直属队会操，某团附突然发现队列里有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顿时怒目横眉，愤然作色：“这是哪来的兔崽子?”

一旁的副官悄悄禀报：“是二太太昨晚介绍的，来咱们这儿找碗饭吃。”

该团附“哦”了一声，眉舒目展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个子是小了点，但挺精神，精神!”

官再大一点，搞这个行道更威风了，有皮条客伺候，还有武装警卫。

据地下党员赵国璋生前笔记记载，1946年10月他途经沈阳时，住在某师办事处小楼里的某军需主任就曾得意宣称：“老赵，你来迟了，8月间×总司令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要找个日本姑娘陪他睡觉，大家没办法，结果还是我来拉了这个皮条……”

这些事，整训之初，起义官兵都不当回事：人家双方都是自愿的嘛!不但不当回事，还拿出来炫耀。类似事情，是经过指导员、教导员和政委们的教育，广大起义官兵才觉悟：这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和金钱摧残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