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中国的一次检验，检验中国的差距和不足，检验中国的应对水平和能力，从一段时间的表现看，需要改进的方面还很多，特别是一些部门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能力，多提出一些有水平、有战略价值的好建议，多推出一些有水平、有战略价值的好政策，当好中央助手和参谋，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做出一些经得起检验的踏实工作！

美国的种族歧视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根源。种族问题将成为美国难以破解的社会难题，甚至成为社会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自诩为“人权卫士”，却无意亦无力解决本国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问题，暴露了其制度性结构性缺陷，凸显了“美式人权”的虚伪本质。美国种族关系的现状受制于其国内的政治架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就无法改变美国种族关系和种族歧视的恶性循环，少数族裔人权保障也就无从谈起。

美国的司法制度无疑有很多缺陷和漏洞，然而纵使设计得再高明、再精细，如果整个社会文化堕落了，上层建筑腐朽了，一个组成部分亦不可能独善其身。检察官奉行丛林规则，不知正义为何物。而律师认钱不认理。社会文化、社会道德沉沦至于此，穷尽设计之所能，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司法制度。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设计再好的制度，也能被活人找到空子可钻。美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其危害性、严峻性不见得低于中国，但统治美国、控制美国舆论的精英阶层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长期以来持续不断进行贬低他国的洗脑宣传，已经形成了美国人普遍的傲慢思维方式，这是美国的悲哀。

经常有人喋喋不休地拿什么中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来说事。笔者建议请不要拿外交语言来权衡战略问题。习近平主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在当前形势下，双方要深化战略协作，这不仅是为了中俄两国的利益，更是为了扞卫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按照习主席的说法，中俄关系的确不针对第三方，但针对全世界，针对全世界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这就足够了，这样的针对性难道还不十分强烈吗？

作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民主援助”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民主援助”中发挥极大作用的全国民主基金会，从成立之初起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共色彩，而它最初的工作目标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包括欧洲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越南、缅甸等国实施“民主援助”。它所承担的使命，正是中央情报局过去一直从事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中央情报局是作为美国政府机构，以隐蔽的方式实施输出民主的战略，而全国民主基金会则是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公开从事输出民主的活动。​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特朗普打压和遏制中国崛起的主意是早已定了的，抗美科技战、经济战，都是持久战。华为初战告捷，只是打出了一个好开头，要做好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准备。特朗普“停火”，无非是想“战场”没能得到的东西，转到谈判桌上得到。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昭告世界说的：“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呑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特朗普此人毫无诚信，翻云覆雨，谈判势必旷日持久，就算达成协议，说不定转背就被撕毁。还是要詺记毛主席那句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在中美两国寻求符合新时代、新要求的合作方式与平衡点的过程之中，这封公开信是美国国内极个别人出于各种奇怪动机甚至是个人私利，不希望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声嘶力竭地发出的噪音。虽然其内容已荒谬到不值得一驳，但也必须警惕这种声音对美国国内民意可能的侵蚀。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国家正经历复杂而深刻调整乃至挑战的当下，必须警惕某些政治人物利用这封公开信的论调，将美国国内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引向外部、引向中国，从而骗取自身政治利益的伎俩。

白人至上思潮的复归是以当前美国的历史性、社会性、区域性、群体性等特点为背景的，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它在2017年酿成形形色色群体性运动的同时也以超越种族分歧内核的方式深深植入社会制度和政策的肌理之中，进而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互呼应，反过来进一步作用于国内社会日益“撕裂”的局面，使其切实陷入“美国反对美国”与“美国反对世界”两项叠加的恶性循环。若不加正视和遏制，一个由内而外的“美利坚分众国”将日益浮现。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若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不但不能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我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做法，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即便把中国视为大国竞争对手，美国的取胜之要也并非打压中国，而是改变正在分裂和削弱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使自身真正强大起来。

也许以后的年轻人很难相信，中国曾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人相信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拿来主义”实现，而用不着自主开发。当然，这种思维的流行不仅与学界的“胆怯”有关，也与跨国公司的“大众教育”有关。大约在2005—2006年的某一天，作者应邀参加了一个论坛。在论坛的嘉宾讨论环节，主持人向当时微软（中国）的负责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有像微软那样的企业？”那位负责人煞有介事地纠正主持人说：“中国已经有啦，因为微软就是中国企业。”为了攫取中国市场，当时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自称中国企业。今天，在微软按照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对华为“断供”之际，再回想一下这些言论，不禁令人莞尔。这个插曲说明，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就要汲取自己从经历中获得的教训。对于包括工业史在内的学术研究来说，其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使民族的记忆历久弥新，时时提醒我们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

尽管“我们必胜”纵队成员在古巴的劳动成果并不显着，回国后也未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但他们的活动无疑促进了美古两国的民间交流，而且参加过这一活动的美国青年在精神上都得到了一次升华，可谓“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直到今天，这一纵队仍在美国活跃着，每年都组织大批青年前往古巴体验生活，并为打破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不懈努力着。

长津湖之战对于整个朝鲜战争来说，影响非常深远。志愿军九兵团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将美国人彻底轰出了朝鲜东部元山平原地区，一举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大局。

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事关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

事实上，今天全世界不符合美国政治标准的国家，并不等于是美国所说的专制独裁国家，更可能只是与美国新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国家。帝国主义没有边界、尽力扩张的原则，在美国新帝国主义那里表现为：用强大武力做后盾，用意识形态为标准，用“颜色革命”为手段，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纳入美帝国的经济利益圈，逼迫世界按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标准而成为美国的附庸。“颜色革命”作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手段，其本质也日益被人们看清：它不过是实现“美国第一”的工具，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实现老帝国梦想的新招数。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必须清楚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本质。在贸易谈判中，绝不可以接受任何霸权主义的条件。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要求的是公平公正的贸易往来。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中国人民曾经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战胜了美国及其盟友的严酷制裁和军事围攻，并独立自主地建成了自己现代工农业体系。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制裁，那个国家应该就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适合自己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发展模式。任何别的国家，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该坚定不移的按照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走下去。那些霸权主义者继续做他们希望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的白日梦吧。

亚欧大陆始终是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中心，尽管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战争形态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自然地理没有变化，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没有变化，美国与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没有变化，美国作为一个亚欧大陆以外国家的格局没有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国想要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占领、征服、入侵、掠夺亚欧大陆，显然永远不可能成功，哪怕是取得了几场军事胜利，哪怕是推翻了几个国家的政府，哪怕是绞杀了某个国家的总统，哪怕是掠夺了被打败国家的财富，最终，依然会失败，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魔法，这就是美国这个亚欧大陆之外国家的宿命。