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资本下乡现象，学界侧重于考察土地流转所带来的人地关系变迁，对土地流转背后较具隐蔽性的人水关系变迁关注不足。农业资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更为青睐有水源保障的土地，其作为新的用水主体进而也重组了村庄既有的水分配格局，促使水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发生流动。本文以广西大规模甘蔗种植为例，揭示了农业公司在甘蔗种植过程中的用水策略和逻辑，认为农业公司的出现挤压了当地农户的水资源获取空间，并以威胁当地生态环境安全、村民利益及社区发展为代价满足自身盈利和增殖的需求。在资本下乡热的背景下，普通农户的水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此外，农业扶持政策和补贴分配不能仅以经济效益和规模效应最大化为中心，资本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对水资源的需求和使用方式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该纳入政策设计和决策过程中。

2018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任大炮又开炮了：‘城乡双轨制不打破，就实现不了资源空间配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土地、宅基地，农民咋能富起来’。他发言的逻辑基础就是，资本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制度、法律首先应该给资本畅通开路，政府必须首先为资本服务。如果按照任大炮的主张，资本进入农村自由买卖土地和住宅，农村中就会出现大批农民被迫卖房卖地，沦落到城市中当盲流，生活没有丝毫的保障。

政府和企业合作完成了对村庄的“经营”和“再造”，这是地方政府依托弹性土地政策和财政专项资金，积极鼓励和引导的结果，也是“经营城市”模式在广袤农村的延伸。资本下乡后大力推动“农民上楼”和“土地流转”，构造了新的村庄治理结构：村庄日益依附于公司，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联合“经营村庄”对村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世界各地农业变迁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的基础，讨论的焦点在于农业资本化是否改造了家庭农业、是否必然带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出现，以及如何理解农业资本与家庭农业之间的关系等。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中国农业变迁的研究也进入了这条理论脉络中。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